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书[252]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253]：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254]？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255]，焉足以知是且非邪[256]？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257]，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258]，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259]？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260]。根之茂者其实遂[261]，膏之沃者其光晔[262]。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263]。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馀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264]，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265]，俨乎其若思[266]，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267]，惟陈言之务去[268]，戛戛乎其难哉[269]！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270]，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271]，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272]。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273]。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274]，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275]。虽然，不可以不养也[276]，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277]。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78]。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279]？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280]？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281]，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282]。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283]，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评析】

这是篇书信体文论，信中劝勉李翊要做到“处心有道，行己有方”。围绕着这个话题，韩愈多方面阐述了文章写作的要点：其一，品行要端正。就是要以儒家的道德准则和思想理念涵养品行，品行纯正，文章的思想内容才能纯粹。要写好文章，首先要学会做人，不断完善自己的品行。“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品行涵养的高低关系到文章写作的好坏，急于求成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其二，思想要纯粹。韩愈提出文以载道，其中的“道”就是指儒家的道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写出的文章才能思想内容纯正。其三，取径要正确。六朝以来，文章内容贫弱空泛，风格纤巧靡丽。入唐以来，未能摆脱六朝文风的影响。韩愈提倡复兴古文，旨在改变这种不良的文风，同时也便于儒家道统思想的宣扬及传播。“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只有取径正确，才不至于走弯路。其四，文笔要创新。“惟陈言之务去”，是兼有思想与文辞两方面的创新，不因袭陈词滥调，是韩愈的理想追求，行文要出奇出新，其为世人喜欢与接受的魅力也就会提高。

文中善用比喻，以水与浮物作比喻，强调文气与言辞的关系。文气可体现出作家的精神气质，是因人而异的，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平日的涵养功夫高低多少有别。思想、品德、学识等方面的修养，决定着文气的呈现，文如其人。孟子云“善养吾浩然之气”，韩愈的养气之说，是自此而来的。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者的道德学识修养高，说出的话就能恰当，更有分量，其影响力也就强。文中肯定了李翊文章的功夫已经纯熟，但德行学养方面有待完善。韩愈以自己写文章的甘苦体验，强调立志、用意、取径、出新等是写好文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