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授女真子弟

宋儒进入金国之后，并没有因为对金国的仇视而拒绝接触女真贵族，而是积极教授女真贵族子弟。朱弁被扣留金国期间，金国贵族王公送子弟求学，朱弁热情教授。洪皓滞留金国时，曾用桦树叶写成《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被称为“桦叶四书”，用以教授女真子弟。张邵滞留期间，也曾以教授女真子弟为业。“虏新立国，乡慕文教，人知公以儒学，士多从之，授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诵既过，削去复书。”6从这些可见，朱弁、洪皓、张邵等人因为出使金国被扣留，从而在北方长期滞留，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但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却做着传播儒家文化的大事。他们在教授贵族子弟的同时，与当时金国的贵族文士多有交往，有的甚至成为好友。“又以易讲授，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座，鸣鼓为候，请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由是圣徒或有钱、米、帛之馈，则赖以自给。”7由此可见，他们在滞留期间，因为教授、宣讲儒家经典，与金国社会广泛接触，为推进儒家文化在金代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在滞留期间以教授为业，他们在教授贵族子弟时，不可能想不到“以夏变夷”的圣人遗训。

金代儒学承袭了辽和北宋的传统。金朝建国之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除了对主动投靠的辽宋旧臣委以重任外，还通过采用科举考试以及扣留宋使等手段，大量收罗儒学人才，改变了质而不文的落后面貌，从国家制度、政策、语言文字到风俗习惯等都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不过，从大体上说，政府在科举制度、学校教育方面兼采唐宋制度（因辽袭唐），而在民间则苏学独盛，程学、王学衰而不绝。……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等从南方来的士大夫也同时带来许多经籍图书。此外，金初著名儒士还有韩舫、吴激、胡砺、翟永固、张用直等人。正是这些“借”来的人才决定了金初儒学的面貌。然而，由于他们大都被帮助金朝实现由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变的任务绊住了，忙于参与制定礼仪制度、修史定诏、充任外交使节等等；另一些不愿为官的人如洪皓、张邵等则忙于向女真人传授汉族文化知识，做普及工作。8

进入金国的文士，一方面推进儒家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在推进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宇文虚中为代表的一些宋儒精英进入金国后，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于是积极推进金国典章制度的制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自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数十人相与评议。”9正是宇文虚中等文士为金代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仪制度是儒家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在金太祖、金太宗时期，金国基本没有建立礼仪制度，“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灿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10。“天辅草创，未遑礼乐之事。”11金太祖、金太宗时期，国家的礼仪制度还没有确立。金熙宗时期是礼仪制度的建立期，“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衙，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12。从这些记载可见，到皇统年间，皇帝出行的礼仪制度已经开始实行，这已经从形式上强调了帝王的威严，为儒家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的全面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宋儒的推动下，金代制定了系统的礼仪制度。据《金史·礼志》记载，金代祭祀礼仪是非常细致、完善的，这是对儒家“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具体践行。金国也制定了详细的朝仪制度，在详细的朝仪规范中把儒家所强调的等级制度在形式上充分表现，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在制度的儒家化过程中，金国对孔子的祭祀仪式也非常重视，制定了一整套的祭孔礼仪，在形式上把孔子推向了思想教主的位置。这些礼仪制度为儒学在金国的传播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