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复祥的邮学著述

陈复祥论著颇丰，是我国研究商埠邮票史的专家，专著《中国商埠邮票史》在《新光》邮刊上连载数年。并曾与卢赋梅合著中国第一本中文邮票目录《中国邮票汇编》和与张承惠合编上海最早的中文邮刊《邮票月刊》。对中国早期邮票、邮戳、实寄封等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类邮刊。[293]

1.“然此乃集邮者及购票者之本身投机，非商埠邮局之投机”

上世纪20年代，中国一些集邮者就专集“客邮”、“商埠邮票”。1863—1897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商埠开设邮局、发行邮票，连绵达35年之久，共发行邮票136套，计701种。这些邮票史称“中国商埠邮票”。邮人苦于我国当时没有自己的邮票目录，只好借助欧美出版的“邮票目录”，而这些“目录”又摈弃“中国商埠邮票”，使之处在票价低廉而少人问津的境地。对此，陈氏以论著为中国商埠邮票正名，个中详细，极尽完善。

其一，陈氏第一次提出商埠邮票应定义为“一地方与他地方联络之邮政机关而正式行用之邮票”。[294]指出中国商埠邮票“在中国邮史上，实占极重要之位置”。评判商埠邮票的价值是要看“此项邮票之应否认为正式邮票，以为搜集之标准”。“邮票之有无历史价值为依归，行用之正当为取舍”。痛心国人不热心收藏很大因素是“缘国人谬于世界各大邮票公司年鉴之不录，并不热心搜集之，实觉有过信外国书本之成见矣”。在另一文中，对国外“眼光不高”的“土豪”式集邮斥之为“彼辈恃其多财，自命为特殊阶级，处处异于常人”。[295]

其二，当时九江、芜湖、镇江等地的商埠书信馆“奇异变体尤应有尽有，……变体之错综复杂，诚使人如入五里雾中尤异者”。其邮票印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事经数十年之久仍被陈氏揭晓。当时，印刷所“悉听监印之人命令工人及学徒如何排列如何印刷，变体之多自在意中。每次印完，店主及工人每人各得赏赐洋伍元，故工人极欢迎此主顾也”。指出外籍“邮务长（姓名无从考）难逃投机敛钱之嫌，而应负破坏吾国商埠邮政令名之全责也”。

他特别提及“葛雷森”这个人“自任为局长。虽被上海工部局承认，与其他商埠邮局同例对待，然究因动机不纯，宗旨不正”，[296]直指葛雷森以迎合邮商、集邮者的猎奇心理，故意大量地制造“改值”、“颠倒”、“重印”等怪异邮票，以获取钱财。从1894年11月开始，到1897年1月止，计两年三个月左右时间，葛雷森先后发行9次邮票，平均每三个月，发行一次邮票。其频率在当时邮票发行史上实属“首创”。据统计，芜湖商埠邮票有105种、变体邮票69种。在行将关闭的1897年1月，葛雷森还将邮票加盖法文“P.P.C”，表示“告别”，[297]以捞取一笔钱财。当芜湖商埠邮政奉清政府令停办，竟将剩余的邮票，完全照票面值，折价抛售给邮商。

其三，陈氏在文中特别指出首创于1884年的美国《司各脱邮票目录》和首创于1894年的英国《吉本司邮票目录》，居然均不录著中国除上海书信馆外的各商埠邮票，采用的是双重标准，“无论英美德法之世界标准邮票目录，俱仅列入上海票”，甚至将充斥葛雷森印制的芜湖等地所谓错体票也纳入，“其中颇有不需要不必要之加盖票及可以检查取缔而使其任意发行之变体错误票，……发行之数额及种类俱较其他任何商埠票多百十倍”。甚至“英属锡兰新嘉坡（新加坡）亦频有非必要之暂作，坐是倒盖复盖之类，年鉴中比比皆是，而标价之高动辄八镑十镑”，而“摒弃其他商埠票不列，诚莫知其所从矣”。因其他如汉口、烟台、重庆、福州、厦门、宜昌等地发行严谨的商埠邮票，被排斥在外，造成商埠邮票在国际邮市身价始终不高。

