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民间宗教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两种社会功能。

首先，从社会苦难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间宗教，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张信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信徒有病，则“自首其过”。为此，特设“静室”，做病人思过之所。又设有“鬼吏”，主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五斗米道还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五斗米道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民夷便乐之”，深受境内百姓的欢迎，成为下层民众心目中的一方乐土，仅从关西经子午谷逃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而太平道提出的“致太平”理想，追求的是一种既无剥削压迫，又无饥寒病灾，更无诈骗偷盗，人人自由幸福的太平世界。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于是，“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弥勒教宣扬弥勒下生信仰，正迎合了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因而入其教者众。宋代的明教提倡互助互用，“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其党不劝自盛”。特别是明教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的教义思想，颇受下层民众的拥护，使其流传甚炽，尤以闽浙一带为盛，仅温州一地就有明教斋堂四十余处。到了元末，白莲教以“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的教义思想昭示天下，遂使下层民众“酷信弥勒之真有”，纷纷入教，借以实现“冀其治世，以苏其苦”的理想。

明中叶无为教出现以后，继承了五斗米道、太平道以来各种教派的这一传统，因而赢得了下层民众的狂热信奉。对此，无论是正统佛教还是封建统治者都对无为教的兴盛表示震惊和恐慌。万历初期，佛教名僧憨山德清在山东传教时，得到地方豪族黄氏支持，而无为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与憨山德清分庭抗礼。面对此种状况，憨山德清一面攻击无为教为外道，“绝不知有三宝”；一面与无为教争夺信徒，号召“凡为彼师长者，率徒众来归，自此始知有佛法”。南方净土宗大师莲池祩宏与密藏道开更是对威胁佛教的无为教大加挞伐。莲池祩宏指斥无为教创立者罗清及其所著《罗祖五部经》说：“有罗姓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彼所谓无为者，不过将万行门悉废置，而不知万行即空，终日为而未尝为者，真无为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更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凡我释子，宜力攘之！”密藏道开则诬蔑无为教信徒“蚊虫鸨聚，邪淫混杂，贪味卑污，莫可名状。而愚夫愚妇，率多乐从其事，而恣其贪淫，虽禁之使不归向，有不可得。此其教虽非白莲，而为害殆有甚于白莲者乎！”与此同时，万历十五年（1587），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在是年正月庚子上奏朝廷的折子中也说：“白莲教、无为教、罗教，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值此凶年，实为隐忧。”针对此种形势，为了维护明朝专制统治，礼部上奏朝廷《请禁左道以正人心》：

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令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繁）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

这些惊心动魄的描述，足以说明无为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流传的繁盛景况。

继无为教之后相继建立的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教派，同样在下层民众中拥有广大信众。黄天道流播华北、江南；东大乘教信众遍布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不下二百万人；西大乘教除流传华北各省外，还远及江西、安徽、四川等地；弘阳教的信众则遍及华北、东北、湖北和四川。下层民众纷纷加入这些教派，既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更为了实现理想追求。下层民众这种对人生的美好憧憬，步入清代以后，便表现得更加强烈。清初思想家颜元曾对当时下层民众信仰民间宗教态势做过如下实录：“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施禁施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若‘十门’等会，莫可究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庙，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鲜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颜元说的是明清鼎革之际的民间宗教信仰状况，等到清朝定鼎中原后，伴随一大批新的教派面世，又掀起了一场新的民间宗教信仰狂潮。

清初，天地门教、八卦教问世不久，便首先在它们的发祥地鲁西北和鲁西南流传起来。最迟到清中叶，这两大教派的虔诚信众就已遍及华北。在此期间，作为八卦教支派与流裔的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清水教和天理教，深深扎根于乡村社会，在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和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方面，表现出比八卦教更加鲜明的特色。其中，天理教甚至以分配土地为号召，吸引了广大农民，“是以相从者众”。清茶门教在直隶、河南、山西、湖北、江南（今江苏、安徽、上海）等省扎根串连，信徒颇众。张保太大乘教倡教之初，正值“三藩”平定之后。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使云、贵、川、湘、鄂等省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渴望“明主”盛世出现。因此，张保太大乘教便很快由其诞生地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今云南大理）传遍西南地区，接着又向长江中下游流传，在湖北、湖南、江南三省拥有广大信众，并将其教势渗透江西、广东、安徽、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在理教最初只是在天津一带流传，自清中叶始，由于该教派凸显了戒食烟酒和社会救济功能，因而以天津为中心迅速传向全国。张进斗龙华会以及由其派生的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在民间到处宣称它们将要建立的是“新天新地新乾坤，新人新书新星辰，新人新象新时辰，新人新世新长人”的崭新世界，因而使下层民众趋之若鹜，其信众遍布川、楚、陕、甘、豫五省。老官斋教从清初到清中叶一直控制着江南七八个省份的成千累万的信众，而其支派五盘教、青莲教、先天道、灯花教则于清后期将教势扩展到西南四川、贵州等省，成为这些地区下层民众竞相皈依的理想去处。真空道以戒吸鸦片为宗旨，在清末的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拥有广大信众。黄崖教在山东肥城境内的黄崖山建立起一个财产公有、教养兼施、君师合一、士农商兵相结合的村社式的“理想王国”，成为清末齐鲁大地上的一方乐土，来归者达两千家，人数累万。人们在此安居乐业，其业绩可与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的农民政权相媲美。刘门教在四川举行年终发放米票、四季施衣施药以及施棺、施义地、放生息灾愆等“济幽救阳”活动，同样吸引了众多信徒。上帝教力图实现的那种“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更是在下层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积极景从。

