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文集
- 周晓虹 张静 乐江
- 1953字
- 2024-11-02 20:48:54
三 燕京学派之独特性
那么燕京社会学派的独特性在哪里?它相对于什么而独特?如果《江村经济》是燕京学派的代表作,那么它显示了当时中国学者不同于以往的问学尝试:试图运用和国际学界共享的类别逻辑和分析框架,来认识中国社会。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角色,他说:“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费孝通,2012:24)他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研究需要新角色、提出新问题。
在今天看来,这虽然不稀奇,甚至可以堪称不能再平常的角色,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学问或者派别,以与民众平等的态度,系统地采用经验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现象。之前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精英和君臣的思想以及他们的历史实践,较少真正触及基层社会现实,其方法主要是考据、解说、抒意、策论和颂圣,其目标主要在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或者奏折,其价值在以史为鉴提示世人,其角色是教化劝导,包括君臣和大众。但燕京社会学派的工作显然不同于此,从潘光旦、费孝通、吴文藻、杨庆堃、林耀华、瞿同祖等学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不同。他们的工作显然有别于从前的目标和方法,但他们使用的概念逻辑体系与传统治学展现了有意识的不同。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来工作,这是燕京学者偶然的相似,还是意识清楚的作为?观燕京学派的目标阐述可证。1940年,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他建议的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社区”“文化”“制度”“功能”,构成了燕京社会学作为学派的“概念格局”(转引自胡炼钢,2011)。这些东西显然有别于从前中国学者治学的概念体系。为后人传颂的、吴文藻先生致力的“社会学中国化”工作,一般指的是他主张社会学采用中文教材,培养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社区。这三点实际上都是为社会学在中国开展的必备建设,但它们是否属于“中国化”,还要深究——教材参考什么资料写成、培养什么角色之人才,以及使用什么逻辑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清楚答案。
所以,燕京学派的工作以现代社会学在中国的开创建设更准确,他们开启了新的、专业的社会研究。其主要特点与其说是本土化道路的提出,不如说是研究角色、议题、方法及目标的转换:在角色方面,不再作为帝师或教化者存在,而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议题方面,不再面向统治学说,而是面向它的行为及后果展现;在方法方面,不再采用考据、解说、疏意、策论和颂圣,而是采用国际专业领域共享的分析逻辑和原则;在目标方面,不再是正当性论述、例规引领,而是描述、解释、评估影响及预测未来趋势。
燕京社会学派的这些努力虽还不够系统,但有重大意义,它意味着不同以往的专业性标准开启,一种新的群体角色出现。这一群体角色的“独特性”是相对于从前的。因为在此之前,社会研究并非这样进行,研究者的角色也并非如此立基。这不是说之前的传统社会研究缺少用处——事实上中国深厚的社会历史研究很有价值,而是说仅仅通过一种历史借鉴、情怀舒展、教化君臣和大众,或者以居高临下的统治者、劳心者立场来认识社会,是不足够的,还需要引入其他目标。理解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代转型,需要比较性的分析、多元视角的关照、宏观进程的探索、客观事实的证实,以及系统的方法论,……所有这一切,我们称为专业性的工作。
这样的角色在近代中国出现,第一代社会学者群中的燕京学派,费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代表。他及他们那一代学者尝试运用新的角色——具有现代眼光、贴近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给中国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和思想。燕京社会学派的这一独特角色不仅使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在中国落地,而且使中国社会研究汇入世界社会学及人类学,并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广泛承认。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12,《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甘阳,2007,《〈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第10期。
胡炼刚,2011,《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月24日。
金,富兰克林·H.,2011,《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刘扶英、俞敏敏,2015,《杭嘉湖地区近现代丝绸工业遗产的研究》,《工业建筑》第8期。
伍斯德,亚历山大,2003,《西方发展乏力时代:中国和西方理论世界的调和》,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Nathan,Andrew J. 1993.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2(4).
[1]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