陈氏还在文中披露，1897年，英国集邮家与邮商联合成立的“取缔投机邮票协会”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各商埠邮政发行邮票，是为骗取钱财，并声明不许把各地商埠邮政发行的邮票列入“集邮邮票目录”。而“真正投机敛钱之票，如葡属之非洲各地、利比利亚、西班牙、我国之西北科学考察团等，不胜枚举，皆为目录所采入，而独排除我国之商埠票”。所以这样的“防止投机邮票会终因目标太高，限止过严，……不久即解散，消灭于无形”。

他在另一文中还指出“借邮票“投机敛钱”的恰恰是英国。他举例说新加坡的一次博览会，英国邮务长竟然下令将“所属各小岛邮票，尽加马来婆罗洲博览会诸字，在新嘉坡（新加坡）各报编登广告，招徕邮商承购，扬言限期六月，期届即予销毁。而英国邮票年鉴一一详列其种类而取值倍蓰”痛斥“厚彼薄此至于此极”。[298]

其四，他认为“商埠票在当时颇有藉（借）为敛钱投机”是受国际上集邮热潮影响。是由于“十八世纪之末叶，邮政正勃兴于世界，集邮家方事入于正规。故无论何地，凡一票新出，即哄传邮界，争相购买”。指出炒作商埠邮票的始作俑者为“外人”（指在沪上的外籍邮商——引者注），实源于“国外集邮之风已极盛，故外人之购票者极多，国外邮商，函托侨华，外人购者尤众。盖其时外人投机于邮票之风甚盛，往往购到新发行之票，而以数倍之值，售于国外邮商”。炒作手法是“将小数值票（指小面值邮票——引者注）尽行购完，待他人欲配套时，则索值数十倍，转瞬厚利。而主其事者，不以正当邮务所需之票为前提，仅一味以等款而近合投机家之所需，甚至刊载广告，发卖邮票，每套壹元。甚至大量添印，发行远逾于实际邮务正当所需数量之票，劝人投资购买”。使得商埠邮票从“为应实际之需要”衍化为“投机敛钱之品”，在“有利可得”的情况下，自办邮政“闻风而起，有十数埠，发行邮票多至数十套，邮票销数之激增，几于全部皆为集邮家所购去，或收藏或转让于国外之邮商”。

对这样的炒作，陈氏将其定性为“上海之橡皮股及交易所股风潮[299]的始作俑者，未始非邮潮所作”。[300]“致当时各地教士，以辛苦积蓄之私资，购票虚掷者甚多”。有的“半生积蓄，倾覆于商埠票中”。

针对当时小面值邮票被抢购，陈氏提醒邮人“勿变本加厉，况受损最烈的，仍为投机家，而由于投机之人争先恐后，大量进购，今则售之惟恐不净，遂有跌价至一折”，[301]而这些“投机失败者，更迁怒于我国之商埠邮票，为投机敛钱之品，一致抵制，不予收藏”。指出“集邮者及购票者之本身投机，非商埠邮局之投机，不能归罪于商埠邮票之不应设立，更不能归罪于商埠邮票之不应发行”。[302]进而又指出“世界各国藉其国人之集邮而增加国家收入者，大至美国亦所难免。岂商埠票而非政府所直辖者乎？”

商埠邮票的图案从选题到设计，都显示了设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并熟练地运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对以后中国邮票的设计有很大影响。商埠邮票除上海票以龙图、宜昌票用钱币为图案外，其余多取材于当地的特产、名胜古迹。如芜湖商埠邮票共采用了10种不同的图案，第一次普通邮票用了稻田、水鸟、雉、宝塔和“富”字5种图案，反映了芜湖的地理环境、名胜古迹和土特产品，而“富”字图案简炼地概括了作为鱼米之乡的芜湖，当时物产丰富，经贸发达。第二次普通邮票用了双鹤、鹿头、猫头鹰、“芜湖”和“吉”字五种图案，反映了人们对吉庆祥和的向往和追求。又如汉口票上绘黄鹤楼，镇江票上绘金山塔，南京票上绘明孝陵、玄武湖等。故陈氏认为“商埠邮票中之图案文采，足资观摩者甚多，发行既少亦为一地之文献”。

实际上，早在1924年，周今觉就已撰文将商埠票中珍稀品等同于中国古典珍邮，批评吉本司目录所载商埠票“遗漏甚多，且不满之意，溢于言表”。[303]1927年9月在《邮乘》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中国商埠票，自遭吉本司、司各脱摈出目录以来，遭邮界轻视者几三十年。且即以芜湖而论，书信馆虽为私家所办，而其邮票则皆实地用之于邮递，且在上海及各埠，亦获得互换邮递之权者，中国商埠票绝对的有可收集之价值。”（《邮乘》3卷2期）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包子俊在1943年撰文披露了“沉闷已久之商埠邮票，近时颇为邮人注意，价格日渐昂涨”。（张包子俊《邮话》第24期）（以上除注明外均引自陈复祥《中国商埠邮票史》）

