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家国情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在学术与人生之关系的意义上，有了学术训练和科学方法，未必有研究的动力和热情，后者往往在学术生涯开始之前就产生了，或者说，学术热情在学术之外。因此，若追溯一个学者的学术心态史，需要探寻其生命史的早期阶段。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在江苏吴江县城的一个绅士家庭，其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望的读书人，当时费孝通的老家同里镇绅士阶层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费孝通，2003）。费孝通曾说：“我的外祖父家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体现了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从儒学的基础转到接受西方的思想，并让自己的后代接受西式的教育”（《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2/2009）。“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我从小有机会接触这个阶层的人，所以对他们比较熟悉，并且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3/2009：467-468）

费孝通所见的绅士^[8]阶层在变革时代的努力，对他的早年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父亲费璞安留学日本，后在家乡办学，还参与争民主、搞议会等活动，他搜求地方志的习惯对费孝通影响颇深。母亲杨纫兰是女界先进，放脚、束发、写文章、办蒙养院，费孝通晚年回忆时称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费孝通、方李莉，2002）。其他人物有教学、办报、两任吴江县长并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秘书长的舅舅杨天骥，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且人格高尚、急公好义的振华女校高小班老师沈骊英，一心从事小学教育、充满爱心并对他的人格成长产生较大影响的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参见张冠生，2012：2-22）。

必须提及的是对费孝通具有终生影响的姐姐费达生。费达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了缫丝和蚕丝业技术。1923年回国后致力于家乡和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与振兴，这一年她不到20岁。^[9]对于姐姐的工作，费孝通后来说：“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面前，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比……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参见邱泽奇，2004：15）。^[10]费达生所从事的事业，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对绅士阶层在变革时代之作用的理解，尤其是解决农民饥饿、增加农民财富的事业。虽然这一阶层逐渐消逝，但其积极入世、变革现实的“治平”精神，仍然在费孝通身上或隐或显地闪现。换言之，作为整体的绅士阶层可能逐渐消逝，但这个阶层的精神气质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

1928年秋，费孝通从东吴大学附属一中毕业，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就读。促使他选择学医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二是他已经形成的益人益世的志向（张冠生，2012：32）。1930年秋，费孝通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专业为社会学，“后来我觉得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我改学社会学。学一门学科总得有个目的。我是想通过学社会学来认识社会，然后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1993/2009：264）。费孝通晚年曾忆及当时的心态：

当时对于青年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可能……那个时候的青年人的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能当“亡国奴”……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从1930年代开始已经很清楚了……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这是当时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人的一种向往。这一切的思想活动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费孝通，2007）

总体来看，费孝通少年时代经历了五四运动和国家衰败的状况，深受绅士阶层的影响，秉持一种积极入世的“家国情怀”。在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中，这种家国情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绅士阶层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其本人秉持学以致用的学术精神，试图像传统的绅士阶层那样发挥变革现实的作用。由此来看，费孝通所言的“无心插柳”的首次“江村调查”在偶然^[11]中便包含一定的必然性，实际上延续了传统士人的“治平”理想，将个人的人生志向、研究活动与时代变迁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