其次，从社会苦难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民间宗教，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挥了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

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据险自治二十余年，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而太平道则在中原大地发动、领导了黄巾军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专制统治。在弥勒教盛行的隋唐时代与北宋时期，弥勒教曾于隋大业六年（610）组织数十人企图入宫夺取政权；接着，大业九年（613），又有弥勒教徒宋子贤自称弥勒佛出世，“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想杀掉隋炀帝。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贝州（今河北清河）王怀古预言弥勒佛下生，将取代李唐江山。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王则倡言“弥勒佛当持世”，举兵造反，杀官据城。由明教策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则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和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至于由白莲教策动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更是推翻了蒙古贵族的黑暗统治。

进入明代以后，由白莲教策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其中，著名的有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唐赛儿起义和天顺八年（1464）刘通、石龙领导的荆襄流民大起义。无为教等各种教派出现以后，继承了民间宗教策动、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的斗争传统。万历二十八年（1600），无为教徒赵古元在徐州运河两岸率众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06），另一无为教徒刘天绪在南京率众起义；特别是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徒徐鸿儒、于弘志分别在山东和北直隶领导的农民起义，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被明朝统治者称为“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变”。

清初问世的民间宗教思想理论体系，更加突出了民间宗教策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战斗品格。因此，在这套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影响与形塑下，各大教派发动和领导的农民起义无论是在次数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在山东揭竿而起，与清军在运河两岸浴血奋战，从此拉开了清代民间宗教大规模武装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序幕。嘉庆元年（1796），混元教、三阳教、西天大乘教策动、领导了川陕楚农民大起义。这场大起义，历时九年，组织和动员了四五十万农民投入反清斗争，纵横驰骋川陕楚甘豫五省广大地区，拖住了清王朝十六个省的数十万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官兵和数百名高中级将领，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军事力量；这场大起义还使清王朝耗费白银一亿五千万两，造成国库空虚，财政支绌的窘状，促使清王朝在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之后，终于告别了辉煌的“康雍乾盛世”而走向衰落。在这场大起义平息后不久，即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又在豫北率众起义。当天理教首李文成率领起义农民与清军在豫北鏖战之时，另一教首林清则派人乘仁宗颙琰外巡木兰时攻打皇宫，试图夺取中央政权，声势威震朝野，被颙琰称为“汉唐宋明之所未有”的“非常之事”，可见其影响之巨大。咸丰元年（1851），上帝教率众在广西金田起义，开始了一场雄踞半壁河山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此后不久，灯花教领导十数万号军转战黔川、黔湘、黔鄂边毗地区，坚持武装反抗清朝统治达十四年之久，称为轰动朝野的“元恶巨憝”。同治五年（1866），黄崖教在山东省肥城境内的黄崖山率众起义，其与清军的浴血奋战和失败后的宁死不屈精神，惊天地，泣鬼神，震动齐鲁大地。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义和拳策动的抗击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则在晚清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颂歌。到了民国时期，更是爆发了由多种教门组织和领导的反抗军阀暴政与反抗日寇侵略的红枪会运动。

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民间宗教曾在东汉以降的1800多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既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又发挥了策动、组织与领导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社会功能。民间宗教两种社会功能的发挥，自有其内在逻辑。大体上说，平常年代或者说和平时期，民间宗教主要是发挥了抒发下层民众宗教情感、寄托下层民众理想追求的社会功能。可是，每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或社会动乱之际，民间宗教就会立即与斗争思想相结合，成为农民暴动、农民起义的策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人们只要以此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便可以一目了然，洞悉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所谓的堂奥与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