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是市场化

稳住增长需要畅通循环，而畅通循环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诉诸市场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证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阶段，恰恰是增长活力得到激发、增长潜力得到释放的阶段。而不恰当地诉诸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即使暂时看起来有所斩获，实际上也会伤害经济增长机制、抑制经济增长速度。

在我国，一个经常被讨论的扰动经济增速的因素，就是产能与需求的匹配问题。一些时期，需求明显大于产出，出现经济过热，而有些时期，产能明显大于需求，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在后一种情况下，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容易促使政府实行产能管理，以行政手段去产能，试图以此提振经济增速。事实上，以行政手段去产能可以提振经济增速不过是一种假象，而深化市场化改革，才是促进我国经济稳健增长的根本途径。

产能管理真的可以提振经济增速吗

我国最近一次的大规模产能管理行动，发生于“十三五”时期。当然在更早的时候，也有类似行动，譬如1998年之后的那一轮去产能。本轮去产能，始于2016年，那时，许多重要行业的确出现了产能利用率较低的问题，导致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迷，以及开工不足、投资不振，因此经济增速也有萎靡之势。于是，国家决定在供给侧实行去产能以及去库存、去杠杆等政策。

到2017年，经济增长的确呈现明显加快态势，许多人误以为这是去产能政策的结果。但只要进行一些基本分析就能发现，此时导致经济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需求端明显回暖。从当时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大部分重要工业行业的产量增速和营收增速都在明显加快，产品销售率和产品价格都上升了。很显然，需求扩张带动了产出增加以及价格走高，拉动了景气水平的回升。从逻辑上来讲，去产能本身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速，顶多只能通过缓解供过于求的矛盾，从而促进价格指数上升，才能改善企业盈利能力和刺激投资意愿，为后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一些条件。但如果这些决策由政府而不是企业做出，就存在误判供求信息，以及损害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风险。

1999年那一轮产能管理的真实效果，则遭到更加普遍和长久的误读。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国开始大规模去产能。到2001年，我国经济有了明显改观，并于2002年之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许多人也以为这是去产能的结果，但需求数据清晰显示，那时许多重要行业都出现了产量快速增加和价格连续上升的问题，显然也是需求快速上升，而非产能大量削减和由此带来的供求关系改善、企业利润回升、投资和雇用增加，带动2002年之后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当时，纺织业被认为是产能过剩的典型行业，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决定对纺织业实行压锭，要用3年时间将全国纺锭数量从4000万锭压缩到3000万锭，也就是说要削减1/4的产能。纺织业削减产能的成效如何？数据显示，1998年和1999年，纺锭数量的确实现了约1000万锭的压缩，不过在2000年又开始回升，仅在1年多之后的2002年就猛升到5100万锭，远超压锭前的峰值4200万锭，并且产能扩张势头一直持续了11年，到2010年纺锭数量达到12000万锭，是实行压锭时的1998年的3倍以上。

如此长时期产能持续扩张，只能说明是需求出现了持续膨胀。事实上，纺织业的纱产量和布产量在这个时期都有3倍左右的增长，这与产能增长是一致的。纱产量从2000年开始，年度增速就从1999年的5%以下直接跳升到10%以上，并一直维持到2010年，这就不能用需求短期波动和补库存来解释了，显然是需求持续快速上升。布产量的情况也类似。也就是说，没有需求端的膨胀，企业是不会盲目扩张产能的；反过来，如果需求增长，企业是不会压缩产能的。当时上海国有纺织企业压缩下来的一些纺织设备，浙江的民营企业就买过来，运到小城镇形成生产能力，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可以挖掘到性价比较为合适的市场需求。

