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

富贵与学识，一般人难以得兼，或富有或学识都足以为常人所羡之对象。但只能据其一，总不免会让人心生出这样那样的遗憾来。原因在于只有钱而无文识容易使人粗鄙庸俗，令人感到浅薄轻浮；而只有文识却无钱财，难免会自恃清高而又时常会捉襟见肘，易让世人感觉寒酸自傲，难以亲近。倘若在两者之间能做到和谐融洽的话，他必是人尽仰慕企羡的对象。城市亦如人，仅仅人文荟萃或者繁华市井都不足以令人向往至极，只有当两者兼备时才会令人魂牵梦绕。

16世纪时，有朝鲜人崔溥沿运河北上回国后，他给主君讲起途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道：“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巷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漂海录》）这里反映出了中国南北城市之间的根本差别。十五六世纪江南是中国最富庶最奢靡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方，下至贩夫走卒皆能知书识字。其城市能成为人尽倾慕之地，原因即在于它能把物质与精神两种文明都搞好，在奢华富丽与文质彬彬之间做到鱼水兼得。北方城市在这一点上，往往要逊色于江南。

然而临清深受运河文化的浸染，绝不类于一般北方城市。清《山东通志》卷七曾有这样一段评临清风俗的话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可以看出临清这种汲汲于“物”又笃志于“文”的精神，是不类于北方城市反似于江南的。运河的开通，使四方人文荟萃于临清。而在运河上漂流的诸多文化中，江南那种既重利又重文的城市精神曾对临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受这种文化精神的熏陶，加之邹鲁之邦本身文风渊源淳厚，使得临清在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看得见的物质建设，又重视看不见的精神文化建设，而后者在城市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看不见的东西主要体现为文化教育，对它作出贡献卓著的则是临清的两种特殊人群。一种人是主事该地的官宦，他们除办官学外，尚竭力于学院和私人教育。如始创于明嘉靖十一年（1533年）最负盛名的青源书院，清初曾因战乱一度衰落，但在历届职官的努力下，又重新成为临清人才培养的圣地。为了振兴学院，康熙年间知州许承苍曾延师掌教，并委两学教官同监院事；乾隆年间张维垣上任，见书院年久衰败，就利用原工部旧署重建；光绪年间上任的知州陶锡祺在努力扩大书院规模的同时，还出部分俸禄为书院添购书籍，给学生作助学金。他们又发动官绅捐献钱财来置办学田。无论官宦重教育的目的是为攒取政声，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还是实践儒家学说的理想，在客观上都有利于临清人文精神的培养和人才鼎盛。而另一种人是有长远眼光、不迷惑于熏熏利欲的乡绅、平民，他们知人文精神乃是社会的第一等大事，为倡乡邦文化不遗余力，乃至损折个人名利。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时，州人周亦达于学宫后建尊经阁一座，先后自费购书二百余种无偿向临清的学者开放；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有僧了证以化缘来的钱创办姊妹义学；清末乡绅孙毓玑年捐银一千多两创办临清中学堂。其中被传为千古佳话的是武训兴义学。

武训是清道光、光绪年间临清堂邑（今属河北）人，父母早亡，早年极端穷困、遭受过种种欺辱和不幸。在苦难中他终于认识到只有读书识字才能改变穷苦人命运，于是他立志要办义学。武训为实现夙愿，终生东奔西走靠行乞、帮人打短工筹措资金，经常口中念叨“抗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这样的歌谣。他想出让人弹脑袋，学倒立，做蝎子爬，给人当马骑，甚至吃毒虫、吞石块、吃粪等使人施舍的种种办法。以至临清有了句“武训的脑袋莫轻弹（清谈）”的歇后语。经过十年的乞讨，武训有了点积累，先后恳求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和文进士杨树芳代为放利生息。起初为求杨树芳，武训到他门外跪了三四天，杨氏查知他是真心实意要兴义学后，当时十分惊喜，满口答应下他的请求。此后武训继续行乞，积得的钱只要满一串就去交给他。

武训办义学从不夹私心。他一直鳏居，就是怕有了妻儿会妨碍他的义行。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编了两首歌回答说：“不要老婆不要孩，以修义学为生涯”“不取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他五十岁的时候，杨树芳郑重劝他再考虑。他还是说：“我活一天，就办一天义学，这个心愿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不娶亲，我积蓄的钱都可由我做主；若是娶了亲又生了子，妻子的衣食用度，都要花费我的钱，那就妨碍我的事情，违了我的心愿。”（民国冯玉祥《武训先生传》）

