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复祥主编、撰著的邮刊和专著

1.《邮声》

《邮声》于1923年11月3日创刊，至1924年3月15日第17期停刊，是一份先于《邮乘》两年，继《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与《邮票月刊》后在上海出版的邮刊。

《邮声》每逢周六发行，新闻纸式每期16开4版，折叠后成32开，中文竖排。版面除第一版外，其余三个版均辟为上中下三栏。[309]《邮声》刊中没有注明主编或编辑人员姓名。从创刊至终刊几乎每期封面均标注该刊“事务所”与“编辑部”的地址，分别是负责刊务、发行的区甘源与负责编务的陈复祥。[310]

《邮声》在一篇“编余”中提出了办刊的目的、宗旨：“吾们并不是靠着《邮声》来营业，不过是要提倡吾国人的搜集，使大家把知识来交换罢了。”

陈氏在《邮声》的撰稿颇多且邮识卓著，如“临匪邮票小史”、“中国商埠邮票”等，并撰写了大量的编余小言、编者识、编余等。《小时报》以“古旧邮票收藏家，其所藏之邮票，价值在两万金以上，陈君现辑一种星期刊名《邮声》，专论邮票云”予以报道。（《小时报》1923年11月30日）

上世纪20年代初，周今觉尚不知道集邮，他在《小时报》上看见一条新闻，说有一位叫陈复祥的上海集邮家，将要发行一种名叫《邮声》的邮票周刊，“于是赶紧定了一份。又写信去问陈君，信上大致是说，我有意集邮。却苦不知鉴别真假。请其示我门径”。从此在陈氏亲自指点下，走上集邮之路。[311]

2.《中国商埠邮票史》

从1935年起至1940年，《中国商埠邮票史》在《新光月刊》、《新光邮票钱币杂志》上连载，历时五载。又于1947年4月起在《立报》上连载62天。

《中国商埠邮票史》以论著为中国商埠邮票正名，对于中国商埠邮票是否是正式邮票，有无收藏研究价值等问题，陈复祥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详细介绍了厦门、烟台、镇江、重庆、福州、汉口、宜昌、九江、南京、芜湖及其他通商口岸商埠邮票及邮政史，考证其发行经过、版模等，并分析各地商埠邮票的发行数量、收藏价值。分述如下：

关于厦门商埠邮票，因“半由于集邮家之采购”不得不数次添印。由于“邮票销数激增，预计可用二年余之票，将不足一年之需。乃再电德国将现行之五种邮票各加印若干外，并增印大数票三种，计一角五分黑色、二角紫色、二角五分酱红色，图纹完全相同。邮票销数之激增，半由于集邮家之采购。当第二次添印之票未到，半分票竟已售完，此种半分票，几乎全部皆为集邮家所购去，或收藏或转让于国外之邮商”。其中因发行两种之暂作半分票，被邮界指为“故意多增变体与种类，以引起当时集邮家之兴趣，迹近投机”，经陈复祥向供职于广州海关邮务处的德铿了解，实际情况是先由别发洋行代印未到货，因急需使用再“急付本埠印刷铺二家”，故出现两种之暂作半分票。并无故意多增变体而是“固执之士”多疑。[312]

陈复祥还披露了厦门商埠邮局仅以一纸公文兼并民信局，剥夺民局递送邮件之权之事，指出“并无法律根据可以禁止民信局之营业”。[313]关于烟台商埠邮票，陈复祥称赞其“始终未发一种未离正常之邮票，变体亦极少，办理之成绩足为各商埠之冠”。原本“烟台商埠邮局亦大可乘机多印大数（值）票或变体暂作票，以裕公家收入，乃竟屏而不为且始终未发一种未离正常之邮票，……印量每种未超过三万枚”。但烟台商埠邮票仍被视为“投机赚钱之品”，陈复祥表示“为烟台票鸣不平也，此予不能不费辞以称之”。