1998年之后实行去产能政策当然不止纺织业这一个行业。21世纪以来被长期视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有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建材等，这些行业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被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1998年后在上述行业也实施了去产能行动，当时就开展了关闭小高炉、小煤矿、小电解槽、小水泥厂等工作。这些行业在2002年开始约10年的时间里也步入利润快速上升、投资快速增长的景气阶段。从这些行业的产量和产能增长来看，显然也是需求大幅上升而非供给大幅收缩，带来了行业繁荣。我国粗钢产量在1998年不到1.2亿吨，估计当时产能在2亿吨以内；自2002年开始，产量突然加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13年，实现8亿吨以上的产量。电解铝产量在1998年只有230万吨，也是从2002年开始产量突然加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15年，实现3000万吨以上的产量。这两个行业的出口量只占全部产量的很小比例，显然，主要是内需大膨胀导致产量和产能大扩张。不但极少有人预测到钢、铝的国内需求量会膨胀到如此体量，更有不少人指责如此膨胀的国内需求是畸形的、病态的。即使到了2015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回调，国内市场对钢、铝的需求，最低点仍然维持在7亿吨、3000万吨左右的高水平，这远远超出了十几年前政府的规划。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国内市场对钢、铝的需求，则分别达到10亿吨和4000万吨左右。这样的需求量，哪里是产能管理者能想到的？纺织行业也是同样的情况。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产能到底是应该听市场的还是应该听市长的？

许多人可能会认为，21世纪前10来年，纺织品需求大膨胀主要得益于加入WTO后的外需快速增长，钢铁和电解铝需求大膨胀主要是因为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但看一看其他行业的数据，就可以明白，市场需求很难用简单因素，譬如加入WTO或者重化工业化来加以判断。譬如电冰箱行业，既不明显受益于加入WTO，也不属于重化工业，而且技术成熟稳定，家庭普及率在21世纪初就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但进入21世纪以来，也经过了很大幅度的产量增长，虽然2013年之后一度下滑，但此时的产量已经是15年前的9倍了。这个行业的产量和产能大扩张而不是大收缩，在一二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几个典型行业的情况表明，许多行业的大发展，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直接带动因素是需求爆发并持续较长时间，而不是由供给端产能收缩引致的设备利用率提高、利润增长和后续投资增加而推动的。

政府难以对供需匹配和产能多少进行有效管理

无论是1998年之后的那一轮去产能，还是2016年以来的去产能，国家都拿出大量资金对有关企业进行补贴和奖励。这当然会提高企业去产能的积极性。但是，所谓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中，一定程度上是个伪命题，因为同一行业多个企业进行竞争，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准确计算某个时点的市场需求是多少，更不可能准确计算某个型号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多少。考虑到新产能形成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企业适当预留富余产能是非常正常的。即使市场需求出现急剧收缩或者增速显著低于预估，过剩产能也应该由企业自己来决定或由企业之间的竞争来决定如何处置。

的确，在一两年或三四年时间里，某些行业可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且大部分企业不愿意削减产能的问题。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政府只是跟在企业后面发现了产能过剩，而不是首先发现或者提前判断产能过剩。可能有人会争辩：政府掌握全国的情况，当然可以比企业更能判断产能是否过剩。但是，即使政府掌握了供给侧的全局信息，它掌握市场需求变化信息的能力也比不上企业。因此，由政府来判定产能是否过剩，并不适当。

由政府来处理产能过剩，也不适当。在产能出现阶段性严重过剩的行业，总有一些企业要么主动削减产能，要么创新升级，从而使整个行业发生积极变化。纺织行业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型例子。实际上，早在2011年，政府并没有制定供给侧去产能的政策，并没有推动哪个行业的去产能行动，但纺织业此时就开始自动去产能了，在没有国家下达指标和给予补助资金的情况下，2012年产能比2011年下降4%以上，2013年比2011年下降8%以上。此时电解铝行业还在大增产能。家电行业似乎也有同样的情形，一些重要企业敏感地捕捉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自动进行产能管理，譬如美的集团从2011年开始，就基于对市场需求的预判，主动削减产量和产能，两年之后的产品品种从1万种以上降到5000种以下，销售收入下降近20%，但是净利润却节节攀升。很多出口主导的行业，譬如服装鞋帽和玩具等行业，到2016年国家提出去产能、去库存之时，企业自己去产能已经有相当大的进展。当然，由民企主导的行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积极变化，由国企主导的行业则比较难，所以症结还是在国企。

