二 宋代军事刑罚的适用原则

宋代军法量刑，不仅具有当时一般刑罚适用原则，[25]如划分公罪与私罪[26]、区分故意与过失[27]、自首减罪[28]、累犯加重[29]、盗罪加重[30]等，还有其作为军事刑罚的特别原则。

（一）军人从重原则

军人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担负着特殊的职责，因而其犯罪就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处以更重的刑罚。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规定：保甲“随巡检追捕，非上番，惟于本地分犯盗，加凡盗二等”。[31]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宋廷颁布的“忠义巡社条法”中规定：“忠义巡社犯放火、强盗、持仗劫盗，并各加凡人一等。”[32]可知，宋代军人犯盗，即便是乡兵，也会比照凡人盗罪[33]加重处罚。又如，熙宁八年，诏：“灾伤州军获强盗，该凌迟处斩。或杀人，或凶恶，或军人，或三犯行劫，并至死。”[34]这条诏令表明，当时灾伤州军捕获强盗，只要是军人身份，可不必考虑罪行轻重，直接量至死刑。再如，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殿司左军劫马军司使臣家，被获。孝宗指出：“不当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道：“强盗已不可贷，况军人乎！”[35]君臣二人无不认为，军人犯盗罪，不当以百姓常法治之，应从重惩处。

（二）战时从严原则

战时军人犯罪往往直接影响战斗、战役甚至战略上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其犯罪危害程度较平时要大得多，故而处罚为重。同一军事违法行为，宋代军法对战时与平时在处罚的轻重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战时军法，《武经总要·罚条》中不少律文都在斩刑后，规定非出军临阵依常法。如，第7款“背军走者，斩。非出军临阵日，依厢禁军敕条”；第43款“自相窃盗者，不计物多少并斩。非出军临阵，自从常法”；第49款“博戏赌钱物者，斩。非出军临阵，自依常法”；等等。[36]通过对比战时“罚条”与常法“擅兴律”部分律条，更能清楚地发现这一量刑差异。此处仅举两例。其一，“罚条”第8款与“擅兴律”第1门“擅发兵”第1款，都是对擅发兵的惩处，前者规定“边塞有警急及探得贼中事机，不取主将节度而擅发兵者，斩”；[37]后者规定“诸擅发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百人加一等，千人绞”。[38]其二，“罚条”第9款与“擅兴律”第2门“给发兵符”第1款，都是对擅用兵符的惩处，前者规定“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者，斩。若寻常抽发移替，自依常程日限。或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宣命文牒相副而辄发者，亦斩”；[39]后者规定“诸应给发兵符而不给，应下发兵符而不下，若下符违式，及不以符合从事，或符不合不速以闻，各徒二年。其违限不即还符者，徒一年。余符，各减二等”。[40]较之“擅兴律”区分不同情状的慎重定刑，“罚条”皆是直量斩刑。

另外，以下三则史料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原则。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天雄军士兵犯盗窃罪，时人认为必处死刑，而知天雄军曹玮却以常法处之。众人疑惑，曹玮解释道：“临边对敌，斩不用命者，所以令吾众，非喜杀也。平时治内郡，安事此乎？”[41]宋神宗熙宁三年，宋廷在讨论是否放宽禁军逃亡法时，王安石即言：“前代军法[42]但行于战伐时，若罢兵，即解约束。律在军所与平时法自不同也。”[43]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诏知州兼统兵去处，“非出师临阵，毋得用重刑”。[44]

战时量刑严于平时，是军法不同于一般法律的特点。宋代统治者如此设立军法的用意，正在于“夫三军之众，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此赏罚之所以设也。……使疲者勇，懦者决，进有幸生，退有必死焉”。[45]

（三）禁军从重原则

禁军作为宋代正规军，较之厢军、乡兵等军种，承担着更多拱卫国家的责任，所谓“以守京师，备征戍”。[46]因此，禁军犯罪要比其他军种军人犯罪之危害性更大，故处刑从严。综观宋代军法的内容，其量刑无不体现这一原则，即禁军从重，厢军次之，乡兵较轻。[47]

以“阶级法”为例。《宋会要辑稿》所载《斗讼敕》中保留了一部较为完整的宋代禁军、厢军阶级法。

诸军厢都指挥使至长行，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者，上军当行处斩，下军及厢军徒三年，下军配千里，厢军配五百里。即因应对举止偶致违忤，各减二等，上军配五百里，下军及厢军[48]配邻州。以上禁军应配者，配本城。诸事不干己辄论告者，杖一百，进状，徒二年。诸军论告本辖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诸军告本辖人再犯，余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邻州本城。[49]

