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舟车捆载纷如雨,江上帆船万斛来

运河让临清产生的变化实在巨大,以至于它与中古之前的时代形成了判若两人般的分别。运河穿城而过,仿佛是一夜便成了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美称的商业大都会。

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历来人们只注意到物质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对临清一直是个典型商业城市这个事实视若无睹,无法认识商业活动在临清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时至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想大兴,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县境僻处济西,风气谫陋,对于农工生产素不讲求,有利弃于地之憾。民国初元,地方实业始渐萌而事属草创,恒多简陋。时至今日,感于经济之惶恐,知非空言所可救济,于是实业建置日有气色,较前大备矣。”(《临清县志》卷7“建置志四·实业类”)事实上,临清“地产麦故不敷用,犹取资于商贩。从卫河泛舟东下者,豫省为多,秫梁取自天津溯流而至;其从汶河来者,济宁一带之粮米也。布帛亦皆来自济宁”(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市衢”)。若无运河上的商船转贸四方,这一直困扰临清的物质匮乏问题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呢?“四方商贾辏集,多于居民者十倍”“服贾之民亦什居其六”,临清有此说也算是一种本色概括吧。

民国时期临清实业组织进德分会全景(自民国张自清等修《临清县志》)

郭维元《漕运盛埠图》(局部),原图长39米

明清时代,临清为运河咽喉会津,海内外舟航毕集于此,商贾云集而萃止居留,百货麇集而市肆鳞次。可见运河的大流通和大交换的经济形态,已将临清由刨土的农民迅速转变为贩四方货物的运河商客。如临清素号“小天津”,传说此名得自乾隆之口。有一次乾隆到临清巡视,见漕船码头和城市景象都颇似天津,所吃的喝的东西口味亦绝类于天津,便脱口说了句:“真个小天津。”传说将此雅号与皇帝老儿攀上关系,无非是想借此以自高身价。而诗人云“清源城中多大贾,舟车捆载纷如雨”(明谢肇淛《清源行》),却实在地总结出了这个名号来历的根源。当时临清商业发达,城中各地商人云集于此,著名商号多半为天津商人,或者其供货来源主要是天津的商号,或是天津大字号在临清的分号,所以临清商号的字号命名多天津商号特色;往来临清的天津客商多如牛毛,到饭店吃饭的人也主要是天津商客,所以临清饭店的饭菜为满足天津商人口味,吃喝上也就多仿天津了。

临清城外运河图(自赵大川编著《京杭大运河图说》)

在农业社会中,商贾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一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要高出许多,要沉醉糜烂得多。明人薛瑄有首《临清曲》专以摹之云:“临清人家枕闸河,临清贾客何其多。停舟落落无可语,呼酒只对长年歌。”沈翰卿也有首写临清城市生活靡靡之乐的诗作:“迤俪星桥雀舫回,欲凌倒景上层台。鸡鸣万井烟光合,雉堞重城日晕开。杨柳楼深吹玉笛,蒲桃酒满泛金杯。无端约伴寻芳草,康乐祠前步紫苔。”(《过清源》其二)其情状不谓盛欤?君未听见运河两岸传来的丝竹声声、杯盘酒席上的腻腻歌喉吗?明人听见了,他说这里曾有经“两岸歌钟十里楼”的奢靡沉醉。

当临清聚集的商贾越多,越豪奢靡烂,越对笙歌燕舞无恹追求,它越能为其城市下层民众提供谋生机会,使之生活相对宽余而趋向于享受。自然这些商贾对城市一般民众所起的示范作用也越强烈,城市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也就会受其深刻影响。当时临清普通人被这种风气所浸染,可谓是耽于奢靡无度:“丰阜之余习于侈糜,后渐裁并,而市廛阛阓日亦衰落。康熙癸丑岁,州人孔大参序旧志,不胜俯仰之感:迄今又八十年矣,乃民贪而俗尚不易。仆亦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踰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伪成风,岂独外腴中枯。已乎!识者有隐虑焉。俊承兹土之乏,思所以维之而材力弗逮,七年之久未能有所移易。”(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这一度令卫道士们感到恐慌,觉世风浅薄轻浮,大远于古人淳朴敦实之风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事实是这种转变对城市的经济与人文两个方面都极有裨益。

