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

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至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在1949年以前的近30年的时间里，本领域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清代价格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方面。柳诒徵的《江苏各地千六百年间之米价》[1]发表了从官私文书中搜集到的东晋至民国初年江苏的一批米价材料，以表格形式公布了江苏国学图书馆档案馆所藏光绪年间江苏各府州县逐月呈报的米价细册。盛俊的《清乾隆朝江苏省物价工资统计》[2]，主要根据《钦定物料价值》一书，以表格形式整理并分析了乾隆年间江苏的各种物料、工食的官定价格。吴麟的《清代米价》[3]是一篇短文，但它最早引用了北平图书馆收藏的河北宁津县大柳镇商店的旧账本，公布了道光十四、十五两年该地方各种粮价的记录。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对清代粮价单的整理编纂工作。30年代，以汤象龙先生为首的一批研究者，在困难的条件下对清代档案中的社会经济资料做了大量抄录，他们用近代统计方法，以表格形式整理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全国各省的26000多份粮价单，并按省装订成册，这批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资料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在1949年以前公开发表的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论著中，还包括了应奎的《近六十年中之中国米价》[4]、寄萍的《古今米价志略》[5]、《实业来复报》刊登的《中国六十年来米价比较表》[6]、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五十六年来米价统计》[7]和张履鸾的《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8]等。

在1949年以后的研究中，彭信威先生于1954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史》一书，其中对清代物价问题作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9]彭先生是从货币购买力的角度讨论物价问题的，他分析了清代铜钱、银两购买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及其原因，考察了这一情况对物价变化的直接影响，其中从各种官私文书中辑录的大量物价资料（特别是米价资料），至今还常被人们所利用。1955年出版的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根据河北宁津县大柳镇统泰升记商店的出入银两流水账、买货总账、四乡账、四街账和柴胡店账，计算了1800—1850年该地区的零售物价和银钱比价指数。[10]邹大凡、吴智伟和徐雯惠的《近百年来旧中国粮食价格的变动趋势》[11]根据《银行周报》和《中国货币史》的有关记载，开列了1841—1949年上海中等粳米的价格及其指数，分阶段讨论了这一时期上海米价的上涨，从生产、人口、市场和银钱比价等方面，分析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

在20世纪末最后十年的研究中，陈支平的《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12]和《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13]是两篇值得注意的论文，这两篇文章利用从地方志、笔记等文献中收集的粮价极端值，从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粮价不规则变动的角度讨论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与社会情况。郑友揆的《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变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关系》[14]利用中外文献论述了1870—1900年国际银价下跌、国内银钱比价变动的情况，认为中国货币双重本位制所产生的双重汇率使该时期进口物价较内地物价为低，有利于洋货的倾销，阻止了出口贸易，从而对该时期国际银价大幅度下跌而中国商品进口及贸易入超却迅速增大的矛盾现象作了解释。方行的《清代前期湖南农民卖粮所得释例》[15]利用方志、笔记、文集等文献中的粮价资料，说明康熙后期至嘉庆一百多年间湖南和江南地区的粮食地区差价缩小，湖南农民的卖粮所得有增加的趋势，作者进而分析了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和粮价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近40年大陆学者有关清代物价研究的论著还包括冯汉镛的《清代的米价与地主操纵》[16]、邓云乡的《清代三百年物价述略》[17]、吴量恺的《清前期农业雇工的工价》[18]、谢天佑的《气候·收成·粮价·民情——读〈李煦奏折〉》[19]、陈金陵的《清代的粮价奏报与其盛衰》[20]、刘嵬的《清代粮价奏折制度浅议》[21]和王道瑞的《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22]等，后面几篇文章对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各方面情况作了介绍。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清代市场、商品生产、地权转移、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时，对物价问题也有所阐述。

