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及如何稳增长

中央政府强调，要稳住经济大盘，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并郑重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无疑，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稳大盘、稳增长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主题。即使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保持较为稳健、合理的经济增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

不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中，要稳住经济增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但需要从政策工具箱中选取合适恰当的具体政策，而且需要稳住改革方向，稳住社会预期。

稳增长的意义

2022年以来，重要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实际上，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就经历了季度增速的巨大波动，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在此之前，季度增速的波动较小，特别是2015年之后的几年，相邻季度的增速往往只相差0.3个百分点、0.2个百分点甚至0.1个百分点，譬如连续几个季度分别是6.5%、6.6%、6.7%，这让人觉得我国的增长数据完美得近乎“不逾矩”。相反，看一看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欧洲各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季度增速往往呈现巨大的波动性，相邻季度相差0.5个百分点甚至1个百分点，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要知道，如果发达国家年度增速只有3%，季度增速相差0.5个百分点也算是很大的波动。

当前，我国经济季度增速波动性加大，特别是2022年第二季度的增速将会比较慢：一方面，当然是受到疫情管控措施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我国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就是虽然继续保有一定韧性，但脆弱性也在提高。实际上，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在多年一直主张的“稳中求进”之前，加上了“稳字当头”。这样一个罕见的表述本身，就有很强的信号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稳住经济增速，不管是季度还是年度经济增速，不但需要适时优化和调整疫情管控措施，还需要从经济发展程度和潜在增速预估的角度，审视增长压力的大小，并选择合适的政策组合。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2021年的经济增速达到8.1%，但如果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更大的2020年也算进来，两年平均增速只有5.1%。从6%以上的台阶，一下子降到5%的台阶，甚至在疫情管控措施不太严厉的某些季度也未出现符合预期的较为正常的增速，这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我国2021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114万亿元，尽管当年人民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人均GDP也只有1.25万美元。处于这样的发展程度和收入水平，如果只停留于5%的增速台阶，并在几年后继续下探4%的增速台阶，那么即使我国可以顺利跨过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门槛，也会在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道路上遇到严峻挑战。

尽管很难以增长核算等方法来剖析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速，但从其他一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来看，处于人均GDP刚刚迈上1万美元阶梯的发展水平，我国的增长潜力应该不至于落到低速轨道。离我们不远的韩国，即使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其人均GDP水平超过2.5万美元，仍然在多数年份实现了3%以上的增速，有些年份高达4%以上；在2020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衰退1%之后，其2021年的增速又达到4%，这对于一个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的经济体而言，的确算是非常强劲的反弹。新加坡在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其经济萎缩了4.1%，但2021年的增速反弹到7.6%，不比我国当年的8.1%逊色多少，要知道新加坡此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7万美元。我国的台湾省，2020年的经济增速在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仍然达到3.1%，2021年更是达到约6.5%，其人均GDP也超过3万美元。

因此，我国不能轻视稳增长的意义。正因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保持较好经济增速，努力实现增长潜力，对于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的中国而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任务。美国人均GDP已接近7万美元，按照约2%的正常速度上升，其人均GDP一年可以增加1400美元以上；而我国人均GDP只有1.25万美元，如果年度实际经济增速只有5%，设定平减指数为3%，并假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那么人均GDP一年只能增加约1000美元，这显然会导致我国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拉大。年复一年，差距会越拉越大。而要使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使得这个差距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明显缩小，则是更复杂的事情。

当然实现稳增长不是为了跟美国较劲，主要还是为了实现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时段，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上升更快，生活水平提高更多，就业和脱贫的成就也更大。但直到目前，我国仍然有许多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比较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流调”结果就显示了这一面。2022年以来，我国调查失业率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实际情况可能比数字更严重，特别是年轻人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原因还是经济增速下滑而导致的就业机会减少。我们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不断改善这种状况。当然，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课题。这个课题只能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过程中不断被解决。

稳增长政策如何落地生效

当前的稳增长压力，应该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大的一次。即使2022年第一季度有不错的开局，但很快就受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地缘局势的巨大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出现了不小的困难。国家也及时做出政策应对，特别是针对如何稳住市场主体、缓解企业困难，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最近，《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发布，共有六个方面的33项措施，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第一，实施退税减税、缓缴费用、加快财政支出和加快债券发行等财政政策。第二，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信贷投放，2022年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的额度和支持比例在2021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并要求银行对暂时受困的企业不要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第三，加大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力度，如简化和优化对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管控政策，并尽力保障货运物流通畅，以及鼓励民众消费，保障基本民生等。当然，国家也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决定新开工一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加大债务资金使用力度和一些财政资金使用力度。

这些政策措施，特别是减税降费方面的内容，有许多真金白银，譬如对许多行业实施存量和增量全额留抵退税，估计全年退减税总量可以达到2.64万亿元；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5个特困行业缓缴养老保险等三项社保费的政策延至年底，预计全年缓缴费用可以达到3200亿元。这一大一小两个真金白银红包，从理论上来讲，可以送出近3万亿元的资金，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大的红包。要知道，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2020年，我国新增减税降费额是2.5万亿；而2019年减税降费总额为2.36万亿元，其中新增减税额为1.93万亿元。

地方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举措。譬如第二季度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上海，就发布了《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其要义在于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包括减免或缓缴税费，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全面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等，同时通过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拉动作用，通过增加客车牌照额度等方式大力促进消费。浙江、江苏等地都出台了稳增长措施。许多地方的稳增长措施的主要内容大同小异，体现了政策组合拳的思路。