陈氏还称赞“烟台全组票图案印刷俱美”。但因“绘图制版皆为德人”，故票面“缺少中文数目字，‘烟台’二字亦间有多点缺划等弊”。

关于镇江商埠邮票，陈氏抨击其是官方“制票敛钱的典范”：“奇异变体尤应有尽有。凡集邮家所称呼之名词几俱有一格”，是造成商埠票声誉不佳的“罪魁祸首”，“应负破坏吾国商埠邮政令名之全责”。而制票者正是“英领事及工部所特设之委员会所主持监督”下的镇江商埠邮局，“该邮务长（姓名无从考）难逃投机敛钱之嫌”。陈氏指出，芜湖商埠邮局乃私人所自办，无地方团体或长官之指导监督，制票敛钱，为意中事”。然而，作为代表官方的镇江商埠邮局其“故意为之者，较芜湖尤多，变体尤层出不穷”，而国外邮界偏偏“轻轻放过”镇江商埠邮票“显有偏意”。[314]

但陈氏并没有全盘否定镇江商埠邮票中的“诸凡各种变体，印出均不甚多，见有极罕者”。提醒邮人“今邮商偶有所出，价亦并不昂贵，余料最近之将来，虽百觅而不可得矣。”

关于重庆商埠邮票，陈氏称赞其“印制时监察十分严密，故一无错误变体等，有失体面之品”。这是因重庆“商埠邮局完全应需要而设立，宗旨纯正绝无投机或欲藉售票以敛钱之念。故邮票发行时既未普遍布告，亦未于中西报纸上刊载广告，以吸收集邮家之金钱”。那么为什么“售票既未滥，则何以市上重庆票甚多，而价亦极低耶？”陈氏道出了邮人并不知晓的内幕，“此乃因关闭后余票出售所致”。他告知邮人应及早出手，因“实际数额并不多，旧票尤少，其用于宜昌汉口者更罕，上海次之”。还因“近来欧美方面大事搜求，连信封票出价高出国内十倍。可见外人又渐注意及之，奈何国人反淡然视之耶？”

关于福州商埠邮票，陈氏评价甚高。称之为“印刷颇为精美，纸张亦佳，更无变体错印出不需要之加盖暂作发行之票。不但纸张一律，而每票之长短阔狭，亦无毫厘之差，实为商埠票中所稀有”。他还记录了福州邮政局公开征求邮票设计图样，绵嘉义“所拟者为当选”的一段轶事。[315]

关于汉口商埠邮票，陈氏着重于提醒邮人，汉口商埠加盖票中，伪品“尤以普通之横加盖为多”，一般造假皆是珍稀品，为何会出现普通品也造假呢？陈氏道出其中秘密：一是“盖价值不高之品，购者不疑有伪，亦不加细察，作伪者易售其术，亦聪明人也”；二是因作伪的邮品系“数年前，曾有大批邮局售剩之三角数值票，由汉携沪，售于各邮商，其价不及票面什一。而加盖伪暂作后出售，则可得票面二倍以上之代价也”。

告诫邮人“沾沾自喜，若徒贪小利，利少害多，何必为作伪者作推销员”。而危害更大的是将伪品“杂入邮集，则必致失其他佳票之声（身）价。若转让于人，则日后发现，必致损及名誉及人格”。

关于宜昌商埠邮票，陈氏评价为“发行诸票，惟限于实际邮务所需要者”。称赞其“办理严密周详，并无借名敛钱之事实。且印行邮票，数额亦极少，更无制造加盖错误等票之污点”。

