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派之方法论逻辑

如果农工混合的经济形态并非独特，那么燕京学派的贡献是不是就是阐明这一本土化模式？倘若本土化是指挖掘了本地的研究对象，那么几乎所有的地区社会学研究都在这么做。事实上，研究工作的特点正是从不同地点的案例证据中挖出知识。如果研究了某类社会的特征就可称本土学派，那么，吉尔茨发现巴厘岛的“地方信仰体系”，斯科特发现亚洲村社共同体的“集体生存伦理”，艾森斯塔德发现南亚社会的“庇护关系网结构”，……这些研究同样是指出了亚洲社会的某种特点，他们为何没有被看成“南亚本土学派”？显然，单凭研究地点、使用语言或者研究者的国籍民族，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派的特征要件，要看其是否形成系统的方法论立场（methodological position），因为这一立场为研究者提供了分析逻辑的展开原则。

以《江村经济》为例，可以看到，费孝通的研究依循当时社会科学的一般分析逻辑。①社会现象描述逻辑：区别于泛泛的印象谈论和抒发主观情感，费孝通运用一系列观察及调查数据，客观描述江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尝试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区别开来，把证据和观点区别开来。②竞争冲击分析逻辑：外来机械化丝织业的冲击，使得江村丝织业处于不利的竞争位置，分散的副业辅助农业的形态被摧毁：手工土货的市场让给了机织洋货，引起了乡村无数靠着制造土货生存的亦工亦农者失业。乡村土地制度的一些基础性矛盾可能在这一冲击下暴露显现。③均衡功能分析逻辑：江村丝织副业原本的存在，弥补了农业产出和剩余的不足，维护了地租经济的稳定。如果乡村副业的这一功能因素消失，土地分配关系的平衡可能就被打破。④因果关系分析逻辑：高效率的经济形态，比如机械化丝织业，对低效率的经济形态，比如手工丝织业，正在构成摧毁性威胁。⑤制度条件分析逻辑：如果地租分配制度不变，在现有情况下，同时养活地主和农民，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唯有再兴乡村丝织副业，来补贴农户收入才可能。

这几个方面显示，《江村经济》的分析逻辑采用了当时社会科学界认同的方法论立场，而不是独立于或者颠覆它们。即使是“乡土社会”这个概念，也是运用类型比较的结果，而类型比较是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技术之一。费孝通在1985年说，自己的认识来源受《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金，2011）著作的影响。他坦陈，是这本书引导他得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乡土社会之所以“特有”，是和先工业化社会比较的结果。比较得以进行，必定依赖类型划分，因而费孝通指出，中国的特点并不是处理互不相干的现象，相反，是采用一系列学界通用的分析工具，去认识不同对象的特点（Nathan，1993）。他经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比如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能够被不同文化及社会的学者所理解，不在于观点的差异——寻找差异特点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而在于这些不同的特征认识得来，使用的一致方法论立场：社会科学专家共享的类别划分、概念工具以及分析逻辑。

这样，所谓学派或者中国学派的修成，关键并不在于参与者的国籍、使用语言、研究对象、研究结论以及目标理想的一致，而在于系统的方法论逻辑不同于其他，但其分析效力（存在的合理性）得到大量工作的证实。以此为标准，燕京社会学派使用的方法论，虽然还称不上全面而系统，但相对于当时的国际社会科学主流立场而言，并非独特，而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