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回应时代变局：从思想争辩到社会研究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学术、心态与时代紧密相连，因而对费孝通“江村调查”之学术心态史的追溯，首先需要从这一研究的起点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思想变迁开始。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力东渐冲击了国人长期持续的宇宙观，开启了社会秩序与人心秩序的双重变迁，并在思想界引发了关于古今中西的激烈讨论，尤以张之洞（2011）的“中体西用论”和严复（2006）的批评为代表。^[4]这种讨论，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与思想界寻求社会与文化出路的智识努力，无论关于中西、体用的观点有何差异，都说明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已无法绕开西方而独自解决。因此，中西文化比较是理解西方和重新认识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和建构现代学术的历程也由此而铺展开来。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出路存在诸多争论，“复古派”、“折中派”和“全盘西化派”大体涵盖了这一争论的主要立场（陈序经，2004）。复古派回应了中国文明和传统如何维系、人心何以安顿的问题；折中派延续了中西文化体用之争和两种文化何以共处的问题；全盘西化派则较为激进地彰显了彻底的思想变革企图。宽泛地说，任何两种异文化在发生接触碰撞之时，在理论上都可能发生类似的争论，或固守传统，或交汇融合，或舍己从他。但观念上的认识不同于事实上的了解；观念层面的“出路”也不等于现实层面的改变，否则也不会出现“娜拉出走之后”的难题了。在根本上，观念争论的困境在于，它主要集中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层面，而非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的具体状态。所以，其结果或具有思想启发的意义，但也可能沦为空泛的议论，甚至演化成高度抽象的“意见”杂烩之汪洋。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成长可谓恰逢其时，即把“现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宏大问题从抽象的观念争论逐渐推向实在层面，以吴文藻为核心人物的“燕京学派”便在记录历史、实地调查、体察国情上迈出了重要一步。1929年，吴文藻留学归国，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还处在模仿或照搬西洋模式的状态，大学里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和所用教材缺少关于中国的内容，对认识中国社会实际并无直接助益。针对这种状况，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倡导开展实地研究，具体地把握中国真实的社会情况（吴文藻，1935/2010，1936/2010）。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式是开展实地社区研究^[5]，由此探索中国社会的特点与变化趋势，进而寻找社会重建与发展的道路。“燕京学派”^[6]也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中逐渐孕育而成。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燕京学派”在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上的探索具有开创性意义。相比之下，抽象的文化论者和社会学者都满怀认识和变革现实的理想热情，但路径上却有着根本不同：前者重在思想争辩和逻辑推演；后者则诉诸现代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等方法，侧重于考察中西文化的碰撞在社会现实层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变动猛烈、新旧交替的时节，认识和研究这种影响，既具有社会调查的意义，也具有记录事实、保存史料的意义（吴文藻，1935/2010：438）。受此影响，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乡土重建》等作品都鲜明地打上了通过实地调查思考时代变迁的印记，或者说燕京学派学以致用的学术氛围孕育了费孝通早期的学术风格。^[7]

不过，在费孝通那里，社区研究不是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简单移植，也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本土运用，而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对变革时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像传统的绅士阶层那样发挥“治平”作用的思考（参见杨清媚，2010）。在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中，这种思考和探索发轫于《江村经济》，而后在《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乡土重建》等论著中体现出来，如对“礼治秩序”“教化权力”“无讼”“双轨政治”“基层行政的僵化”等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这一话题。出身于绅士阶层并目睹了这一阶层在变革时代如何适应与转变的努力，是费孝通这一思考的最初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