关于九江商埠邮票，陈氏揭露抨击其投机敛钱最为尖锐。但也提示邮人九江商埠欠资票红色加盖、变体等“可入珍品之林，其地位虽次于华邮，然存在之数量，则远罕于华邮。往往费一二十元之代价，可购得远罕于四宝之品”，所以要及早出手“不必斤斤于一二元之买价”。[316]并告诫邮人警惕“聪明之不规则邮商的以普通票伪制欠资加盖票”。[317]关于芜湖商埠邮票，因其属于私人出资经营，与其他各埠相比，有着较强的投机性，所发行的芜湖商埠邮票，品种之庞杂，仅次于上海工部书信馆，变体之纷繁，则居各商埠之冠。从1894年11月19日发行第一次普票起，至其关闭之日止，短短的两年零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发行了两套正票，一套再版票，又用正票再印刷，发行加盖、改值、欠资票达7次之多。在邮票印刷过程中，为了谋利，还刻意制造变体，其中见诸文字记载的约有六七十种之多。

3.《罗门氏华邮及商埠票专门目录》

1941年，主要执笔人为陈复祥的《罗门氏华邮及商埠票专门目录》（英文版），由上海罗门氏邮票公司出版。32开，200余页，附有邮票图，铜版纸精印。内容包括清代邮票、中华邮政邮票及商埠邮票，详列正票及变异，是当时最为完整的中国邮票目录。其编辑体例以及对中国早期邮票的分类方式，为后来同类目录作了示范，首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海关邮政时期邮票概况。1942年4月续出《罗门氏华邮辅刊》，补充香港版邮票及加盖“暂作叁分”邮票的资料。这本《目录》被广泛应用。

4.《中国邮票汇编》

陈复祥与卢赋梅联名编纂所出版的《中国邮票汇编》，“堪称开国人刊印国邮目录的先河，是书编排不失简明翔实，附图亦清晰，对于各票刷色分列详细，仅以早期国邮中海关大小龙票而言，已分列六十号之多，他如齿孔变异，亦博采众论，民国帆船票中的纸质分析，尤为后来诸家目录所略，书中可见若干‘邮学名词’的旧译，若当时变体称‘奇特票’，对所谓‘一正一倒’，红印花原票称‘遗流加字’，‘辟雍宫门倒’称‘牌楼倒印’，巧克力色谓‘碴古律’色等，今日视之颇饶奇趣。总观是书对各票珍罕多寡的比值，犹不失客观公正，标价近乎标准，故邮史家张赓伯曾在‘国粹’所撰‘邮海沧桑录’文中推崇，信非无因”。（陈志川：国邮目录谈往）[318]

《中国邮票汇编》、《罗门氏华邮及商埠票专门目录》主要由陈氏所著，但陈氏不署名或署名在后的原因是，陈志川分析为，在邮票标价方面，因陈氏担心“引起同好间的误会物议，故与卢合作，可以设词推诿”。[319]

5.《红印花暂作小二分版号识别法》

1942年，陈氏将其关于红印花“小二分”邮票的研究心得，编印成《红印花暂作小二分版号识别法》，由中华邮票公司出版。此书为64开本小册子，正文16页，4页为综合论述。书名前有“研究华邮丛书之一”的字样。

陈氏在书中对红印花“小二分”加盖子模中，“大，清，作，洋，银，分”这六字“皆有大小不同之字体，杂用于全版二十枚中，为辨别版式之主要点”等皆有研述。他首先对上述6个字加以说明，何谓大字，何谓小字，6组字的区别被描述得十分清楚。然后以10页的篇幅，图解“小二分”的20个加盖子模，详述每个子模中各有几个大字，各个子模明显的字模破损、残缺，标点的高低、大小，笔画的长短、曲直。最后根据每一版位号上的大字型个数多少排列，配上一些子模明显的变异，以附表的形式列出各子模的差异以便于读者查阅核对。

此书出版后，陈氏发现书中有5个版位的某些“大字类别”印刷有错漏，随即对书中第16页的4、8、11、12、15号的大字类亲笔更正。陈氏认为“小二分”是红印花诸票中唯一不是海关造册处加盖的，其版式独特，加盖字模“破损杂乱、且多错印”，与其余面值的红印花加盖票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