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的思想梳理

孙飞宇^[1]

《江村经济》一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早已有定论。以往关于该著作的评论通常将其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该著作会被认为是由新一代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学人^[2]所做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变迁的新式研究，而费孝通本人也曾自认属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参见张冠生，2000：645-646）。另外，在最近大陆关于费孝通的研究中，也开始关注他作为或者说自视为“士绅”的一面（杨清媚，2010）。要言之，无论是费孝通本人还是关于他的研究者，都不会忽略在他的思想中传统与现代双重性的叠合。这一双重性体现在费孝通的研究中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意识，特别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绅情怀，而与此同时，他的这种传统情怀是通过新式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体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来自何处，又如何具体体现在其实地研究中？本文试图从《江村经济》一书成文前的费孝通思想进展理路来考察该书的思想背景，以便回答这两个问题。为了确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之前所受到的影响，本文采取了一个保守的做法：系统分析在1936年之前费孝通的作品。这些早期作品在今天的费孝通研究中仍然较少得到重视，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早期研究都是对于人物思想研究的重点所在。费孝通在早年所受的影响十分广泛，既包括旧学的影响，也有五四运动以降新思潮的影响，或者是具体而言，他当时的师友如吴文藻、杨开道、林耀华、李安宅以及他的阅读所及如派克、马林诺夫斯基等。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学术影响当然并非仅由其作品反映出来，但是他的早期作品至少是我们在研究层面上可以明确划定的研究范畴。通过细致分析其早期作品，本文发现，费孝通这些早期作品中所明确提出来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论，是进入和理解《江村经济》一书以及江村调查的核心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