运河上繁忙来往的物资和人员,使运河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各地商贸的滋聚,大批船只和人员的汇集,会极大地推动一个城市的迅速膨胀,使之变得繁荣和重要,也使城市开始了按照它自身滋生的方式生长。临清有句俗语叫“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由于临清闸是联系会通河和卫河两条本不相连的运河的咽喉,本身地势陵峻,落差和水量亦相悬甚大。船只在此过闸极为缓慢费时,经常闸外数里都是被阻滞的船只。清初著名词人朱彝尊就曾被阻临清五天,有诗苦叹道:“清源驿路接幽燕,日日沙头但系船。五两南风空自好,无由吹送卫河边。”(《守闸清源驿凡五日不得渡》)。自明永乐后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有400万石粮食要由此运河北上,运艘一万多只。如此巨大数字的粮食实际大多被迫登陆囤积。明代起这儿就建有广积、临清和常盈三仓,一度堆积的粮垛连绵数里,就像一座座在城市中连绵起伏的沙丘。据说南湾渡也因此而得“沙邱古渡”之名。

清王毂书“沙邱古渡”匾(自民国张自清等修《临清县志》)

鳌头矶(赵亚军摄,自高志超主编《运河名城临清》)

鳌头矶更是临清城典型的自我生长点。各色人等和财货络绎不绝地涌到这里纷纷上岸,或玩赏或买卖或暂住,这里成为热闹繁华的去处。运河上四方聚来的商贾纷纷云集在此买卖,使市肆骈起,高楼栉比鳞次,热闹非凡。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踏上此矶时,见运河穿梭忙碌、两岸繁华无比的景象,感慨而作《鳌头矶》两首云:“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可见运河在运来漕粮的同时,也酝酿了临清城生命的胚芽。

然而回顾临清建城史,则不难看到依托运河生长起来的鳌头矶曾经的尴尬处境。最初它因不属政治关心对象而被摒弃在受保护圈之外,但随着运河商品贸易的日益兴盛,鳌头矶逐渐成为临清最富庶繁华、交通最重要的中心,如明人说:“鳌头矶在临清州,延亘二十余里。汶卫合流,而洲峙其中,自胜国来名曰中洲,环砌以石,如鳌头突兀,四闸分建而广济桥尾其后,四方商贾财货辐辏于此。”(明谢肇淛《北河余纪》卷3)它是在运河的怀抱里茁壮成长的,并成熟繁荣的,成为各方面所关注的焦点。新城建起来后,钞关在这设立了,工部营缮司有了,……最终它成了各种国家权力集中展示的舞台。这里的关税税收曾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全国关税收入的近1/4;这里的街市鳞次栉比,百货聚集、人潮蚁涌,其壮观图景定不会比《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逊色几分吧。

2001年树立的钞关遗址碑(赵庆欣、李尚方摄)

繁华锦绣的螯头矶牌坊(赵庆欣摄)

鳌头矶景色独秀,河边成荫的柳树与河水交相辉映,仿佛是凝固在运河上的秀色画卷,有“鳌矶凝秀”(临清十六景)的美誉。矶上曾于明中期创建精巧典雅的楼阁一座,登上此楼可以远眺运河船闸和水闸景色,令人抚息叹喟、垂怜忘返。因而这里又是文人荟萃雅赏之地。商业繁华给了它健康活力的血肉之身,使之显得一派生机;人文锦绣造就了它隽永深厚的精神气质,使之涤除了仄陋庸俗之气,出落得俊秀不凡。晚清著名文臣、《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大概是在这里最后欣赏完临清风景,登船离开南回的。明朝编年史《国榷》的作者谈迁搭乘漕船北上京城时,也许在这里的岸边徜徉过。“十年三往复,此地忽重经。尘土长安辖,烟波汶水舲。平川涵夕景,远树隐春星。鲁酒偏难醉,从人笑独醒。”(明储瓘《鳌头矶》)几百年来,交游南北的文人墨客,奔走天涯的仕宦、商客不知曾有多少为之倾心沉醉,从运河上对之仰望遐思。

大运河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在它上面“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明李鼎《李长卿集》卷19)。运河上无论哪座城市如能把这快速流动的人与物吸聚过来,它都必然会成为运河上的璀璨明珠。抚今追昔,顺着运河的粼粼波光倩影回望,仿佛临清往日的繁华便随着那远逝的滔滔河水跃然于眼前。

在运河上,临清曾是极度繁华热闹的。清时它曾“连城依阜,百肆堵安,两水交渠,千樯云集,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山东通志》卷7“形胜志”)。康熙时临清“其甲第连云,人物熙攘,漕运万艘衔尾北上,市肆毂击肩摩,不减临淄”(《临清县志》序“贺王昌康熙旧志序”)。雄壮的城池,忙碌拥挤的运河,嘈杂繁华的码头、街市和云集的商贾。一派繁忙兴盛的图景!

