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再次拯救法兰西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前殖民地，早在1830年，法国人就开始在此移民，并在1834年将阿尔及利亚列为法国的一个省。在法国，即使在今天，依然有许多人认为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个省，是法国人辛辛苦苦一百多年建设了阿尔及利亚的一切，而在法国人到来之前，这里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政府，阿拉伯人也占少数。简言之，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人的后院。

因此，“二战”结束后，与法属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等北非前法属殖民地不同的是，大多数法国民众仍然希望“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l'Algérie, c'est la France），希望阿尔及利亚能继续留在法兰西民族的大家庭中。

然而，时过境迁，战后的阿尔及利亚已今非昔比，当地的阿拉伯人也从百年前只占人口的不到10%发展到总人口的90%，而原先居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欧洲后裔人口已降到全国人口的10%。

此外，战后北非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等法属殖民地均宣告独立，非洲大陆法属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浪潮更是风起云涌，法国又如何能抵抗这样的时代潮流？

然而，强烈的法国民族主义意识和优越感不仅使法国公众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法国政界领导人也是一个比一个立场强硬。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通过政治手段谋求民族独立时，法国各政党坚决反对，包括具有进步思想的左翼激进党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及其后任社会党总理居伊·摩勒。

面临法国政府的拒绝态度，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通过暴力恐怖手段追求独立，而当时的法国第四国共和国政府极为松散和行政无力，对阿尔及利亚内乱冲突升级束手无策，形势一天天恶化。

1958年5月13日，面对混乱的形势和软弱的中央政府，驻阿尔及利亚伞兵司令马絮成立由军方领导的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并自任司令。

几天后，巴黎谣言四起，宣称驻阿尔及利亚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将与马絮将军一起武装进入巴黎，以推翻无能的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与此同时，这些将领们纷纷呼吁德高望重的老领导戴高乐将军出来收拾残局，认为在法兰西国难当头之际，唯有戴高乐将军能力挽狂澜。

然而，这位几乎是法军将士胁迫第四共和国政府方能重出江湖的“老领导戴高乐将军”，又是为何将他这些坚定的政治支持者“抛弃”，转而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呢？

面对军方的信任及将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的强烈民意，戴高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顺应军方和民意，如此，法国既可以保住帝国荣誉，也可以补偿“二战”与刚刚结束的越战中法军蒙受的屈辱，进而保护好一百多万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和阿尔及利亚丰富的矿藏资源。

也许，戴高乐也可以据此捍卫法兰西民族利益，保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合法统治权，从而在法国历史上“名垂青史”？

但是，在戴高乐看来，政治利益是国家利益最崇高的体现，作为政治家，必须站在更高的、全新的角度上，让阿尔及利亚问题免于成为法国在战后国际舞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包袱”。

戴高乐做了以下考虑。

一、法国难以长期承受阿尔及利亚内战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

法国政府每年要拿出国家总预算的30%用以维护阿尔及利亚的治安，而此时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时期，百废待举，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如此巨额花销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与此同时，内乱使法国派遣了50万军队来镇压3万叛军游击队，其中至少有40～150万人死亡。暴力恐怖又使武装袭击、拷打、虐杀随处可见，作战对手界限模糊，随意杀戮，民不聊生。

二、阿尔及利亚危机将引发法国严重的社会危机

法国刚刚结束战争，本土老百姓需要休养生息，法国人民并不愿意为维护阿尔及利亚一百多万法裔的利益而无休止地输血，消耗国内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并且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在人口比例上已呈现巨大的差距。

当初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时，当地的原住民并不多，欧洲人后裔占多数，但一百多年后，阿拉伯人已达9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殖民者过去一统天下的日子不再，相反却沦为少数民族，而少数对多数的统治有悖客观经济与社会现实。

再者，让阿尔及利亚作为一个省继续留在法国非常危险，原因是阿尔及利亚人可以在法国本土自由迁徙、居住和工作，这是戴高乐最害怕看到的。

此外，戴高乐还清醒地意识到，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在法国本土的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之间已产生隔阂，只要这样的民族冲突存在一天，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之间的不信任甚至仇恨就会存在一天。

三、阿尔及利亚给法国带来严重的国际形象损失

“二战”结束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民主、自由、正义与进步，积极营造一个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连绵不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形象受损，尤其是法军飞机轰炸突尼斯小镇致数百名无辜村民和几十名正在念书的儿童被炸死的事件，受到国际舆论和联合国秘书长的一致谴责。

四、阿尔及利亚危机给法国带来严重的宪政危机

阿尔及利亚内战不仅使法国的经济、社会和外交蒙受巨大损失，也同时毒化了法国政治生态。长期的政局动荡助长了军人干政的现象，其中一些人公然叫喊“一切权力归军队”，公安委员会司令马絮将军公然表示军队“将不会无条件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

1961年4月18日，部分法军高级将领最终举起反叛旗帜，向戴高乐逼宫。

4月23日，戴高乐身着军服，向法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强烈谴责个别将军的兵变，并要求法国人民支持政府正在进行的阿尔及利亚和平解决方案。

1962年3月18日，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订《埃维昂协议》。

4月8日，法国举行全国公投，表决是否接受《埃维昂协议》，当天的公投投票率为75.3%，有90.8%的法国选民支持《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权。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民投票，99.72%的投票者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投票的参与率更是高达91.88%。

公投后的7月3日，法国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阿尔及利亚公决独立后，100多万法裔离开他们祖辈生活的土地，返回法国，但战后法国去殖民化浪潮中最血腥、最动荡的一幕也随之落下帷幕。

戴高乐壮士断腕，甩掉阿尔及利亚这个“包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不仅赢得了和平，也使法国经济出现了腾飞，出现了战后“30年经济景气”，并保证了法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国际舞台上独特的政治、经济大国地位。

其实，早在阿尔及利亚问题在法国举行全民公决的前两年，即1960年6月14日，戴高乐在给法国人民的电视讲话中就说过如下的话。

人们对帝国时代总是有一种怀旧情绪，这是完全正常的。人们想念煤油灯的柔光，帆船在海上漂流的美景和水手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但这又说明什么呢？世界上是没有一项有效的政策是可以离开现实生活的。

戴高乐时期的新闻部长佩雷菲特，也是有限的几位长期与戴高乐有频繁接触的政治家，曾在回忆戴高乐的电视采访中向记者披露，有一次在私下谈到阿尔及利亚时，戴高乐曾向佩雷菲特坦诚，放弃阿尔及利亚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决定。

戴高乐说，“你觉得我心里会好受吗？”“没办法，我必须这么做！”

如果不是戴高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眼界和胸怀，而只是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本可以不这么做，以避免部分军队将领兵变和阿尔及利亚法裔激进分子对他实施的五次暗杀。

是戴高乐的远见使其“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惧与其支持者的决裂，不惧面临的生命威胁，超越个人利益，力挽狂澜，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方向和军事战略，再次将法国从战争的泥沼中拯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