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预见中华民族的崛起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上午11点，中法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公报仅44个字，但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反响不亚于一次“外交核爆炸”。

4天后，即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他承认新中国的理由。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数世界第一。几千年来，这个民族以忍耐、吃苦和勤奋精神弥补了它缺乏凝聚力的集体缺陷，建筑了一个特殊、深刻的文明。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其领土从小亚细亚和欧洲的边缘伸展到广阔的太平洋海岸，从北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一直延续到印度和北部湾的热带地区，地理面貌虽变化多端，却领土完整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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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历史悠久，从始至终地坚持独立自主，不懈地致力于中央集权建设，本能地闭关自守，排斥外来，并以其亘古不变的永恒引以为荣。这就是中国，一个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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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同样相信，一些还持保留态度的国家迟早会认为应该效仿法国承认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增进各国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将会促进人类事业的发展，即促进智慧、进步与和平事业的发展。同样，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导致世界分裂的各个阵营的对立和敌视将会得到化解。而且这种化解已经开始。这样，全世界的人们，不论他们身在何地，都会在不久的将来走到一起，响应一百七十五年前法国提出的号召，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

在这个别开生面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强调，中国是一个与世界一样古老的国家，承认中国无非是接受世界的一种现状。戴高乐认为，承认新中国，就是承认中国的历史，就是要在历史长河中看事物的发展趋势，无关什么党派执政。也就是说，国与国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国家利益关系，一种长期而非短期的利益选择。

正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戴高乐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大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并与苏联各届领导人都建立了特殊的互信关系。

戴高乐高瞻远瞩地认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对于这样的伟大国家，世界要有准备看到它的重新崛起。他甚至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中叶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我们再回顾一下当年戴高乐承认新中国的历史背景。

在戴高乐当选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前，即1957年5月20日至6月22日，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对新中国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考察访问。在华期间，毛主席、周总理分别会见了富尔夫妇。毛主席会见富尔时引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

富尔回国后，将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会见及对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以备忘录的形式写了一本书《蛇与龟》（Le Serpent et la Tortue）。在书中，他明确表示，“法国没有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理由”，并借用毛泽东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来形容法国同中国的建交。

富尔是法国资深政治家，二度出任政府总理，也曾是戴高乐所领导的战后临时政府的副秘书长，与戴高乐私人关系密切。

1963年8月20日，富尔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要与大使李清泉见面。在会见过程中，他提出希望再次访华，并在访华过程中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希望与他们就当前国际局势及中法两国关系交换看法。

约10天后，李清泉大使向富尔转达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张奚若会长的访华邀请。

会见结束后，富尔马上向戴高乐通报，告诉他10月将再度访华。戴高乐明确告诉富尔，是时候与中方探讨法中建交了，并要求富尔以戴高乐的个人代表身份出访。为此，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授权信交给富尔。

10月22日，富尔抵达北京，与周总理、陈毅外长前后进行了六次会谈。

富尔带来了戴高乐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

（1）无条件承认。

（2）有条件承认。

（3）短期内承认。

戴高乐希望能实现第一个方案，第二、三方案只是备用方案。

周总理对此作出明确回复，认为中法可以从完全平等的地位出发，选择以下的建交方式。

（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与北欧诸国，但这意味着法国要先同“台湾当局”断交，然后同新中国建交。

（2）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

（3）暂缓建交。

周总理表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富尔表示，全建交是戴高乐的心愿，但让法国马上同“台湾当局”断交，驱逐蒋介石在巴黎的代表，这对法国来说是件不愉快的事，尽管它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为了照顾戴高乐的处境，周总理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下提出了三点内部变通策略。

（1）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三天后，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备忘录。

富尔回到巴黎后，将上述方案报告戴高乐，戴高乐对此表示满意。

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德博马歇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会见李清泉大使，通报法国政府准备承认新中国的决定。

1964年1月2日下午，德博马歇与李清泉大使继续会谈，双方商定以互换照会的方式建交，并希望联合公报越简单越好。

1月9日，德博马歇再次拜会李清泉大使，再次确认1月2日会谈提出的建交方案，并提出在1月27日或28日巴黎时间中午12时，双方分别在北京、巴黎同时发表公报。

李清泉大使根据国内指示，提出在北京时间1964年1月27日下午1：30或2：30，双方同时发表公报。德博马歇补充说，考虑到法国《世界报》每日下午3时出版，希望能及时在该报上宣布建交消息，故提出在巴黎时间12时发表公报。

就这样，中法两国超越意识形态，确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然而，戴高乐承认新中国的战略决策却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强烈反对。

首先，在听说法国有可能与中国建交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三番两次地约见法国驻美大使，要求法国政府不要与新中国建交。随后，美国国务院又给法国政府递交照会，强烈反对法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戴高乐丝毫不理会美国的照会，令美国火冒三丈。

其次，为阻止中法建交，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和舆论给法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派与蒋介石私交甚笃的原中情局台湾情报站负责人克莱恩火速访台，并请他转告蒋介石与蒋经国，一旦法国宣布与北京建交，“台湾当局”不要马上宣布与法国断交，以便让法国政府在国际上承担道义责任，遭受谴责。在与法国谈判断交时，要力争法方继续保留在台的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给中共出一道难题。

最后，美国还告诉“台湾当局”，鉴于法国在法语国家的影响力，要防止其他国家一窝蜂与“台湾当局”断交，并与新中国建交。

克莱恩到达台北时，蒋经国特地到机场迎接，随后与其密谈。

在美国的唆使下，蒋介石对法国的态度只是停留在口头抗议和在报刊、广播电台上对法国口诛笔伐，却一字不提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台湾“外长”沈昌焕还电告其驻法“大使馆”，要求其“处变不惊，不屈不挠，守好馆产”。

蒋介石的做法使戴高乐原本的策略难以实施，戴高乐不得不在2月10日命令法国驻台“大使馆”临时代办萨拉德会见台“外长”沈昌焕，通知其由于法国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法国将从即日起撤馆，台湾驻法人员无任何理由再继续留在巴黎。此外，法国还将本着国际惯例，将台湾驻法国“大使馆”的馆产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

接下来，法国政府先是对台湾留守人员陈垣礼貌地请离使馆，后由于陈垣赖着不走，法方派遣军警将躺在地上耍赖的陈垣强行抬出了馆外，并不准他再入馆内。

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抵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也抵达巴黎，两位大使分别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中法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回顾历史，法国率先承认新中国，不仅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联邦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也使美国政府更加意识到承认新中国的必要性，从而促成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和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旨在建交的《上海公报》。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访华前，他曾私下多次向戴高乐总统请教如何促进中美建交，以及美国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