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法书中的节笔现象与折纸文化

“节笔”这个专有名词并非源自中国，最早由日本人松本芳翠(1893—1971)在研究孙过庭（约活动于7世纪后半叶）《书谱》刻帖时所提出，解释其乃是毛笔书写时碰触折纸的突起痕迹而产生，线条出现类似竹节般的不自然笔画，故称“节笔”，此文于1929年发表于《书海》月刊上。1937年，他又根据墨迹印本发表更详尽的《书谱》研究。

从此书法史学者展开了一系列对于《书谱》的研究。启功(1912—2005)在1964年发表的《孙过庭〈书谱〉考》一文中，对松本芳翠的成果详细介绍，而且对于节笔与折纸的关系表示赞同。不过，西川宁(1902—1989)却持不同意见，认为孙过庭已将节笔吸收为自己的运笔方式，因此在很多非折纸处也都会使用。谷村熹斋(1922—2008)与其子谷村隽堂则是在松本芳翠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折纸方式是先卷成纸筒后压平，导致内侧部分的行距较窄、外侧行距较宽，他们推测孙过庭在书写时，是先从较宽的外侧开始写，所以每一纸的折痕都是从宽逐渐变窄。钟明丰于1992年也撰写《〈书谱〉节笔及古法帖折纸方法之探索》，重申节笔与纸张折痕有关，并详细介绍《书谱》与其他古代法书中的节笔例子，再次确认《书谱》的先卷后压的特殊折纸方式。

尽管节笔与折痕的关系在书法史界已成定论，但张小庄在2005年发表《王书“触笔”论——与日本国谷村熹斋先生商榷》，指出晋唐法书用纸上无折痕的说法，推出“触笔”（节笔）与折痕无关，而是一种特殊的笔法，呼应西川宁当年所提出的部分意见。然而，面对《书谱》中同一行的节笔皆横跨同一条垂直折线时，张小庄提出的无折痕笔法说即显得毫无说服力。2009年，王祥北在《“触笔”与王羲之书法》一文中，仔细搜寻王羲之(303—361)以前的书法作品中类似节笔的例子，试图找出节笔更早的笔法来源，证明节笔与纸张折痕无关。郑付忠在《书法“节笔”浅识》中亦持类似意见，唯独多加入毛笔的物质性探讨，算是新的尝试方向。虽然持续有论者挑战节笔与折纸的关系，但所提供的证据都过于薄弱，无法推翻学界目前的定论。

传世的晋唐法书名迹（包含可靠的双钩模本）数量并不多，然而出现节笔的作品不少，似乎成为这个时期作品的重要特征。这样的特殊现象已经被学界充分地认识与研究，而且也进行了部分深入的探讨，确认节笔即是因折纸所造成的。尽管折纸现象已获得充分的描述与说明，折纸的功用却一直悬而未解，多数论者仅简单地视之为书写定位。谷村熹斋曾在松本芳翠研究《书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王羲之的作品，完成《“右军笺”的推想》一文。文中称“节笔”为“触笔”，经由归纳整理后推论出以两厘米为间隔的羲之用笺“右军笺”，每页有八行，高二十五厘米，宽十六厘米。富田淳则是从《丧乱帖》上的狭窄突起折痕推测，折痕除了有书写定位的功能（文中举《书谱》为例），或许还存在减少纸张摩擦的保存功能，可以举智永（约510—约610）《真草千字文》与传贺知章(659—744)《草书孝经》为例。这些说法虽然可以说明少数特殊例子，但无法解释本文所要探讨的普遍的折纸文化现象。

晋唐法书中出现节笔的普遍性，反映出折纸并非偶然或无目的性。相反地，折纸显然带有很强的功能性，否则不会如此频繁出现。然而，书法史界对于晋唐书法中如此重要的文化现象却乏人问津，多数学者仅就节笔现象加以论述与解释，尚未有对该时期的折纸作全面且深入的论述出现。通过本文，希望能厘清晋唐法书中折纸的功能与节笔出现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