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言

一、未解之谜

在吕梁山以西的黄土丘陵地区进行系统的田野工作直到近年才具备了可行性,而这里一系列的发现多年来一直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西部和陕西北部已经出土了数百件晚商时期的珍贵青铜器。它们出自70多个分散的地点,均为生产活动中的偶然发现,随后由当地文物工作者收集并记录下来。当考古学家到达现场考察青铜器的出土环境时,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熟悉的情况:除了伴存的人骨可以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墓葬中的随葬品之外,附近几乎没有古人的墓地或居址的迹象。

1980年以后,为数不多的考古工作在这个地区展开。当地的土著文化因其独特的陶器群很快得到认识和命名,即现在为人熟知的李家崖文化。在已经发掘的4个遗址中,3个都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同时,学者们通过类型学研究注意到这里发现的青铜器有中原、北方草原、本地等不同来源。根据这些情况,当地似乎存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繁荣且与区域外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黄土丘陵一直是一个各种资源都很贫乏的地区,受降雨量、地形和土壤等条件限制,农业发展潜力也很有限。青铜器是晚商时期顶级的贵重物品,被认为指示着社会的复杂程度。当地贫困的生态与众多的铜器发现形成了强烈反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这是一个更大、更重要的谜题。遗憾的是这个难解之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以往关于这些青铜器的研究基本上遵循着两种途径。大多数研究者试图通过联系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唯一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或更晚的传世文献,将黄土丘陵纳入历史记载的框架。然而,这种文献的研究路径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黄土丘陵没有丰富的文献记录。甲骨文资料关于商的西北邻人的记载非常简略、模糊,对于他们的位置,我们无法得出具体可靠的结论,因而不能确定哪些甲骨文记录是有关黄土丘陵的。将甲骨文地名与黄土丘陵的考古遗存对应起来的提议已经有很多,但是还没有哪个得到了公认。即便某些地名的标注可能是正确的,甲骨文里的零星信息对我们理解黄土丘陵出土的青铜器也没有多大帮助。给考古遗存贴上某个方国的标签并不能自动解决我们试图理解的问题1。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现有的文字材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们不仅是从中原一方的视角对一个多边关系的描述,而且在内容方面也非常单一。传世文献几乎只谈论政治关系,甲骨文作为占卜记录包含了军事事件,两者都缺乏文化、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记录(商王朝日常的经济文书很可能书写在便宜、易腐朽的材质上)。因此,仅仅建立在文字材料上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只从单一的政治视角看问题2。

另一类研究采取的是文化史的路径,它重视黄土丘陵位于中国的北方地带这一情况,关注文化和环境的变迁。例如黄土丘陵发现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研究者将其视为半农半牧人群的遗存,代表着定居农业到完全游牧的过渡阶段,同时也把它们看作公元前2千纪游牧文化自西向东在欧亚草原传播的证据。这个研究框架强调了北方对中原的文化影响和长时段内经济形态及物质文化的变化。虽然这些观点很重要,但是在此框架下,黄土丘陵及其他位于北方地带和中原之间的地区容易被视为某种过渡的中间环节而丧失了主体性。除了少数例外,沿着这个路径的研究往往长于描述而短于阐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林沄先生的“漩涡理论”:

中央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地带,是一个奇妙的历史漩涡所在。它把不同起源的成分在这里逐渐融合成一种相当一致而稳定的综合体,又把这种综合体中的成分,像飞沫一样或先或后地溅湿着四周地区。 (林沄,1987:148-149)

这是林沄先生在解释“北方系青铜器”在欧亚草原的传播时所做的比喻,尽管这是对长时段历史非常生动的描写,超越了对物质文化的单调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描述里没有具体的人类活动和社会变迁过程。文化史的研究很少关注人的行为、变化的动力和机制,经常讨论的只有民族迁徙和引起民族迁徙的气候恶化;由于对本地社会的理解尚是一片空白,黄土丘陵的内部发展和社会机制在这类研究中是缺失的。

在这两个研究路径以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解释现象背后的机制给予了更多关注,但由于以往对黄土丘陵所知甚少,已有的解释只能停留在大胆推测层面。例如,苏芳淑和艾玛·邦克(So and Bunker,1995:38)假想了黄土丘陵人群季节性迁徙至燕山地区,用来解释黄土丘陵和燕山地区某些高度相似的青铜器(参看第五章) 。林嘉琳(Linduff,2006:364-365)推测妇好是一位来自北方的公主,以政治婚姻来理解妇好墓中出土的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她的全部证据是这几件铜器出土于“紧靠妇好身体”的位置,因此应该是妇好的个人物品。但是我们知道,妇好墓在发掘时由于地下水位太高,绝大多数器物,特别是小型器物的位置是完全不清楚的,因此这个推测实际上没有根据。

总之,以往研究的路径对于解释黄土丘陵不同寻常的青铜器发现是不成功的。它们或者完全依赖模糊、不平衡的文字记录去重建当地历史、判断区域间的关系,或者完全忽视黄土丘陵本地发展中社会经济层面的重要性。为什么黄土丘陵出土了如此众多的晚商时期青铜器,而在其后的西周时期不见此现象? 除了本地铸造的,这些铜器来自哪里? 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黄土丘陵? 这些基本问题以往我们只是在对黄土丘陵没有真正了解的情况下做了仓促的回答。当然,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1 在典型的“贴标签”式研究中,问题的预设和解答往往沿着以下模式：“为什么在甲地发现了商代的青铜器?”“因为根据对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研究,甲地有一个商代的方国乙。”在这样的研究中,寻找“乙”这个名字仿佛能解答所有问题,一个“方国”理所当然地拥有青铜器,至于甲地为什么会形成“方国”乙,它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它如何拥有了青铜器,都没有深入探究。对于真正理解黄土丘陵的古代社会,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提供解释,难以令人满意。

2 文献路径的单一视角和政治取向体现在对青铜器发现的解读上。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中, 青铜器经常被断定包含着深刻的象征含义:它们代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复杂的礼仪、文化认同,以及最重要的——政治的合法性。拥有中原青铜礼器的社会被认为与商王朝保持着很正式的政治关系。研究者多采取政治-军事的观点去解释铜器发现。每当一地发现了青铜礼器,这个地方必然存在一个政体,或臣属于商王朝或与之刀兵相向;青铜器或者是商王朝为了表示优越地位和维持政治秩序而做的赏赐,或者是异族通过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在这些解读中,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青铜器从根本上讲只是贵重物品、其他意义是附加的,这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经常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