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组合拳，将会为稳增长注入强心剂。不过也应该认识到，当前市场主体出现的困难，包括现金流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能正常生产、正常营业、正常销售、正常交易，主要还不是因为税费负担太重、信贷投放不够。而市场主体面临的四个不正常，背后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尚未回归正常，如不能正常消费、正常社交等。即便减税降费大红包的确是巨大实惠，但如果企业没有正常的营业额，那就不排除有些数额是理论上的。而加大信贷投放，对于不能正常生产、正常营业的企业而言，它们没有贷款需求，背上贷款反而会带来负担甚至导致破产风险。增加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种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确有助于短期内拉动经济，但前提也是工人可以施工、建筑材料运输可以畅通，才能形成实际工作量。如果鱼都被困在网格里，放再多水也不能让鱼儿游起来。与之类似，人待在网格里也无法生产和消费。因此，这些稳增长政策的落地生效，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常化实行，2022年5月中下旬以来许多地方适度调整疫情管控措施，收到立竿见影的稳增长效果，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目前完全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还不现实，所以需要大量和细致的后续工作来配套。配套性措施，不但应该继续坚持和优化前期的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还应该研究如何保障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循环、内贸与外贸之间的循环畅通，如果能够打通堵塞，畅通循环，稳增长的效果会更好。

现在，国家政策非常注重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要不断解决两难多难问题，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过去两年的事实表明，单打一、一刀切的一些做法，一是对服务业的伤害特别大，二是对中小微企业的伤害特别大。工业部门的生产与消费是分开的，生产方与消费方本身就不接触，所以可以通过封闭式生产、闭环式物流等方法维持运营，但服务部门的许多行业，生产方与消费方必须接触，而且往往聚集，可是禁止接触、聚集就等于停止运营，所以除了证券、互联网等少数非接触性的服务行业有着较好增速之外，其他许多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比工业行业大得多。而中小微企业，即使处于工业领域，也因为得不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政策的“眷顾”，上不了复工复产重点企业的“白名单”，所以容易处于生产断断续续的状况；如果它们处于服务领域，状况往往更加糟糕，一些企业不得不长期歇业甚至干脆退出市场，这不但造成增长数据下滑，更造成数据所反映不了的生计问题。因此，对于国家提出的防止单打一、一刀切的政策精神，各地应该重点针对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研究实施一些配套性措施，促进经营活动的开展。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样的配套性措施会陆续出台。因此，预计到2022年第三季度，服务业的情况将有所好转。当然工业也将进一步发力，而中小微企业的困难会得到一些缓解，使得各项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会加快。

政策组合拳与稳改革、稳预期

即使2022年的稳增长政策组合拳发挥了良好作用，宏观经济大盘得以稳住，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但2023年和整个“十四五”期间，以及更远一些时段，如何稳住经济增速，仍将面临不小挑战。尽管从宏观政策上来讲，刺激经济增速、促进经济发展离不开扩张性的政策工具，但一套政策组合拳毕竟不可能长期释放效力，因为这些政策举措存在边际效用递减问题，同时政策空间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显著收缩。此外，处于一个基本的全球化环境中，还不得不从各国经济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如何相互影响的角度，考虑我国的经济政策选项。

从财政层面来看，对企业的减税降费毕竟会造成财政减收，从而导致政府收支压力不断加大。如果减税降费没有显著提升GDP增速，这种压力终究会成为现实问题，特别是在各项支出日益呈现刚性化的情况下。也许，财政压力会向货币领域寻求出口，这会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在债务和货币层面，即使我国可以创新很多政策工具，也不会改变那些基本原则，如欠债需要还本息、发钞增加流动性等，尽管当今时代也许可以通过更加现代的“幻觉”手段来调和、消解这些基本原则，或者实施更加复杂的损失分摊，但毕竟会增加事情的复杂性。从投资层面来看，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增加资本存量，但也要防止经济结构过于失衡，防止财政货币压力过大，防止现金流陷入困境。而促进消费，对于我国稳增长、惠民生来说特别重要，但其基础还是收入，而不是短期刺激措施，尤其在就业机会减少、中小微企业比较困难的情形下，很难指望广大居民的消费支出会有持续的强劲增长。

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得益于市场化改革所释放的社会潜能。不认清这一点，就不会知道增长泉源来自何处。未来的稳增长，仍然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达成。如果不搞市场经济，许多人虽然忙碌操劳，但会陷入大量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工作，也不能创造价值，促进增长。中央政府强调，坚持用改革办法解决困难，坚持用市场化方法化解难题，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稳定透明、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制度规则和营商环境，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国从2020年初开始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也明确规定，优化营商环境应当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以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该条例还对国家设立行政许可做出了严格规定，也对设定证明事项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从实际情况来看，条例全面实施尚需时日。层层加码、处处登记、自设关卡、滥查证明的做法，不但对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形成妨害，也对人们的基本行动形成妨害，其中一些做法未必是科学防控疫情所必需的。不过，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清晰的，只要稳住改革方向，并付诸具体行动，必定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稳预期对于下一步稳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芸芸市场主体，需要在乐观而稳定的预期中才会积极地开展经营，大众只有在这样的预期中，才会增加开支，因此企业家的预期、人民大众的预期都会影响经济增长。整个社会如果相信国家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搞市场经济，会实行法治，会保护产权，会对外开放，会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就会共克时艰，共创经济增长新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