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并不由它研究的问题大小来决定。在学术史上，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常常都是从新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由表及里的剖析，建立起探索的新架构，从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这种“小题大作”的风格，更能体现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学术上的贡献，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崇论闳议逊色。当然，小题能否大作，作品是否实在而富新意，就有赖于作者的眼光和功力了。陈春声这部著作，从18世纪广东一个省区的米价分析入手，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标准，问题实在不算小。但相对于时下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许多纵横古今中西的鸿篇巨制来说，把对一个省区在一个世纪中的米价分析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专著，也算得上是“小题大作”了。

不过，正是这样一部“小题大作”的著作，在它的草创阶段，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当它的雏形还只是一份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的油印本时，就已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辗转流传，并得到了海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后来，陈春声在傅衣凌和杨国桢教授指导下，进一步把它写成博士论文后，这一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所取得的成绩，更得到了同行们的广泛认可。由此看来，一部成功著作的影响，是不会受其讨论对象的地域和题材的限制的。

本书最具特色之处，是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作者借助电子计算机，处理了近十万个粮价数字，在一系列较复杂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米粮价格背后的市场关系，并结合对各种记述性资料的诠释，揭示了18世纪广东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动态。虽然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据资料，把数理分析引入到历史叙述中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计量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史学方法，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以及数理研究方法论的逐步完善，计量研究已经显示出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特长。特别是经过以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经济史学派为代表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努力，数理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优点和局限，都已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了解。在国内，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是近年来讨论史学新方法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介绍或提倡者居多，付诸实践则少有进展。在经济史研究中，虽然对量化资料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大多还只限于数据的列举和简单的算术处理，采用数理分析方法处理数据，得出原始数据本身不能直观地反映出来的结论的研究，就罕见力作面世了。就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某个具体的经济史问题而言，春声的这部书也许还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

对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数理分析方法，其意义还不只在于多了一种新的研究手段，而在于它是我国历史学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重要一环。中国的人文学科比较缺少分析性和实证性研究的传统，即使在经济史这种对精确性和科学性有更高要求的领域中，研究者最轻车熟路的研究方法，也一直是凭睿智和直觉体验来解释文献中那些表意性和描述性的记载。更多地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用数理分析的手段来处理各种数字的和非数字的资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通向科学化的一条简单和基本的途径。在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中，这种体现了19世纪以前科学主义的实证精神的方法，当然算不上是最先进的。只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数理分析方法适用面的扩大和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才真正带有现代色彩。就中国目前的历史学研究来说，要从传统的方法走出来，实现向当代社会科学的转变，大力提倡包括计量研究在内的各种理性化的科学方法，实为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春声的这项研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仍属一项前沿的工作。

对于在历史研究中采用数理分析方法的批评，常常担心以至指责研究者对计算机和数字的迷恋超过对历史事实本身的兴趣。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数量资料和数理分析方法的运用，确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成熟的计量研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这种局限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方法来缩小或避免其影响。真正高明的计量史学家，从没有奢望计量研究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他们只是把数理分析方法作为验证某种理论假设和理论概括，启发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修正错误的一种有效手段。而理论概括和理论假设的建立，还需要其他描述性材料和常识的支持，需要历史学家从其他研究成果中获得的历史感和判断力的支持。本书的出色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成功地运用了数理分析的方法，更在于它成功地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数字资料和描述性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者可以看到，作者在书中利用的描述性材料之丰富，一点也不比许多叙述性的历史著作逊色，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作者独力收集和第一次引用的，显示出作者在用传统方法收集和利用史料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本书的许多结论，是在数理分析的结果与根据描述性资料获得的认识相互参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单纯的数理分析可能产生的舛误，又能获得许多单纯由描述性材料所不能直接得到的认识。

只是在方法论上谈论本书的意义，未免有舍本求末之嫌。其实，春声这项研究的另一贡献，在于他从18世纪广东的米价分析入手，围绕着在一个地区商品经济有了较明显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的发育程度、运作方式和发展趋向，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等重大问题，对传统中国后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变迁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这些在大量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见解，既不是老生常谈，又不是哗众取宠的空论，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必会留下它的痕迹。但要深刻揭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结构下的市场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书某些论断也许会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得到补充和阐释。

本书是一部经济史的著作，不过，以传统社会为对象的经济史研究，哪怕只是出于寻求新课题和解释因果关系的需要，也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社会史的领域。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更促进了经济史研究从社会总体上把握经济现象的趋势。当代的经济史已经摆脱了画地为牢的学科藩篱，越来越具有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历史阐释的色彩。陈春声对粮价和市场的研究，不是停留在单纯的经济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关系、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变迁的层面展开分析。对民间基层社会研究的重视，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对传统农村基层社会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尽管本书已经提出的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但书中表现出来的把区域经济发展和基层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的旨趣，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陈春声先后就读和任教于中山大学，其间又一度师从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这两所大学，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梁方仲先生和傅衣凌先生的多年耕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风。在陈春声的这部著作里，这些传统和学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看到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无限的欣慰，所以很愿意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下一点感想。

汤明檖

1991年8月2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