2.“今余欲为国人告者，请勿待此辈移转目光时再与竞争”

陈复祥在邮文中多次提及邮人要关注华邮。认为“任何国之票，必先由该本国人自集之自宝之后，研究宣扬，方能吸引他国人之进随”。但集藏华邮不能盲从，他举例说，被国外炒得很热的新疆手工加盖红字木戳航空票“声名颇大，……在票背盖一担保名戳，亦值美金一千元”，[304]但陈氏告诉邮人“古华邮之罕少于新省航空数十倍者，不知若干种。古华邮之十百倍罕于此票者，价值尚不及十之二三耳”。为使邮人知晓自己的一片苦心，陈氏还告诉邮人，“余为此文以利害而论，余之名戳在此票上亦值美金二百元，安肯破坏之”。

针对美国富翁“不知华邮之可贵，而不屑一顾”。[305]他提醒邮人勿跟风，“余于十年前即对主顾作此说。今日市价，比之十年前又如何”。如不及时出手，华邮“无力阻其出洋将来则真必望洋兴叹”。他还在文中道出因“吝惜二十元”，而痛失红印花小四分新方连，“至今思之，犹觉懊丧”。[306]

针对华邮文献缺乏，“欧美各邮票书籍中，研究华邮者极少，而有深邃之著作者，亦未之闻见”。又因为邮人“以作参考者，惟诸家大邮公司之目录耳”。而这种目录则极误导邮人，标注的华邮价“已于二十年前铸成大错，古票标价，较之欧美各大国时行票之同等，稀罕者不及数十分之一”。认为华邮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价值，“华邮之价，相差尚远……”更大胆预测“二十年后，华邮之声价，或可超出今日之美（国）票”。（陈复祥：国邮之过去与将来/《新光邮票杂志》9卷3、4期合刊）当时因邮人购买力有限，大量全张华邮珍品被撕开单枚销售，就连绵氏也如此，陈氏文曰“大煞风景”。[307]也从中悟出其价值值得关注，直言小龙毛齿等“方连旧者，则国内恐无几人齐备”。而在“十数年前，大方连及全张。因购者之少，而售价须作批发例折扣者，单票则最少须票面一倍半至二倍之价，是诚集邮之黄金时代也”。

他还劝导邮人“英文固不可不略知，俄文亦不可不略知一二”。因为“若不识俄文，则宝贵之俄客邮，即作为普通之俄票”。并述说自己以前因不谙俄文，将“有贵至数十百倍者，少而难获”的俄客邮“于国外通信交换时换去”。[308]为此，他将俄国在华初次发行的客邮地名，译成英、俄、华文对照表供邮人投资时参照。

3.“不愿涉及金钱，则何必集邮，更不必集无美术性之华邮”

陈复祥在业邮期间，每当捷足先登购到稀有华邮时，时有邮文介绍给邮人。文章中有“拙藏之万寿大字长距票中，虽然有数全格及若干方连，祥个人邮集中，自半分至八分之六种数值，拙藏中有横二直五之十方连一品”等屡可见之。万寿大字长距三角日本版数字上移票系华邮珍品，但“三年前在某邮肆中，见者甚多，而半月未有人购”，为陈氏所得。他一方面“深以为庆”，另一方面也为邮商唯利是图，而将极有邮学价值的华邮珍品“全张或全格陆续分散，出让于人，不免大煞风景耳”而惋惜。（陈复祥：记万寿大字长距三角日本版数字上移票/《国粹邮刊》14期）

他批评一些邮人以“清高自居”，不能以邮养邮，而在当时“一普通华邮集，动辄万金。其稍名贵之品，每枚恒逾千金以上”。如果没有—定的经济实力，仅“嗜好趣味之外，若无本利可以返回，安有人肯将辛苦积储之款，陆续化于方寸废纸之中”。指出“若必以清高自居，聊以怡情悦性，而不愿涉及金钱，则何必集邮，更不必集无美术性之华邮”。（陈复祥：国邮之过去与将来/《新光邮票杂志》9卷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