而现存最为完整的一部乡兵阶级法，保存在宋高宗建炎元年颁布的忠义巡社条法之中。这部忠义巡社阶级法规定：

忠义强壮巡社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义。每遇点集、御金贼，及应援本州军府或邻近州县乡村，及把截津渡，但依公聚集之时，若有违犯阶级者，杖一百；殴者，加一等；伤重，加斗伤二等。其违犯本属官者，徒一年；詈者，徒二年；殴者，徒三年，仍配千里；伤者，斩。若情犯凶恶，或事涉扇摇者，勘罪闻奏，即陵迟处斩。若不因点集等有犯，各加凡人一等。若遇御捍金贼，或捉杀群盗，临阵有犯，并依军法。[50]

根据宋代阶级法，禁军犯阶级，量至斩刑；厢军则比照禁军减等量刑，不曾关涉死刑；属于乡兵系统的忠义巡社，殴伤本属官，虽会被判死刑，但单纯犯阶级只是杖一百。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载有忠义巡社阶级法，然内容甚略，仅有“犯阶级者，杖之”[51]六字。由此可见，杖刑确是忠义巡社犯阶级的主要刑罚。

再以“士兵逃亡法”为例。宋初，禁军逃亡法的基本内容简约而严格，规定：“逃走一日，即斩。”[52]宋仁宗时期，将禁军逃亡后判死刑的时间延长至3天，即“仁宗改满三日”。[53]宋神宗熙宁五年，进一步放宽了有关禁军逃亡后处斩的期限，“诸禁军逃走捉获斩，在七日内者减一等，刺配广南牢城；首身者杖一百”。[54]从此，禁军逃亡后7日内被捉获者可免除死刑的制度被固定下来。至少在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之前，厢军逃亡法即已颁布。[55]而有关厢军逃亡法的内容，最早见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审理的一宗醋库曹司逃亡案件的记载之中；[56]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亦载其部分内容。[57]然传世文献所见厢军逃亡法的律文已不完整。由支离破碎的史料可知，除配军外，对一般厢军逃亡的处罚较之禁军要轻得多。现存文献对宋代乡兵逃亡法亦缺乏全面系统的记载，仅见零星内容；[58]较之厢军，乡兵逃亡所受处罚要轻许多。

（四）配军从重原则

配军者，多为亡命强悍之徒。为了削除其对社会的危害，宋代将他们纳入军队管理系统，用严厉的军法加以约束。所以，配军虽属宋代厢军范畴，但因其性质特殊，一旦犯法，则从重科罪。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宋廷令永兴军选配军加以教阅，分隶逐路，并且规定“内贷命劫贼人，本以情理可悯及有疑虑贷命者，若至配所更作过犯罪，法至徒，情理凶恶者，处斩讫奏；其余非贷命配到者，如有过犯，加常法一等断遣”。[59]宋神宗熙宁八年，诏广南西路经略司，遣使臣分往诸州军，择配军精良者赴桂州，以“新澄海”为名，“委经略使觉察，如作过凶恶，即于法外重断”。[60]

宋代“士兵逃亡法”规定，配军逃亡后，要按照最严厉的禁军逃亡法问罪。如，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从刑部言，“配军逃亡捕获者，元犯情重，依上禁军法；情理不至凶恶者，依下禁军法”。[61]

（五）边地从重原则

边地从重原则，完全是出于维护国家军事利益之需要而设立。宋代士兵“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62]如前所述，禁军逃亡法宋初规定“逃走一日，即斩”，[63]到宋仁宗时期“改满三日”。[64]在禁军逃亡法逐渐放宽的过程中，至和元年（1054），虑及“捕逃军法轻”，士兵多逃入外界，宋廷申明“禁军逃至缘边，经一宿捕获者，斩”。[65]即禁军逃至边境地区，仍依照国初旧制，经一宿者处斩。

此外，宋代“主兵官禁约”中，就有不少是针对沿边地区主兵官而制定的。如，宋法要求官员忠于职责，不得擅离职守，否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职责的特殊性，主兵官此种行为会被加重处罚，[66]而沿边地区主兵官所受刑罚更加严厉。如，宋太宗雍熙四年（987），雄州兵马部署刘廷让“任处边城，兼兹统帅之权，制彼羌戎之境”，却擅离治所，辄赴京师，被贷死、削夺在身官爵，安置商州。[67]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因无故弃城寨，机榔县巡防地分陈嵩被斩，机榔县守把胡清被刺配沙门岛。[68]南宋《庆元条法事类》明文规定：“诸在官无故亡，计日轻者，徒二年；有规避或致废阙者，加二等；主兵之官，各加一等；缘边主兵官，又加二等；统辖官司知而听行者，减犯人一等。”[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