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增长需要畅通循环

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包括生产、分配、交易、消费或投资等各个环节的循环过程，并且各式各样的创新隐含于这个循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堵塞，或者环节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受到阻碍，循环就不能畅通，增长就不能持续。当然，在循环畅通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速，而如果循环不畅，这样的政策就未必能够奏效。我国要稳住增长，当然需要适当的刺激性政策，但首先还是应该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循环是否畅通。

供需循环需要得到进一步畅通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循环的堵点主要还是物理上的人、货流动问题。好在中央已经强调，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避免单打一、一刀切，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就指出，要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受到疫情防控影响最大的上海，也发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其中提到要通过加快推广使用全国统一互认的通行证等措施，畅通国内国际物流运输通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和航运物流有序运转，并取消了企业复工复产“白名单”制度，消除了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不合理限制。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措施。因此这方面的阶段性循环不畅，应该会逐渐被一定程度消除，当然彻底消除还需视疫情如何发展及防控方针如何设定。

更重要的是一些长期性的循环不畅问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如何疏通并扩展我国经济的供需循环，主要是如何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从而更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至少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不久，当外部需求受到重大冲击时，国家就将扩大内需作为一项战略提了出来。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这次会议同时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此后10年，我国内需规模的确稳步扩大，从数据来看，国内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即2000—2009年，每年的算术平均值只有51.5%；而到了第二个10年，即2010—2019年，则达到59.2%。

不过国内消费支出所拉动的经济增速百分点绝对值，在第二个10年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这是因为，第二个10年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第一个10年。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就可以发现，国内消费支出所拉动的经济增长，第一个10年为每年平均5.3个百分点，而第二个10年为每年平均4.5个百分点；特别是到了2019年，只有大约3.5个百分点。对2020年和2021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大致也表明了同样的情况。

因此，很难简单地认为，我国居民消费已经对经济增长形成较为强劲的拉动力，供给与内需之间的循环已经非常畅通。如果我国要维持6%左右的GDP增长，4个百分点左右的国内消费贡献就难有足够的支撑力，还得依靠投资和净出口，从而不能很好地实现10多年前就提出的重大结构性调整目标。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还较少，全球化程度还需提高，因此不是不要投资和出口，而是要扭转消费、投资、出口之间的失衡状况，并使经济循环渠道更多地渗透到国内各个环节。即使以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个单一指标来考量，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已经达到70%以上的水平，一些国家甚至超过80%，因此我国扩大居民消费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只有国内消费实现有力扩张，我们这个大国的供需循环才会比较畅通，经济结构才会比较健康，增长支撑才会比较稳定，并且才能体现经济增长的真正目的，即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应有提高。

居民收入问题是症结

进一步畅通供需之间的循环，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在一些人看来难以立竿见影，也难以找到政策杠杆。譬如，给居民发钱，在美国实行过，但在中国就引起很大争议，而且事实上不易实行，即使实行，也未必有多大效果；而发放消费券，也尝试过，毕竟难以撬动消费大盘。因此许多人还是希望诉诸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确，扩大内需当然包括扩大国内投资需求。但需要意识到，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在我国经济大盘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需要避免融资和债务方面的风险，产业领域投资需要避免产能过剩和资本报酬下降等方面的风险。因此从短期稳增长政策来看，投资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而从中长期稳增长政策来看，扩大内需的真正短板还是居民消费。

审视一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就能看到消费短板。在“十二五”期间，即2011—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8.7万亿元上升到30.1万亿元，增长了60.1%，简单地平均摊到各年，每年为12.2%；而在“十三五”期间，即2016—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31.2万亿元上升到39.2万亿元，只增长了25.6%，平摊下来每年只有5.1%。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了恢复性增长，增速为12.5%，但总额只有44.1万亿元。实际上，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虽然比2020年实际增长12.6%，但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4.0%。很明显，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势，消费支出增速同样降到较低水平。

消费的基础是收入，这是常识。消费增速的明显下滑，与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相对应。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为8.9%，而“十三五”期间为5.6%，3个多百分点的下滑应该算是比较严重的。2020年和2021年，这个平均数只有5.1%。其实，居民收入还不能完全用于消费，譬如还要买房子，这在统计数据中被算到了投资，此外还有真正的储蓄和投资。因此，能用于消费的收入就更少了。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来看，2021年平均为35128元。这不是一个多高的数字。按14亿人计算，2021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为49.2万亿元，这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基本匹配的，说明老百姓在消费支出上“尽力”或者“超力”了，因为一部分人还要拿出很多“银子”买房，当年商品房销售额就达到约18.2万亿元。但收入是不平均的，将全国居民进行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为18445元，中间收入组为29053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为44949元，高收入组为85836元。有那么多人一年可支配收入低于2万元，消费扩张必定受到很大制约，经济循环必定难以足够畅通。

我国居民收入不太高，当然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但也可以通过适当调节分配关系来得到一些缓解。最近几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有所提升，平均下来在60%上下，而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占比大约各为2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部门的占比还应该提高，而且应该致力于提高居民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40%上下，即使考虑测度偏差问题，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50%甚至更高的水平。由于绝大多数居民都属于工薪阶层，只有劳动报酬不断提高，才能形成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形成比较健康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才能促进供需循环的不断升级。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地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问题，其基础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这样才能使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

