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

此起彼消，似乎是中国古代城市逃脱不了的命运。南北大运河开凿后，盛极一时的开封、洛阳因运河的遽然改道而丧失它往昔的一切光华和荣耀，渐渐黯淡无光了，汴渠也逐渐荒废无闻。而另外一些城市却因此得了机缘，成长起来了。临清就是这样一个运河上的幸运儿。

临清位于山东省西北隅，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会之区。历史上临清原名清渊，又称清源或清原，西汉始设，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年），因县治西北临近清河而改为临清。前人有一说云：“州地于古，当中原之都会。明兴肇，建两京，而吭搤辐持于其中。昔人谓锁天中枢，控地四鄙，咽喉九州岛，阃域函夏。”（民国张自清等《临清县志》序）实际情况是在京杭大运河贯通前，临清地僻位偏、交通甚不便利。元代以前有关它的重大事件史书记载寥寥无几。因此明人曾指出过：“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明王㒜《临清州治记》）从明人之说可见，临清迟至明代前，仍然没有重要战略地位可言！

临清城的历史可以说是“因河而生”的历史。史载“临清州城，后魏置清渊县在卫河西岸，宋建炎中迁曹仁镇，明洪武二年（1369年）徙治于此，在汶卫之间”（清岳濬等《山东通志》卷四“城池志”），即明之前，临清城可以说是居无定所，直到明洪武时才在现今处扎下了脚跟。而通运后，“（临清）自开渠运，始为要津”“实南北之要冲，京师之门户，舟车所至，外连三边，士大夫有事于朝，内由而外入者，道所必由”（清王俊等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此时“运河自清平县二十里铺入州（临清）境，至板闸而会通河止，此下接卫河”（《山东通志》卷7“形胜志”）。因为这时临清恰好扼锁了运河与卫水衔接的咽喉，其地理位置也变得极为重要了。既为通路要津，自然容易形成“为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行旅出乎其途”（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序）的岿然重镇。

在明清时，由于运河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扼守运河咽喉的临清筑城的现实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明吏部尚书王直曾这样强调说：“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位要且切也。如此而可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明王直《临清建城记》）事实远不止于此，在影响到国家安全稳定的政治意义上，明政府必须要考虑得更多——它要保证大批囤积的粮食和物资的安全，以及运河航线的畅通。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其筑城的必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有鉴于此，明景泰元年（1450年），巡抚洪瑛被派去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其城“缘广积仓为基，周九里一百步，高三丈二尺，厚二丈余，甃以砖。池阔九尺，深如之。四门，东曰威武，西曰广积，南曰永清，北曰绥远”（《山东通志》卷4“城池志”）。城墙用坚固的砖石砌成，因而也称作砖城。

可砖城建起后，与别的城池很不一样。首先在城址的选择上不按常规办事，它撇开了城市自然生长的优势地理位置，撇开人口和建筑的自然聚集，只考虑物资囤积安全和军事防守效能，最终选在卫河以东离河较远的粮仓处建城。在城门的设置上，砖城也不同于古代建城居中设门的习惯，为搬运粮食方便将西门偏西北设在粮仓处，而北门为避开粮仓便于设立街道又开得偏东。这样造成砖城的严重缺陷：离运河码头远，城中面积狭小，缺乏足够的空间和交通条件，工商业没有发展机会。这有意无意就严重遏制了临清的进一步发展，将之束缚在了一个蜗居里。

然而依靠运河，明代临清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它的人口激增，加上各级衙门官署的激增，以至出现了“生聚日繁，城居者不能什一”（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的困境。砖城狭小空间日渐见绌。许许多多的商贾、市肆、楼宇被迫向外滋生，沿运河岸线在砖城外生长，成为真正的商业繁华区和运输中心。这新生的区域不能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吧。尤其明中后期山东农民起义频繁，如成化间李原，正德六年霸州刘六、刘七，嘉靖元年青州等起义，都对临清对运河运输构成过严重威胁。大量的人口和财产被抛弃在城墙以外，没有丝毫防护，总是会令人担心得很。城外的商贾、居民为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也极希望有一堵墙能把自己也保护起来。