台湾地区研究者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台湾当地的物价变动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世庆的《清代台湾的米价》[23]、周省人的《清代台湾米价志》[24]和李冕世、黄典权的《清代台湾地方物价之研究》[25]。其中周省人的文章收集了康熙至光绪八朝的米价资料，讨论了台湾米价与年成丰歉、台米外运和战乱治平的关系。

迄今为止在清代物价史研究中学术贡献最大者首推香港新亚研究所的全汉昇教授和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王业键教授。

全汉昇先生在本领域的主要论著有：《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乾隆十三年的米贵问题》《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清康熙年间（1662—1722）江南及附近地区的米价》，与王业键先生合作的《清雍正年间的米价》《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和《近代四川合江县物价与工资变动的趋势》。[26]他与克劳思（Richard A.Kraus）合作的Mid-Ch'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An Essay in Price History （《清中叶的米粮市场和贸易》）[27]一书，是最早出版的清代物价史专著，全先生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他描述了清代的粮价奏折制度并系统考察了粮价奏报的可靠性问题，以18世纪白银的输入说明当时物价的上升趋势，研究了以苏州为中心连接山东、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江苏、浙江等省的米粮市场的运作情况，并通过对18世纪初与20世纪初江南米价季节变动的比较，说明该市场的流通机制和有效性；他还考察了清政府对待米粮贸易的政策和在保证粮食供应方面的作用，等等。在材料运用方面，他从《李煦奏折》和《雍正朱批谕旨》中辑录出大量米价资料，这个工作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他还把经济统计方法运用于米价季节变动的分析之中。全汉昇先生对唐、宋、明各代的物价都做过精湛的研究，所以关于清代物价史的分析有一种人所不及的通识。他又把清代物价置于同时代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表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眼界。尽管后起的研究者们在资料利用、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但许多人都明显地受到全先生的影响。他在这个领域的贡献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性质。

王业键教授有关清代物价史的论著除了上述与全汉昇先生合作的以外，还有“The Secular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1）”（《清代〔1644—1911〕物价的长期趋势》）[28]、《清代的粮价陈报制度》[29]、“The Secular Movement of Grain Price in China，ca.1760-1910”（《1760—1910年中国粮价的长期变动》）[30]和《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31]，与黄国枢合作的《18世纪中国粮食供需的考察》[32]等。王先生是第一个在研究中系统运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粮价清单的学者，在粮价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研究比较注意东南地区，研究范围扩展到过去人们较少系统研究的清代后期。他在对18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粮价变动的长期趋势的研究中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在考察18世纪福建米粮供需与粮价变动时较多地运用了数理统计方法，并对地方社会状态也给予较多注意。王先生对清代赋役、货币等问题都有过引人注目的研究，他在本领域的工作富于启发性，而且显示出一种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

美国学者威尔金森也对清代物价问题进行过研究。他197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Studies in Chinese Price History （《中国物价史研究》）[33]，利用20世纪最初十年陕西的粮价细册（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考察了银钱比价和稻米、小麦、小米、豌豆价格的变动，以验证统一市场是否存在。他的“The Nature of Chinese Grain Price Quotations，1600-1900”（《1600—1900年清代粮价单的性质》）[34]则讨论了清代的粮价奏报制度。

1987年年底在深圳举行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几位来自美国的学者对清代粮价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李中清等的“Price and Population History in Rural Fengtian，1772-1873”（《1772至1873年间奉天地区粮价与人口变化》）把作者进行多年的人口史研究与粮价史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了收成和粮食外运对当时奉天粮价的影响以及当地谷物的可替换性，对粮价与人口关系的统计分析发现，粮价对出生率有较大影响，说明溺婴是一种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王国斌等的“Grain Market and Food Supplies in 18th-Century Hunan”（《18世纪湖南的粮食市场与粮食供给》）通过对当时湖南省内米粮贸易空间模式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说明米粮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还讨论了粮价的季节变动和年度变动方式，说明了18世纪湖南米粮市场的整合程度。濮德培（Peter C.Perdue）的“The Qing State and the Gansu Grain Market，1739-1864”（《清政府与甘肃谷物市场1739—1864年》）从仓储、军需和市场整合程度等方面考察了当时甘肃米粮市场的情况及清政府对该市场的影响。马立博（Robert Marks）的“Rice Price and Market Integration in Liangguang，1738—1769”（《清代前期两广的市场整合》）讨论了当时两广米粮供需的大致情况和地方市场的粮食来源，用数理分析方法考察了两广米粮市场的整合情况。[35]上述学者的研究有明显的计量历史学的色彩，他们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做过较长时间的粮价资料搜集工作，研究中大量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并发展起一套被较多人采用的研究粮价变化的数理分析方法。

