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志川创办的《国粹邮刊》

1.“不让国宝完全外溢，吾国人集邮家连一看的眼福也没有”

1942年3月1日，《国粹邮刊》创刊，陈氏独资主编，以陈氏的上海国粹邮票公司名义出版，16开，4至10页，每期印数600—2000份。第一卷至第四卷为散页，第五卷为书本式，并增加英文篇目。

在《国粹邮刊》的“发刊辞”中，陈氏道出了创办杂志的目的要让邮人“最低限度应该熟悉国邮各门类、各单枚票的真价值和罕少程度”。特别强调“不让国宝完全外溢，吾国人集邮家连一看的眼福也没有”。[211]并提出集邮“既可随时娱乐，更可在不需要时转让他人”的邮票投资理念。[212]

陈氏提出的栏目设置和约稿要求是“必求言中有物，华而且实”，“旨趣着重于国邮古票”。并多处言及“以翔实可靠的新资料”、“彼关中国早期邮政史料”、“有价值的邮学研究文字”等，[213]力求让读者“能篇篇可读，期期可传，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这些在以后的杂志上时时确实得到突显，令邮人强烈地感受到《国粹邮刊》的与众不同之处。

虽属邮商办刊，但《国粹邮刊》自始至终，除了初期曾经刊登过其自身出版单位“国粹邮票公司”的少量广告，以及在中缝为各地读者、订户刊发交流信息之外，从未出现过来自其他方面的付费商业广告，也确如陈氏所言“立场是不作任何营业上的宣传，期以学者清高、超然、客观之本位尽力，以达身为邮人一日，服务邮界一日之愿望”。（陈志川：编辑人语/《国粹邮刊》20期）

出版这份不靠广告费滋养的邮刊，还要“另聘男女书记二三人助其成”，仅“制版费一项，已超过全部售价之数倍”。[214]又由于“处此物价高昂、生活动荡之秋”，[215]陈氏“唯有货吾存邮，罄吾所藏（陈氏卖掉了多年心血组编的邮集），国粹公司从而结束休业，大龙专集风消云散，从此弃邮治学，迄今心境上难免沉痛，而精神上犹感愉快自慰的，乃是国粹的旧雨新知关怀绵注，出版维持多年的《国粹》差幸是已完成了我的理想”。（陈志川：国粹旧梦重温记/《国粹邮刊》全印本）

他在1945年2月20日出版的第36期《国粹邮刊》上，分别发表了“休业辞”与“国粹邮票公司休业启事”。宣布“休业”后，期望能搜集国人出版的邮学刊物为乐趣，“俾能汇集成室，公诸同好，以供今日同好阅读抄写之用”。

《国粹邮刊》集中了一大批当时集邮名家的著述。其中刊发了一批邮学论文颇有深度和广度，内容涉及邮史、邮票、邮人、邮商、邮展、邮会、邮刊等。尤其是发表了大量对华邮的探讨研究。[216]

2.“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抹煞”

为办好邮刊，陈氏千方百计组稿，几乎将沪上邮界名人“一网打尽”。撰稿人有周今觉、张赓伯、王纪泽、陈复祥、严西峤、钟笑炉、吴乐园、邵洵美等。被誉为“邮史矿”的张赓伯，一次酒后慨然答应供稿，陈志川竟然跪谢，令张氏感动不已。就此为《国粹邮刊》撰写的“邮海沧桑录”，汇集我国邮政、集邮风气初创时期的掌故见闻及邮人邮刊等诸多珍贵史料，连载达41期之多，是国内集邮报坛的著名专栏。

陈氏组稿不拘年龄，甚至十几岁的少年也成为《国粹邮刊》的“座上宾”。1944年，《国粹邮刊》发表了年方十六的少年倪宣文对红印花版式研究的论文。此前，邮界对小二分版式特征的研究已有周今觉、陈复祥的研究文章。倪宣文找到了只需从“清”、“作”、“银”、“分”4字大小出发的办法，在《国粹邮刊》上发表“红印花大字四分版模之研究”一文，提供了5种版号的辨识方法。此后，他又得到周炜良的帮助，写出“红印花大字二分版式钩沉”等文。陈氏首肯其“对于邮识的搜集蔚为巨帆，精神毅力之专，……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可抹煞”。[217]

3.“花了这八百块钱，得了我生平业邮以来第一次被骗的经验”

为办好邮刊，陈氏还不惜在自任主编的杂志上对己“掲丑”，警示邮人。

1943年，陈氏用800元买下了一部大龙薄纸票假“邮集”。他自撰《被骗记》，细道被骗经历：1943年3月的一个下午，一个身着西装很体面的男子，声称有点邮票请陈氏代为估价。他取出“二本黑卡纸的小簿子，一本照面贴满了大龙薄纸五分银旧票约十余枚，每枚邮票均系实贴在黑卡纸上。偶尔翻上几枚，则票于背后尚连有信封上的纸角，有几枚并有红色渍痕，似从旧式红签条封上洗下时不慎所沾染。邮票的刷色灰暗异常，邮戳有着蓝色北京的椭圆戳、镇江的红色戳、双线小圆戳或天津的篆文紫色戳等，有双戳重印种种的形式。统观全邮集的品相，似乎绝对不能说是上等。另簿贴蟠龙有无水印红二分旧票数十枚”。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陈氏用800元买下了这部“邮集”。

来人走后，陈氏在洗票时发现纸质有异，“因为大龙薄纸票是一种半透明薄纸，这些票子是道林纸。再仔细检查版式，有三四十枚的五分大龙票，完全是一个版模印出”。于是他确定这是“花了这八百块钱，得了我生平业邮以来第一次被骗的经验”。

他在文章最后总结这次受骗乃“一是可笑，二是可耻”。[218]他还将这些伪票装入镜框，悬挂在自己国粹邮票公司的办公室里，既作警戒，又供同事参考。他还毫不掩饰此次被骗经历，立即将此事告诉邵洵美，要求邵洵美将此事撰文刊在《新申报》上的“中国邮票讲话”上，以警示邮人以免受骗。

张赓伯也撰文披露了此事，提醒邮人“今乃最普通之薄纸五分银票数十枚，且品相不佳，贱值以售，使人之注意力转移，而骗者之狡计乃得售矣”。[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