一些有远见卓识者开始奔走游说，要求官府扩大城墙的范围，将运河边的商业区也囊括进去。但是也有人反对扩建，他们认为这是费无益之力，花不必之财。他们提出了两条反对理由：一是临清位处中原，没有外来威胁，没有必要建那么大的防守城池；二是临清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一旦有战争即使城再大再牢固也守不住，所以扩了也等于白扩。但从更长远的考虑上，明大学士丘濬提出支持扩建的理由说：“临清乃会通河之极处，诸闸于此乎尽，众流于此乎会。且居高临下，水势易泄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河，此其要害也。……东控齐青，北临燕赵，且去边关不远，疾驰之骑，不浃旬可到。为国家深长之思者，宁有而弃，毋无而悔。书生过虑，请跨河为城，两际各为水门，以通舟楫，而包围巨闸在于其中，设官以司启闭，屯兵以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丘濬《漕运河道议》）就这样，在扩建城池的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他们之间彼此互不退让，吵得不可开交。

但是砖城毕竟不靠近运河，对控制漕运不便，且国家也不能坐视大量税收流失和经济命脉受到威胁。明弘治二年（1489年）特地将临清擢升为直隶州，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临清的直接控制。因而在此后临清人王元焕追记这两种分歧时，他还激烈地抨击那些没有眼光的反对派道：“盖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城固不可但已也。然城盛也，旧城隘民无盛矣；将以卫民，新城可但已乎？新城成而议诸哗然，大约有二谓：临清中原也，不必城，或谓大不可守。夫谓不必城，郡邑皆城何也？谓大不可守，或几矣。”（王元焕《创建土城记》）

最后得到国家在政治权力上的进一步支持后，争论以扩建派占据上风，扩建新城也就顺理成章了。弘治间兵备副使陈壁增创月城，正德间副使赵继爵加筑罗城，而以嘉靖间巡抚曾铣和副使王扬扩建的规模最大，跨会通河与卫河拓建，称为新城（俗又称土城，因城墙以土筑而成）。新城“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二十里，市肆栉比”（《临清县志》卷8“经济志”），增加陆门六个、水门三个，城门上建有戍楼防守。这次扩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城池范围，还是一个花费少不扰民的高效工程：“其始，城兵备副使王公杨择文武才吏度寻尺算匠佣，墙以堵计，堵金二十有六，城二十里，金八万奇。以是达之巡抚曾公铣，许之。乃各出其帑赎一夫不市，一钱不民，移凶邑之饥者以就工，庐僧布恭，檄商均直，章程蝟列，罔不悉。工之日，版筑薨薨四郊而居人不闻；既趋视，争畚土持杵不用也。……逾四十有六日而城就，所费才四万金。”（《创建土城记》）

新城建成着实令明人欢欣鼓舞了一阵，因为它一举实现了国家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多种现实需要。为此明代诗人皇甫涍特地作了首《临清新城行》来赞美这次明智之举的重大意义：“君不见，清源都会天下无，昨来筑城巩贵图，长河千里万艘集，乃知保障为良谟。戈船隐隐横川流，蒸霞照曜双飞楼。华京鼎峙争雄长，气压百二当中州。言徂于齐泊河汜，左右帆樯阅崇雉。甲第纷纷乱入云，红波绿树歌钟起。我皇垂衣二十载，玉帛群方协文礼。边头晏和稍失备，晋代之间近多垒。金汤委输轸长顾，峨峨此城遂辉峙。更闻安石下东山，焉得边马饮江水。”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临清筑城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高度褒扬，虽然临清不濒边塞却对于稳固江山、保卫国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名士清樽白玉尘，佳人红袖紫鸾笙。雨晴画舫烟中浅，花发香车陌上行”（清贺王昌《题清源》其二）。这样，临清依托运河之便，在运河两边形成一块面积庞大的像玉带一样的城市，因此临清在历史上又常常被美名为玉带城。据后人记载，当时“总计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它在规模、人口和经济繁荣程度上都不亚于天津这样全国性的一流大城市。这一切都因为有了使它生命焕发了青春的运河，是运河上的白帆樯影直接把临清由荒僻之隅推到了时代发展的潮头，完成了它由小小茅庐到华屋广厦的成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