日本学者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对这一课题着力较多的是岸本美绪，她的《清代前期江南の米価動向》[36]、《清代前期江南の物価動向》[37]和《康熙年間の穀賎について——清初経済思想の一側面》[38]等论文讨论了从万历至乾隆末年江南地区米价变动的长期趋势及其与棉花、生丝、棉布、田产和工食价格变化的关系，并对康熙前半期粮价下跌的原因进行分析，评述了当时政府官员和地方士绅关于粮价、货币、市场等问题的种种议论。1987年发表的《清代物価史研究の現状》[39]一文对清代物价史的研究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就该领域今后的课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松田吉郎的《広东広州府の米価動向と米穀需給調整——明末より清中期を中心に》[40]利用地方志中的记载描述了从明景泰元年（1450）至清咸丰七年（1857）广州府的米价变动，从钱粮减免、常平仓、社仓、义仓等方面讨论了官府和地方士绅、商人在保证米粮供应方面的作用。安部健夫的《米穀需給の研究——“雍正史”の一章としてみた》[41]在讨论雍正时期国内米粮市场时，对各地的粮价也有所论及。讨论同一课题的还有则松彰文《雍正期における米穀流通と米価変動》[42]。日本学者的研究注重利用地方志、笔记和《雍正朱批谕旨》中的材料，对数量庞大的清代粮价单还很少利用，也不像美国学者那样采用大量的统计分析方法。他们的工作或多或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主流学派的影响，对政权、乡绅、地方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等问题给予了较多注意。

布罗代尔（F.P.Braudel）和斯波纳（F.Spooner）在他们为《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所写的“Price in Europe from 1450-1750”（《1450—1750年欧洲的物价》）一章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价格史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的唯一解释，它仅仅是试图从一个方面使过去人类活动的复杂的真实简化起来。它是对这种历史真实的一种不完全的评估，但具有运用非人格化的复杂的统计证据的优点。在习惯这种特殊语言或接受这种分析工具时，历史学家们无疑会发现一些困难。因此，在这个各种观点错综复杂的领域中，小心和谨慎是必要的。但是，只有我们超越了这些讨论，从而把握并揭示整个历史序列时，小心和谨慎才有意义（物价史本身也才有意义）。”[43]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以往有关清代物价史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意义的。也无须讳言，迄今为止的研究与“把握并揭示整个历史序列”的期望相比，仍有很大距离。大体说来，由于学术传统和学术背景的差别，以往关于清代物价史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一部分学者注重计量研究，大量运用清代粮价单所提供的数以万计的粮价数据，注意对市场机制的探求，其研究有着较为科学化、非人格化的特点，但较少注意基层社会的状况，较少注意定性资料的分析利用，其结论往往有较明显的推测性。另一部分学者重视公私文献中各种记载的分析利用，注意利用物价变化来说明阶级关系、租佃关系、基层社会组织、权力结构、雇佣劳动等中国史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对大规模的计量分析缺乏兴趣，对与物价直接相关的市场问题的考察大多为定性的描述，对史料的解释有较明显的随意性和或然性。大致上说中国和日本学者更多地受后一种学术风格的影响。作者认为，至少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把这两种风格统一起来是可能的，而且这种统一将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对历史整体的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