由政府判断是否出现产能过剩和下达去产能指标，不但违背市场规律，也会侵犯企业合法权益，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容易出现逆淘汰效应。即使在产能阶段性严重过剩行业，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我国钢铁产量在十几年里第一次出现下降，但仍然有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产量继续增长。这充分说明，政府无法判定哪家企业产能过剩、过剩多少、应削减多少产能。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像纺织这样的行业，国家可以不介入产能管理，但钢铁、有色金属这些行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重要，如果国家不介入产能管理，沉没成本很高，经济损失很大，而且会严重影响行业技术进步。事实上，纺织行业的总资产到2015年已经超过24000亿元，黑色金属行业是64000多亿元，有色金属行业是38000亿元，可见这些行业的总资产几乎都在巨大的体量上。而且，我国纺织行业无论是工艺技术，还是产品技术，过去一二十年里的进步实际上快于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目前纺织产品越来越多地用于工业乃至国防领域。21世纪以来，纺织行业在产能大扩张的情况下，资产利润率稳定提高，从2%以下上升到目前的9%以上；而同一时期，钢铁行业资产利润率明显低于纺织业，而且极不稳定，21世纪初在2%以下，2006年前后最高只上升到8%，2015年一度降到1%以下。

政府主导的产能削减，实际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一个行业，即使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0%，但并不排除一两年后会遇到10%的需求增长，或者连续两年遇到5%的需求增长。如果中国仍能保持5%~6%的GDP增速，那么许多行业获得5%~10%的增速一点也不离谱。而10%的需求增长，就足以使产能利用率从70%左右上升到80%左右，这样一来，供求关系就会发生极大变化。这并不是说未来很多行业的需求会如此增长，而是说供需关系的变化本应该由企业把握，风险和收益也由企业承担，这些都是常识。如果由政府下达去产能指标，供求关系变化将令政府猝不及防。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无所作为。政府应该严格管制污染物排放、生态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等行为，并适时提高标准；还应该加大劳工保护力度，维护税负的公平性。通过这些社会性监管和公平竞争环境营造，一些不良不适产能就会退出市场。

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竞争更有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几个高速增长阶段，也经历了一些增速明显回落时期。无论是哪一个时段，经济增速的变化都与供需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而政府对于供给侧有更强的管理手段，当然，供给侧的产能信息也更容易为政府所掌握。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会有管理产能的冲动，并试图以产能管理实现对经济增速的调控。

这行不通。事实上，过去的去产能行动，并未推动高增长。经济增速回升，或者进入高速增长时段，直接带动因素是需求突然爆发，而不是去产能政策。当然，不能淡化政府针对供给侧实施必要政策的重要性。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针对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致力于提高行业准入的开放性，着力于推动企业机制的市场化，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不会辜负经济增长。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几个高增长时期，恰恰是市场化改革进程最明显的几个时期。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稳健增长很有助益。当国企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较高的时候，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整个供给侧增强活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即使就去产能而言，历史上许多行业的去产能行动，事实上是与国企改革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去产能行动背后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比去产能行动本身更重要。只要国企改革到位，去产能还是扩产能就不需要政府操心了。就像纺织行业，20世纪90年代由国企主导时，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困难行业，而经过世纪之交那几年大刀阔斧的纺织业国企改革，这个行业自21世纪以来成为一个产能、产量、利润率都大幅增长的行业，并且在2011年之后就出现自行去产能行动。因此国企的市场化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推进。而对于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而言，如果能进一步开放行业准入，并大力推动公平竞争，将有助于激发它们的活力，从而有助于稳增长。事实上，在21世纪初，许多曾经对民企、民资不开放的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都放宽了准入，一些民企、民资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进入钢铁、有色金属、汽车、造船等重工业领域。事实已经证明，民企、民资进入之后，尽管也有一些不规范行为，但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企、外资的开放。这些开放准入的改革政策，是增长活力的重要来源。

市场化的继续推进，还需要在公平竞争方面下更大功夫。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命题。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都指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我国近年来的一些重要文件还强调，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可以预期，随着这些精神逐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并落实落细，我国经济必将有更加稳健、更加高质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