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田野和实验室工作

本研究最初起因于我对黄土丘陵不同寻常的青铜器发现的好奇。与以往文献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不同,本研究将采取社会—经济的视角。在以往研究和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我建立了两个工作假设,来指导田野工作和实验室分析。

在第一个假设里,黄土丘陵是被一群游牧或半游牧人的小国家占据的地区。它们有很强的移动性和军事力量,青铜工业很发达,足以铸造非常精美的容器(例如出土于石楼桃花者的觥,图版五二、五三)。其中一些或许是商的盟友,另一些则是商凶猛的敌人。他们持续地攻击商的聚落,抢夺商的青铜器作为战利品。

在第二个假设里,居住在黄土丘陵的是一些分散、社会复杂程度有限的小社群。他们可能是经营粗放农业和动物畜养的农民,缺乏组织远征和攻击安阳的力量,只能铸造一些简单的青铜器,对于精美的外来铜器则十分喜爱;同时,由于遥远的距离和复杂的地理环境,安阳也无力控制黄土丘陵。在商王朝和当地的首领之间可能没有很正式的政治关系,但是黄土丘陵有安阳渴望得到的资源,双方乐于进行交易。

为了检验两个假设中哪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取得研究资料。以往青铜器材料公布得不系统,有必要加以整理和重新审视;至今只有几个遗址经过发掘和调查,必须获取新的考古资料。有鉴于此,笔者进行了三方面工作:

1. 一个小型的区域调查。目的是收集生计方式和聚落形态的资料,并评估本地社群的社会复杂程度——我相信,要想最终解答黄土丘陵的谜题,对本地社会更深入的理解不可或缺。这个调查选择在山西省石楼县,区域面积1808平方千米,占整个黄土丘陵的2.7 %,与黄土丘陵其他地方相比没有明显的地理或生态的特殊性。石楼县已经有22个地点出土了青铜器,这使它成为很好的研究样本。在两季的工作中,我们仔细调查和记录了30多个李家崖文化遗址,大约半数是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曹大志,2019b) 。

2. 为了获得对黄土丘陵的完整认识,在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扩大调查区域的情况下,我重新查验了考古机构以往两次大规模调查采集的陶片标本。第一次调查是陕西省于1988年、山西省于1995-1996年为准备各自的文物地图集进行的,由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完成。由于当年工作条件艰苦,调查的覆盖程度不佳,但标本选择得较好。虽然两省的文物地图集已经出版,但其中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因为陶片标本没有经专家鉴定。事实上,李家崖文化的陶器至今仍只有少数专家能够辨识,它们大多被归入了新石器时代或周代。第二次调查即国家第三次文物普查,在过去几年间由工作条件更好的准专业考古人员完成。与前次调查相比,这次普查由于各地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平衡,结果的系统性不佳。工作开展好的县市新记录了大量遗址,也有县市的结果尚不如第一次调查1。尽管如此,这两批标本在认真的检视下仍能够透露丰富的信息。例如关于遗址数量和分布的信息,任何调查项目所获都因无法覆盖如此大的范围而不能与这两次普查比拟;它们的广泛性甚至可以帮助确立以前尚未认识的文化类型(如西坬渠类型,参第二章),这些文化对了解连接着黄土丘陵和北方草原的社群至关重要。与全覆盖的系统性调查相比,这两次调查就好像数以百计的调查者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编织的两张网眼不均匀的筛子。笔者希望这两张筛子叠加在一起能够更细致地对黄土丘陵及相关的邻近地区进行筛查,以获得更完整的认识(由于某些县的标本无法看到,两次调查的标本还可以互补),因此竭尽所能翻检了各地的两次调查标本2。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两个月,笔者翻检了山西、陕西两省64个县超过5000处遗址的采集标本,并对仰韶时期至汉代的遗址做了文字记录,对商代和西周的标本还做了照相记录(图1.1) 。

3. 上述第二个假设中有一个关键——晚商时期存在一个涉及中国北部很大范围的交换网络。要验证这个假设,外来物品的示踪研究很重要,必须借助一系列的实验室分析。笔者选择了青铜器和动物遗骸(牲畜的牙齿、骨骼)两类样品进行分析,因为它们很可能是交换物品的一部分,也因为它们不易腐朽,是少数能有物质遗存的物品。研究工作中采集了180件青铜器的样本,分析其合金成分、范芯、铅同位素3;采集了出自黄土丘陵、汾渭谷地、安阳和其他相关区域的动物牙釉质和骨骼样品,用于锶同位素研究。所有分析工作都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完成,目的是提供物品的来源、流动和消费的证据。尽管进行了这些工作,目前可用的资料对于系统的解释而言仍然非常零散而不全面。不过新旧资料加在一起已经足够做出一个初步阐释,本书就代表着这样一个尝试。

本书的结构如下:在介绍地理背景和年代框架后,第二章致力于更好地理解黄土丘陵本身,环境、气候、生计方式、聚落形态、社会复杂性将被逐一讨论。第三章是对黄土丘陵出土青铜器的一个详细的产地研究,通过分析风格、合金成分、铅同位素来判断铜器的产地。第四章至第六章检视黄土丘陵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黄土丘陵与安阳、北方草原、关中盆地之间都有互动,形成了一个以黄土丘陵为中枢的网络。结语部分通过黄土丘陵和燕山地区的比较,解释了上述网络形成的动力、运行的机制及影响。

1 例如,山西省石楼县只有一人进行“三普”工作,所获结果很难超越前次普查;而陕西榆林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新记录到众多以往不知道的遗址。

2 山西、陕西两省为编写地图集调查的标本分别存放于曲沃县、榆林市和延安市,陕西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标本也是集中存放的,在省、市文物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能够比较方便地观察。但是山西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标本分散存放于各县,在观察这批标本的过程中,笔者得到了21个县的文管所的帮助。

3 取样主要是在笔者参加山西相关单位整理山西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工作中完成的。承蒙山西博物院和吕梁汉画像石博物馆慨允,笔者对183件组青铜器的风格、类型学、技术特征进行了仔细观察、记录,同时研究了共出的金、玉、海贝等器物。感谢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帮助,笔者观摩研究了40件收藏于该馆的青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