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代军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特点

作为宋代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军事司法制度具备其基本特点，[70]如鞫谳分司制度确立、法官回避制度日趋严密、起诉法完善化、覆审制度严格化等。而调整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军事司法亦具有不同于普通司法的制度设计特点。宋代军事司法制度，不仅具有我国传统社会军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如皇帝的最高军事司法权不受法律约束、战时的特殊军事审判制度、针对军官的特殊审判制度等，更具有以下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央军事司法机构的专门化

宋代枢密院既是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又是专门军事司法机构。它不仅负责审查覆核军人流、死案件以及疑难案件，也有责覆奏军官案件，同时亦得直接开庭审判。[71]宋代通过枢密院的这些司法事权，加强了对军人案件的司法监督，进而强化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度。较之于唐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唐代军事司法体系中，未设置专门的中央军事司法机构，其中央军事司法机构与中央司法机构实则为一。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构成了唐代中央司法机构，分掌司法众务，互相配合，互相监督，行使军事司法权。这种军事司法体制显然无法适应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夫横行的局面。鉴于唐末五代之弊，宋代开始在中央设置专门化的军事司法机构，从法制层面切实促进了中央军事集权的效果。

（二）地方军事司法权过于分散

由于军事司法权是实现军事统率权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宋代统治者遂以分散地方各级军事机构司法事权的方式，来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宋代地方军人案件，除各级军事官司可得管辖外，各级行政机构对其中某些案件亦有管辖权。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镇州数名戍卒夜间“焚民舍为盗”，通判王济“即斩之”。[72]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秦州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中”，知州李及“亟命斩之”。[73]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保州振武兵欲应贝州乱军，河北提点刑狱田京“捕斩，乃定”。[74]宋神宗元丰五年，监押贾默战时“以众先退”，致使巡检高素战死，由河东转运司审判。[75]宋高宗绍兴元年，越州军人黄德等“持杖劫盗”，杀死4人，由越州审判上报。[76]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诏：“诸军将佐有罪者送屯驻州鞫之。”[77]

（三）各军种的军事司法管辖不尽相同

宋代各级军事司法官司对于不同军种的军人犯罪，审判管辖权限有明显区别。在京禁军案件，三衙、京府皆有权审理。景德二年，殿前司、侍卫司提出“开封府追取禁兵证事，皆直诣营所，事颇非便”，结果被宋真宗以为是欲专决禁军案件。鉴于“有唐之弊，方册可视”，真宗下诏：“自今除逮捕证佐悉如旧制，军人自犯杖罪以下，本司决遣；至徒者奏裁。”[78]景德三年，又“诏开封府今后内降及中书、枢密院送下公事，罪至徒以上者并须闻奏”。[79]可见，三衙、开封府只有杖刑以下禁军案件的审决权，徒刑以上案须奏报朝廷裁断。[80]在外禁军犯罪，统治者认为“戍兵颇有上军，若诸校获罪而州郡裁之，非便也”，[81]所以一般所在州军地方官司不得裁断，须申报路级部署（总管）司、钤辖司或提点刑狱司依法决罪。[82]至于厢军，据大中祥符元年颁布的“厢军阶级法”规定：副兵马使以上勘罪，“具案闻奏”；厢军军头以下至长行，犯流罪以下“只委逐处决讫”，死罪须奏裁。[83]可知，厢军犯法，地方官司拥有较大审判权限。而现存诸史对于宋代乡兵司法状况的记载极少，唯保甲、忠义巡社相关史料略为集中。如，宋神宗元丰七年，诏：“州县除依条不许干预教阅外，其保甲有违犯及当抚谕弹压巡教官、指使违犯，自当觉察施行。若失觉察，保甲司按劾。”[84]元丰八年，从枢密院，命“府界、三路[85]巡教保甲官并指使，如保甲有犯，并牒本县，无县即申州、军行遣”。[86]又如，宋高宗建炎元年，宋廷在诸路设置忠义巡社，由所在州县官员兼任巡社官职，“以县令为本县忠义巡社统领官，县丞为同统官领（领官），知州为统制官，通判为同统制官”。[87]尽管未见忠义巡社司法权归属的确切记载，但是据此可以认为州县拥有忠义巡社的审判权。总之，所在州县掌有乡兵犯罪的审判管辖权。

（四）重视军人死刑案件的覆核

宋代统治者对于一般刑事案件，除疑案外，始终未将地方官司的死刑终审权收归中央。[88]但是，统治者于军人案件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唐以来，节度使的军事司法权力极大，得“总军旅，颛诛杀”。[89]赵宋建国后，立足于矫枉防弊，对武将权力进行层层削夺与限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军人死刑案件的覆核权收归中央。军人死刑案，除特定罪名及战时状态下军事司法官司可临机处置外，一般情况下必须经枢密院覆核，上奏皇帝取旨批准之后，方可执行。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诏：“自今开封府、殿前、侍卫军司奏断大辟案，经朕裁决后，百姓即付中书，军人付枢密院，更参酌审定进入，俟画出，乃付本司。其虽已批断，情尚可恕者，亦须覆奏。”[90]但在宋仁宗时期，枢密院曾札下开封府，令“军人犯大辟无可疑者，更不以闻”，即案情确凿、无疑难的军人死刑案件，无须经枢密院覆奏，便可行刑。仁宗得知后，出于“重人命”的考虑，于至和元年（1054）九月下诏开封府予以纠正，“自今凡决大辟囚，并覆奏之”。[91]至是，在京军人死刑案必须覆奏。而地方军人死刑案件，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之前，只录案刑部，不覆奏；在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之后，必须上枢密院覆核。该年五月，“诏诸路部署司，科断军人大辟者，承前皆不上奏，止录案申刑部，自今具犯名上枢密院，覆奏以闻”。[9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载有宋高宗绍兴五年颁布的一道诏令：“诸路宣抚司偏裨将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条断遣问当；有官人，具情犯申枢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编置，毋得故为惨酷，因至杀害。如遇教阅行军，即依自来条例施行。”李心传此处按语道：“此指挥虽云为偏裨设，然令径申密院，则是大帅亦不得专杀也。”[93]其言可谓一语中的。宋廷通过枢密院覆核军人死刑案，既有效降低了军中冤假错案的出现概率，更成功遏止了军官以杀立威，巩固了中央军事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