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志川的邮学著述

除主编《国粹邮刊》，陈氏还勤奋笔耕，著书立说，成为一代邮学大家。

他认为“当一个集邮家，已经有了丰富的搜藏与学识时，同样必须要有上几篇著述，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大集邮家”。仅“拥有邮票，尚未完全明了，徒拥宝藏，难免受世人的讥笑”，[220]而“写作仍能永久留于邮界，为后人敬仰”。[221]

“因为有了写作，非但能公诸同好，藉广研讨集邮的无数同好，得到些从经验上得来的提示。这些提示，无论是论说，是研究，是记载，是小品趣味，眼前的集邮环境实在是非常需要的”。（陈志川：《她的集邮生活》）陈氏自述“有时是时常写到天明才睡，心力交瘁万状”。

只要能破解“我国邮学史献研究之悬案”，发掘可以求证的新资料，陈氏“不惜代价去购藏重复的票品，作为研究材料；或采购全张、大方连，作为实地考验版式研究”。[222]为此收购的华邮珍品可谓不惜工本，并对邮品是否购藏的首要标准定为是否有邮学价值，也即能否为自己著书立说提供材料。

当时，邮界对海关大龙信封“藏者甚少，资料遂甚缺乏，历年邮刊虽偶有论及之文章，类皆一鳞半爪，殊不多见”。而“一般高等集邮家有略备一格稍事点缀而不追勤求者，皆知难而返也”。即便是周今觉也因“早年既多忽略，所藏大龙封不多”，所以，“周氏大龙版式邮戳等研究资料，发抒颇详，独于大龙票实寄封之文字从未之见”。[223]陈氏则认为“海关大龙之实寄封，吾国早期票中之珍品也。非仅为罕见难得，且有关邮史至巨”。（陈志川：我所见闻之海关大龙信封）收集人不多是由于一是“无邮学根底”，二是“此种信封大多流落国外，搜罗非易”。他从多方面阐述了实寄封关乎“邮史至巨”。[224]

并且投入巨资收藏海关大龙信封，他在另一文中述说他前些年售出海关大龙簿纸一分银，三分银的全张票，想要回购，但德籍邮商“索价之昂竟超越余去岁出让价格达七倍之多”，但“余爱好国邮之心，近年益切，然为环境及经济能力之所限，自知不能不就精力、财力所及定一范围，又余对珍贵国邮流出国外，至为痛惜，以残余资力复进”。尽管陈氏已知购进后，“成交价格之高有嗤余为妄者”，但认为外界“实则未审余保存国粹之苦心”，也是“余为此文目的，非欲夸本人收藏之资力，乃欲将后来余倾力争得此票之意志，告诸同好耳”。

并对前些年“业邮之初，售予外人之国邮珍品，不在少数，至今追悔莫及”。自责“有时因日间为厚利所动，将国邮珍品售予西籍邮家”，痛悔“晚来思之受良心之责，致内心不宁，感愧不已”。认为华邮瑰宝流入外邦“实由于国人集邮智识之不及，至于经济能力薄弱，不能称为主要因素”。决定一是“凡遇国邮珍品以尽国人先得为原则”，珍品不卖给外国人；二是“一有余专门致力于海关一次票之收集。对于此期票之收集，虽不能稍有成功，然自觉尚肯求进，即余一有余力，即作此期票之收购”。（陈志川：国邮见闻录）

为了著书立说，陈志川对收购华邮珍品还有苛刻要求，如要求实寄封必须有完整的信瓤。这是因为在研究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时，陈氏“发觉我们根据邮票的面值论邮资，所凭藉的资料说明还不够详尽完整”，由于“信函重量，既经拆阅，内函多不存在，难称完整，唯若查考信封的大小尺寸，纸质材料，或有可以作为信函过重与否的旁证。故封上的丝毫迹象，皆有助于考证之用途”。所以一芹撰文称赞其“君之于是票，不第搜藏已也。得间辄穷究版式，细别刷色，探索史料以为乐。每有所得，欣然忘寝食，故能道人所不能道，发人所未尝发，而为侪辈所称道也”。（一芹：海上邮人小志·陈志川/《国粹邮刊》14期）

有人指出“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邮资之考证”一文，载有1882年5月15日由北京寄德国贴大龙阔边三分票四方连一封，“似有失落二枚邮票的痕迹”。陈氏细察这枚实寄封后，始知“缺失者为四方连票外右首二枚，可能应为六方连之三分票”。这样“票既失落二枚，究为何种面值，殊难肯定”。其观察之细研究之深实为少见，这也为他研究撰写“海关大龙外洋实寄封”等邮学考证文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陈氏后来大量的邮学考证文章，就是建立在大量的实物上，以邮证史、由史论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