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的积蓄已有银七千多两时，杨树芳向堂邑县知事郭春煦正式提出办学申请。知事听说这个千古奇事后，极为感动，同意并愿赞助办学。经过多方支持，武训终于实现了夙愿，在堂邑柳林镇办起了他的第一所义学“崇实义学”。学堂建好后，他仍继续行乞维持学堂和创办下一个义学，先后还办了馆陶杨二庄育英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学。学堂的教书先生和学生都是武训挨门跪请来的，数年间学堂的学生增加到了百多人，邻近各县的生童往往跑数十百里到他这里来读书，每年岁考，考入县庠学的学生不下一二十人。山东巡抚张曜听到武训的义行后，特地派人传见了他。张巡抚还向朝廷奏请给他建造了一座“乐善好施”的牌坊。光绪十五年（1889年），清政府特颁匾额一方以表彰武训，上书“博爱为仁”四个金色大字。

临清渐渐形成了学校林立、人才鼎盛的局面。民国时修纂的《临清县志》叙明清以来其教育盛况道：“数百年来得才为盛。是时，上作下应，庠序如林，有家塾、有公塾。又城市外陆续添设义学多处，童而习者，经书制艺而外，并及诗赋楷法。”（《临清县志》卷10“教育志一·学制”）其才之盛，可谓：“一自髫年为禄仕，挂帆常向鲁门行。”（明王问《泊武城县》）据民国《临清县志》统计，临清文科进士唐宋时只有3人，元无记载，而明代骤升至63人，清代有所下降为32人；文科举人，元前无记载，明有162人，清有79人；贡生明有253人，列贡生240人；清有194人，恩拔副优贡生70人。若再结合明清时代人才尽出江南而北方寥落这一个情形，就不难明白临清科举数据增长的巨大意义了。这些才士就像天空的明星一样，以他们的德、才、识、学耀亮了临清精神世界，超拔了临清的人文境界。除了这些进士、举人外，临清最耀眼的星星、最值得称道者，应数名响大河南北的布衣诗豪谢榛。

谢榛，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屐山人，活跃于明嘉靖至隆庆间，是明中后期诗坛著名的“后七子”之一。相传谢榛一目失明，但自幼聪颖超人，16岁时所作乐府商调为少年争相传诵。年龄稍长，他心不旁骛，折节读书，潜心于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不久即以声律闻名于世，其所著《四溟诗话》（又名《诗家直说》）在中国诗歌理论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谢榛壮年开始游历四方，在长安遇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结为诗社，是为明“后七子”。结社之初七人均为布衣，谢榛以年龄最大及最有诗名而掌盟主之位，李攀龙次之。谢榛主张诗歌创作应汲取盛唐诸家的创作经验，提出一些自己的诗歌理论说：“选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但为防止陷于泥古，他又提出要“文随时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纵横于古人众迹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之辨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序、卷3）他的主张成为“后七子”诗论的理论基础。

在明代专以模仿为风气的氛围中，他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但也引起盲目拟古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一些不满，七子之间逐渐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之后，随着李攀龙与谢榛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越来越大，以及诗歌理论上的不合，这种不满情绪演变成激烈论战。李、王猛烈攻击谢榛的诗作及诗论，最终李攀龙与谢榛绝交，并将其从“后七子”中排挤出去。尽管如此，谢榛的声望依旧，其诗作及诗歌理论依然为当时文坛所推崇。李、王二人也最终没能彻底超越它。清人钱谦益在评价“后七子”时，就指出其在理论上对谢榛的依赖：“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及至谢榛论出，“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清钱谦益《列朝诗集》）。

谢榛虽终生布衣，但重情仗义，曾以壮举博得天下士林景仰。嘉靖时，河南浚县有太学生卢楠饮酒赋诗傲视公卿，激怒县令，被下冤狱。当时正携诗卷西游长安的谢榛闻讯后，立即愤然写下“枯草又春风，尔怀莫能诉；绿鬓生死间，谁怜鹦鹉赋”的绝句，寄到狱中安慰卢楠；又毅然千里跋涉不辞艰辛入京师寻求营救途径。他奔走呼告，拜求贤哲，泣诉卢楠之冤，以救无辜；费尽周折，终于将卢楠营救出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获知谢榛的义举及详细经历后，将这一事实写成一篇脍炙人口的《卢太学诗酒傲公侯》话本小说故事，播扬天下，以激励天下文士。天下士林也因此对之景仰称颂，京师名流争与之结交，连当时的秦、晋诸藩王亦争相邀请，以至于大河南北称之以谢先生。

烟云散去，尘埃落定。当清初诗客吴江人计甫草途径凭吊时，殁葬邺城的谢榛才华已难敌荒冢野草，其墓早已圮坏。计氏见状痛惜万分，因感慨而作《邺城吊谢茂秦山人》诗一首云：“邺中怀古正秋风，辞赋深惭谢氏工。生欲移家辞白雪，殁后疑冢对秋枫。诸王礼数何常绝，七子交期竞不终。自是贵游无远识，布衣未必叹飘蓬。”计氏不忍才人埋没无迹，后人无以凭吊，遂倾囊为之修葺一新，又请呈县衙为其墓立碑。计氏之举，复惹后人感叹道：“眇目山人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清沈德潜《戏为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