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社会”出发回应现代性：江村调查及其继续

基于前文，如果把1936年的首次“江村调查”和随后出版的《江村经济》放到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中看，不难发现，费孝通这一早期研究处在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从早期的思想争辩转向实地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学兴起和参与现代学术奠基的过程。

（一）江村调查：社会结构变迁与时代“真问题”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通过翔实的田野资料，描写了开弦弓村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职业分化、农业、土地占有、养殖与贩卖、贸易与借贷等诸多方面。费孝通剖析了乡土社会农工混合的经济特质，指出西方机器大工业冲击下中国乡土工业的崩溃激化了潜藏的土地问题，导致租佃关系紧张与社会矛盾叠加。“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的结论是：“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费孝通，2001b：236）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再次指出，必须重整乡土工业，建立新的合作性社会组织，发展乡土工业本土化，最终实现社会重组。

费孝通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于，他看到了“人民的饥饿问题”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从城乡结构上看，乡村是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百姓依靠土地耕种和手工业收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随着人口累积和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些拥有土地的相对富庶的百姓出租土地，进入设施较为完备的城市，以征收地租和利息等方式获得所需的粮食和劳役，逐渐形成了较大的市镇。另一种社区形式是都会，都会一方面把大批洋货运进来，另一方面又利用机器制造日用品，于是挤垮了乡土工业，夺走了乡下百姓的手工业收入。并且，都会和乡村通过大市镇进行经济交易，导致市镇中的地主进一步压榨乡下百姓，结果与日俱增的地租、利息使农人贫困至极，于是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变得紧张。对于乡村来说市镇是一种负担。

在“江村调查”中，费孝通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做出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分析，将他的发现、结论和对策，都奠定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可以说，费孝通抓住了时代的“真问题”——农民的饥饿和生存问题；这个问题关涉家庭维持、社会稳定甚至现代国家建构。而关于“重建乡村工业”和“社会重组”的主张，实际上是依循中国社会结构和变迁的独特路径，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道路（参见甘阳，1994）。^[13]在学术实践和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上，可以将1936年的“江村调查”看作费孝通将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关联起来的最初努力，既是对严复等先贤所奠定的中国社会学“上识国体，下察国情”^[14]的基本精神的继承，也是“燕京学派”之“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具体实践。

（二）“整体地”看社会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不直接描写农民的经济活动，而用了很多笔墨描写亲属关系、亲属称谓、小媳妇制度、财产继承等方面。整体地看，如果脱离了这些背景因素，江村农民的经济生活是无法理解的，例如“小媳妇制度”^[15]正是物质生活困顿下一些农民的不得已做法，只不过是这种“不得已”已变成一种广为接受的习俗了。另外，相对于农民的经济活动而言，亲属关系、地方习俗、婚姻制度等是具有久远传统根基的“民情”，脱离这些民情，经济活动便难以理解。要言之，费孝通是在中国历史与传统的大背景下理解江村农民的经济生活的，尽管这未必是有意为之。这也说明，费孝通所实践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的整体性理解的“中国化”。^[16]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些文章里，费孝通即已表达了他的社会整体观（《费孝通全集》第一卷，1933/2009；1934/2009）。这种整体观不仅强调社区内部各要素的依存关系，也关注不同地区的比较及其对于认识社会整体的意义。在方法论上，费孝通指出“微型社会学”的限度，为了认识众多结构不同的农村，需要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区的研究逐渐取得总体的认识（费孝通，2001a：327；2006：7）。因此，在江村调查之后，对“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研究便顺理成章了。通过对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的比较研究，费孝通提出一个一般性论断，即农村中土地占有的集中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是“受现代机器工业的影响，传统乡村工业衰落，农民收入减少”的结果。

总而言之，无论是整体地看问题，还是社区类型比较研究，都没有离开“全面认识农村社会文化”并进一步“认识中国”和“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初衷。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试图通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从整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探寻社会建设的道路，这体现了他早年“科学救国”的抱负，以及变革时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热情，当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困境埋下了伏笔。^[17]

（三）连接历史与现实

在费孝通个人学术史的意义上，他的后续研究或多或少都是对“江村调查”的继续。在《皇权与绅权》（1948）一书中，费孝通与吴晗等学者讨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绅士阶层在其中的位置。这个讨论在《乡土重建》（1948年）、《中国绅士》（1953年）等著作中得到了延续。从费孝通早期著作的内在线索来看，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探讨是一系列实地社区研究的继续，或者说，是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剖析当前问题的根源。

费孝通对中国绅士的讨论包含两个重要关怀。一是考察绅士阶层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处的地位。费孝通认为，一个完善的政治制度必须保证有上下平行的“双轨”，因为在任何政治体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可能被完全忽视，如果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至少是他们的容忍，政治制度不可能长期维持，由皇权通过地方官僚机构到基层社会是自上而下的一轨，相反是自下而上的一轨，而在皇权圣谕的下达与民意的上传中，绅士扮演着中介人的角色，这就是著名的“双轨政治论”（费孝通，2001c：46）。二是指出社会研究如何对现代国家建构提供知识依据。例如，近代保甲制度的推行破坏了地方自治的防线，旧的机构失去了合法地位，新的机构并不能有效推行地方公务，导致基层行政没有效率（费孝通，2012b）。

这两个关怀也是费孝通学术心态的写照。正如王铭铭所言，《禄村农田》表面上与《江村经济》形成对照，实则二者前后融通，都在论述费先生眼中作为进步力量的士大夫的历史创造力（王铭铭，2007）。中国真正的公共生活来自何处，只有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才找得到答案——士绅作为黏合皇权与个体人民的化合剂，是“中国社会”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关键要素。就这点看，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禄村农田》，都是《皇权与绅权》铺陈的知识分子社会学的“注脚”。因此，可以说，从《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再到《皇权与绅权》，费孝通早年所受的绅士阶层的熏陶以及姐姐费达生积极投身乡村蚕丝事业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研究之中，确切地说，一直活跃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在根本上，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及其后续研究，既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格物”与“治平”精神，又通过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超越了传统学术在应对现代性变迁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