当然，也应该指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一般而言是与GDP增速同步变化的。这意味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基本上就是要建立在提高GDP增速的基础上，或者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稳住经济增速的重要性。

对外循环面临挑战

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经济循环的实现，离不开与其他经济体的交易与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往往含有竞争、摩擦甚至冲突的成分。前文已经分析内需对于我国稳增长的重要性，但也必须指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数据，是一种支出法的总量分析框架。这种框架有一定的迷惑性，不太能够反映对外循环的实际贡献，因为这里所计算的贸易数据，说的是“净出口”。这三个字其实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告诉人们，“净出口”之外的外贸活动都没有意义。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譬如既没有出口，也没有进口，“净出口”为0；而出口1000亿美元，同时进口1000亿美元，“净出口”也是0，或者进口达到1100亿美元，“净出口”反而为-100美元。难道后一种情况与前一种情况一样，对经济增长没有贡献，甚至是拖经济增长的后腿？显然不是这样的情况，要知道，1000亿美元的出口可能解决了1000人的就业，1000亿美元的进口可以让数以万计的企业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和零配件，它们绝对不可以相互抵销。

我国的对外循环，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也容易被低估。即使在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年和2021年，我国对外循环仍然是强劲的。在经历了几年的低速徘徊之后，我国对外贸易在2021年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速，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9万亿元，增速达到21.4%，其中进口、出口分别比2020年增长21.5%、21.2%。2021年服务进出口也是强劲的，总额达到近5.3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6.1%，其中，服务出口增长31.4%，服务进口增长4.8%。了解经济活动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当年外贸部门可谓火爆，出口企业大部分都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生产。外贸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可以从实际中感受出来，但在“三驾马车”分析数据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下降了。从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例来看，我国达到30%以上，不但比美国高，还比曾经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高，所以“净出口”贡献率数据根本不能准确反映实际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外循环的畅通密切相关，或者说，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关。而且，开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值得关注的是，对外循环在未来是否还会继续保持畅通。尽管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对中国许多商品加征关税，还对中国企业在美国开展经营活动实施了一些限制，但我国仍然做了较好应对。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已于最近推出一个“印太经济框架”（IPEF），具有明显的制衡中国的意味，而且这个框架的创始国，不但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与美国关系一直比较紧密的国家，还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竞争关系。尽管这个框架不属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目前看来不包括关税减让、自由贸易、投资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但也要看到，这个框架有可能通过强化供应链关系，嵌入市场准入、贸易伙伴等方面的内容，因而对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仍具有一定吸引力和约束力。特别是这个框架可能把所谓的人权、自由等因素纳入供应链关系。另外，这个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高科技和数字经济，因而对未来的全球创新可能会产生影响。当然，这个框架的具体内容，还会经历一个并不容易的谈判过程，最后能不能成形并按美国的设想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我国虽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成员，并且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对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影响，还是应该保持关注，要分析这个框架，以及其他来自美国、欧洲的类似活动，是否会对我国的对外循环造成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创新在经济循环中的位置

经济循环的螺旋式上升，需要创新推动。熊彼特的理论，正是把创新融入经济循环的理论。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但过去得益于对创新成果的吸收，而且现在越来越依赖创新的推动。我国已经把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地位，这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的确，我国的创新局面已经今非昔比。在过去10年中，我国在创新成果和创新能力方面都有明显提升。2012—2021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1%提高到2.44%，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第34位上升至第12位。我国的创新人才队伍也得到大量充实，而且许多科技难关得到攻克，许多包含创新成果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提高。

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创新方面的差距仍然不小。其一，我国基础研究存在短板。我国基础研究费用占研发总费用的比重只有6%左右，而发达国家为15%~25%。我国高被引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重在0.8%上下，美、英、德、法都在1%左右。我国在基础领域受到公认的原创性成果还非常少。其二，产业技术还存在不少“卡脖子”问题，无论是芯片技术，还是生物技术，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三，生产领域也缺少原创的全球性产品，还未能像美国那样涌现iPhone、星链（Starlink）等产品。

如何提高我国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循环的强大助推器，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尽管这与当下的稳增长关系不大，但一定是未来稳增长的大引擎。我国已经出台许多促进创新的规划和政策。“十四五”规划就提出，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把基础研究投入占GDP比重提高至8%。即使是国务院颁布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重点关注短期稳增长措施，也提出要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统、处理器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突破。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规划和政策必定会显现效果。

但有些至关重要的促进创新的因素，不一定可以由那些规划和政策生成，譬如宽容的试错氛围、浓厚的探索文化、强烈的求知兴趣，这些都属于比较软性的东西。也许，通过时间积累，这些软性的东西在我国会越来越多。此外，我国的创新也非常依赖一个开放性的环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这样的，自主创新并不是自闭创新，也不是内卷创新，如果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合作被弱化，甚至被切断，这绝对不利于建设一个创新型社会，也不利于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