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核心关怀：社会变迁与寻找出路

费孝通前期作品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文化与社会变迁领域。这一点当然与那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救亡图存”的核心关怀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是一种社会主要思潮的反映。费孝通在1933年正式开始学术写作之前，于1932年8月所作的《〈中日战争目击记〉译文前言》中，已经清晰表明了这一关怀，以及寻找中国出路的志向。就此而言，费孝通所处的时代，当然是一个中国社会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费孝通对于社会变迁的关心是理所当然的。根据阿古什的《费孝通传》，费孝通在早期所翻译的由韦伯夫妇合著的《社会研究方法》一书的最后一章，其内容就是“强调社会学对社会改革的作用”（阿古什，2006）。在1933年6月10日的《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中，费孝通以“亲迎礼俗”为例，讨论了文化变异的基本结构与形式，以及作为其核心关注点的文化传承与变化。此外，在本文中，费孝通由于受奥格本的影响^[3]，还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社会问题起源于文化失调”（《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91）。这篇文章将文化失调定义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的特殊的结构模式，新的文化特质引入之后，不能配合于原有的模式中，于是发生失调的现象”（《费孝通全集》第一卷，2009a：91）。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种理解。首先，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其次，是讨论文化变迁的路径或者说模式；最后，是对于变迁本身的关注。结构性的理解文化的思路可以在后来费孝通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中找到线索。而后两种理解结合在一起，既是江村调查中费孝通的核心关注，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孝通在1940年左右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做札记中的核心关注点，即文化模式（生活系统）的变迁及调试问题（王铭铭等，2016），一脉相承，显然是出于中国文化大变局之中的根本理解。

费孝通前期对于社会变迁的集中思考还体现在他在1933年对于杨宝龄先生的《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这篇读书笔记中。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杨宝龄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背景的人，是如何在美国融合成为一种新式美国文明的。这一关怀显然是出自对于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变迁的关切。本书尤其与该主题有关，因为虽然本书所关注的表面上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无关的俄籍摩洛根宗派在美国社会的融入问题，然而该派别的一个重要特点使得费孝通可以借此关心中国文化变迁与身份认同变迁的问题：该教派传统坚实信仰的变迁，亦可理解为其在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这篇读书笔记中，费孝通试图通过作者对于俄籍摩洛根宗派在美国变迁的研究，找到思考中国文化受到外来现代化影响而产生的变迁的线索。

这样的思考直接体现在了江村调查之中。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也说，“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马林诺夫斯基，2013：7）。不仅如此，费孝通在江村调查中抓住这一关键点的原因在于，他注意到了江村这个小小的村落所代表的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马林诺夫斯基，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