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折纸定位说

书写时折纸在书法史上似乎司空见惯，甚至一直到现代，书家都还有折纸书写的习惯。这看来类似的古今折纸往往被混为一谈，折纸现象也一直被视为书法史上一脉相承的传统，然而其中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纸张中的纤维遇水后会恢复原先的形状，因此折纸痕迹在裱装过程中很容易消失或变得不明显。能够发现这些晋唐墨迹中消失的折痕，通常是因为节笔的存在，尤其是晋人法书中的双钩摹本，若非描摹者忠实地将节笔复制下来，根本无从推测原本的折纸现象。

这些折痕经常是有规律地出现，例如孙过庭的《书谱》（图1），导致这些折痕往往被单纯视为书写定位的标记，而节笔则是因为书家不经意地写出折线外所产生。若是接受折线为书写定位的说法，对于这些屡屡跨写于折痕上的笔画线条，却又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指责这些留下节笔的晋唐书法名家是因为书写距离一时疏忽没拿捏好才会写出折线外，当然说不通，毕竟他们是书史上数一数二的书家。姑且不论这些终日与毛笔为伍的古代书家，即使稍有训练的现代人也不至于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从这些晋唐墨迹上所反映出的书学功底，不难想象即使缺乏折痕的帮助，这些书家也能轻易地将字写在特定位置上。这对于现代书家而言，也不是什么难事，很多书家都可以不依靠折线而书写得十分整齐。

最令人不解的是，从宋代开始书迹就几乎见不到书写于折痕上的状况，也就是节笔突然消失。若按折纸定位的理论，有两种解释：一是宋代以后书家不采用折纸书写；二是他们在写折过的纸时，特别谨慎小心。后者显然不太合理，因为其直接认定王羲之、孙过庭等晋唐书家个个粗心大意，谨慎小心的程度远不如宋以后的书家。前者当然也可能是造成节笔消失的原因，不过书家入宋以后突然不需要依靠折纸来辅助定位，这样的说法也同样缺乏说服力。

唐以前带有节笔的书迹多见于行草作品中，这也导致一个印象：书家是因为书写不受拘束的行草书体，才会经常不经意地写出折线外。事实并非如此，若检视这些带有节笔的书迹，如《书谱》或是王羲之的作品，可以发现书家仍然是一行行、规矩地书写，带有节笔的字体与书写于折线内的大小差不多，显见行草书体并非关键。

节笔若是出现在单字的右侧就属于比较正常的状况，可以解释为右侧笔画拖太长造成。然而，出现比较多的反而是在单字中间，如王羲之《远宦帖》（图2）。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起笔区域的左侧，如王珣《伯远帖》（图3），这样的现象就显得不寻常，因为书家没有道理在下笔时故意挑有折痕的位置书写。若这些早期书家果真利用折纸来帮助书写定位，目的当然是为了美观，但为何不写在折线内，反而直接书写在容易干扰书写的突起折线上，这种漠视定位折痕的书写方式，显得特别不合理。

若进一步观察《万岁通天帖》中王慈(451—491)的《汝比帖》（图4），第一、二行笔画相互穿插而不见节笔，意味着两行之间是平坦且无折痕，然而第三行字的中间却出现节笔。类似的状况也出现在王慈《尊翁帖》（图5）上，第一、第二行的单字相互交错而没有折痕，在第六与第八行却出现折痕。大多数晋唐墨迹中，折痕的距离多数与实际的行距接近，只是两者经常不十分吻合，导致节笔的产生。然而，这两件书写行气相互交错的作品中，折纸的间距显然与单行宽度无关，可推知折纸的功能并非仅为书写定位，而是另有其他功能。

综合以上数点观察，折纸显然不是单纯的定位，定位说完全无法解释晋唐书迹中的种种节笔现象与节笔消失的问题，必须考虑其他的书写功能。不过，由于折痕真实地存在于纸面上，对于视觉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所以折纸与定位或许还是可以有一些关联，但是无法解释相关的书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