临清强有力的商品汇聚和流通能力,使四面八方的舟车、商贾和财货都络绎不绝地汇聚到这里。明清时期,这里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如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有一二百万匹以上。清乾隆年间,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它还是明清时著名的茶叶和纸张集散地。临清城内商业也可谓繁荣至极,明景泰至嘉靖年间,不计无名街巷,城内有街23条、市12处、巷29条、厂7所;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当铺100多家,瓷器店20多家,纸店24家,辽东货店13家,大小客店数百家,盐行除国家专卖店外,还有私人盐店10余家,此外还有众多的粮铺、茶叶店、羊皮店等散布各街巷中。它通过运河发达快捷的贸易和运输网络,将其经济活动延伸到几乎全国所有重要经济区域和城市,临清因此在明代全国著名的33个大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时朝鲜人崔溥特别将其与江南并论道:“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尤为盛。”(朝鲜崔溥《漂海录》)明代诗人沈翰卿亦有首写临清的诗云:“扑面游丝羇抱开,彩云垂幔鸟喈喈。舟车绕郭称都会,莺燕穿花过别街。幕下材官辘轳剑,月中游女凤凰钗。朱缨锦席淹留处,苦忆扬州梦与偕。”(《过清源》其一)难怪当时有人夸饰临清为“天下佳丽之地”,想必诗人曾对它非常好奇与向往,乃至亲眼目睹,才会将它与当时最锦绣繁华的城市扬州相提并论吧。有统计表明,明清两代500多部市井、言情小说中竟有300多部与临清有关,许多小说都以临清作为故事发生和演绎背景。如明代《金瓶梅词话》就是以临清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展开铺叙的。其中第九十二回还写到江南青年商贩陈敬济到临清来做生意的经历。有天陈敬济从母亲那讨了些银钱跟随杨大郎到外做贩布生意,来到临清,见“这临清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陈敬济不禁看得眼花缭乱、心动神摇,一头便随杨大郎扎进这七十二花柳巷中,结果没贩到多少布倒把本钱都花到这儿的青楼里了。

凤凰山上的“凤岭钟英”阁(赵庆欣摄)

临清的风流繁华,把康熙、乾隆这两个皇帝老儿也吸引来了。他们南巡也到临清看了看,逛了逛,留了诗。康熙《巡视运河堤》诗云:“身罹遏前驾,渔歌进小滩。去回四百里,舟次五云端。”乾隆还多次驻跸凤凰岭,曾观运河两岸层楼林立,通衢纵横交错,与其书童对一联云:“东夹道西夹道东西夹道河夹道,南绿营北绿营南北绿营清绿营。”临清之地方官甚以为耀,说:“皇上东巡、南巡回銮时,阅运河必经临清,且为驻跸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

运河是流动的运河,它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流动和交换。它沿岸生长起来的城市乃是吮吸运河母亲的乳汁生长的生命,注定它的命运就是要在波涛流水上求生存;只有在与母亲的同呼吸共命运中,它们才能开为朵朵的似锦繁花。临清命运更是如此。运河可以伸展得多远,临清的脚步就应该能走得多远;运河上有多少扁舟乘风破浪,临清就应该有多少贾客、游子逐利天涯。从一开始临清以运河为转折点,它就与运河上的云樯帆影了结下了几世的宿缘。南来北往的财货和往来商旅、官宦、士子、驻军、役夫,使这个城市变得无比热闹和嘈杂的同时,又赋予它以典型的运河经济、文化特征。运河将它滔滔水流输入并转化为临清的自我生命节律。

从运河两岸那些自然聚集起来的繁华市肆、街道楼宇,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只是给了临清一个生命诞生起点,而最终让临清生命发生脱胎换骨的却是运河。它那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的出现,只有当这运河上四处漂流来的人潮、物流聚集到它的岸边后,只有运河把它自身的文化生命在此驻留以后,这个城市才真正具有了它的精神本质,才能成为具有文化生命的大都会。它的生命精神来自那运河滚滚波涛,来自那运河上白帆樯影下运载的文化生活。否则临清在运河上重则重矣,不过是一个军事和政治上的孤城,而缺失了一个城市应有的生命气息和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