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行为是理性的还是极端的

你可能觉得格洛丽亚的动机和做事方法都太极端了。但是，只要涉及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想给他们最好的，而我们都愿意做出牺牲，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东西。也许格洛丽亚的行为是理性的，但这件事很极端。当然，理性并不总是正确的。201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蓝色校园行动”（Operation Varsity Blues）揭露了33名父母在2011～2018年向埃奇高校与职业生涯咨询网站（Edge College & Career Network）的所有者威廉·里克·辛格（William Rick Singer）支付了2500多万美元。辛格利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为学生伪造标准化考试分数，编造个人事迹，贿赂大学体育教练和行政人员，以便安排这33名同谋者的子女进入美国顶尖大学。^[1]很少有父母开得起数十万美元的支票，能利用特权贿赂学校以录取孩子的父母就更少了。然而，有些人这样做了，这体现了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的父母所感受到的压力。为了让孩子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人口越来越多的世界上脱颖而出，获得作为名校精英的吹嘘资本，父母感到压力重重。这种压力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情绪流行病。

美国心理学会的新闻杂志《通讯》（Monitor）近来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因焦虑和抑郁而前往大学健康中心求助。这篇文章总结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了中学、高校临床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说的话：学生的心理健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恶化。^[2]在全美各地的高中和大学，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的临床工作者要见的学生人数远超他们的接诊能力。

在此前的一份报道中，美国心理学会总结了“哈里斯民意调查”对美国1018名青少年和1950名成年人的调查结果。这两组人对于“健康心理负担水平”的看法大致相同：青少年认为，在最大为10分的心理负担中，3.9分是健康的，而成年人则认为是3.6分。然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却认为他们在上学时的心理负担（5.8分）远超他们心目中的健康水平。夏季的心理负担水平较低（4.6分），但仍然是不健康的。这项调查表明：“许多青少年还表示，由于心理负担较大，他们感到不堪重负（31%）、抑郁或悲伤（30%）。超过1/3的青少年表示感到疲劳、疲倦（36%），近1/4的青少年（23%）表示曾因为心理负担而吃不下饭。”^[3]美国心理学会的“美国的负担”系列调查（Stress in America）中的后续研究发现，政治分歧、种族不平等和新冠疫情都导致了人们自评的心理负担水平提升。

为了阐释我们在“作者说明”中给出的心理负担的定义，请思考一下心理负担的来源。心理负担的来源有时是外在的（来自个人外部，比如父母或即将到来的考试），有时是内在的（来自个人内部，例如反复思考最糟糕的可能性）。正如负担可能是施加在物体上的一种力（比如一堆又重又湿的雪压弯了树枝），心理负担也可能是施加在人身上的一种力（比如一堆繁重的课程让学生跟不上进度）。

好吧，可为什么年轻人的心理负担越来越大呢？如果人类的心理负担是一种由逆境或严苛的环境所导致的身体、心理或情绪紧张状态，那我们就必须要问：我们给孩子的任务比以前更难了吗？还是说，任务难度并没有变，而是孩子的应对能力急剧下降了？有没有可能，任务和应对能力都没有变，只是孩子对生活的困难和自身的应对能力有了误解？这三方面因素可能都对年轻人自述的心理负担水平上升起到了作用，即便是在新冠疫情之前也是如此。^[4]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第四个因素：父母。慈爱、善意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