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拳打脚踢，强强相遇，义者胜

运河带来了天津城的商业繁荣，而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将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人物带到了海河沿岸，将一群没有任何血缘、地缘，甚至文化缘的人聚拢在一起，让他们为了一个简单却又残酷的目的在一起纠缠，造就了天津城市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有人将这种文化称之为“码头文化”。

“码头”总是具有人在旅途的意味，它不是终点，但却总是截留下一些旅行文化的因子。哪个地方的水土不养人啊，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因子就这样在陌生的土壤中开出了奇异的花朵。天津城市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是与周围的地域文化格格不入的，比如说妈祖崇拜。妈祖本为闽、粤一带信仰的神灵，被当地人们看作是海上守护女神，但奇怪的是，妈祖崇拜在天津这样一个北方城市进行得如火如荼，在天津东门外海河沿岸专门建有皇帝敕封的天后娘娘宫，香火之盛甲于津门。妈祖为何千里迢迢来天津“落户”呢？这还是拜漕运所赐。在漕运刚刚开始的元代，因为漕运所使用的船夫水手多为闽浙一带的南方人，正是他们在运河航运中将自己的信仰崇拜带到了天津，而元帝则为了笼络人心对于船夫们的信仰崇拜积极迎合，将妈祖敕封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并在东门外建庙供人香火拜敬。而那些并不信仰妈祖的来津客商因为商路艰辛，前途莫测，也少不了来此祭拜一回，因此，南方的妈祖崇拜竟在天津扎下根来，历数百年而不衰。

妈祖崇拜是通过运河泊来天津的，其实天津方言何尝不是呢。俗话说，京片子，卫嘴子。天津方言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那是一种敞亮、大度、热情的感受，你和一个天津人在一块聊天，即使是初次见面也好像是已经认识了多少年一样的体己，谁又能想到这样一种处处展现着亲和力的方言竟完全是一种来北方做客的语言呢？天津的语言在明代之前是静海口音，与今天听到的天津话是不一样的，今天的天津话是明代以后出现的。新出现的天津话与周围的口音截然不同，尤其是与北京方言更是差别甚远，为什么地域如此相近，但语音却如此悬殊呢？当代学者李世瑜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对此专门进行过一项研究，提出了“天津方言岛”的观念，认为今天的天津方言是一个舶来品，确切说是当年来自安徽地区的朱元璋的王牌军进驻天津后将本地的语言带进了天津。因为这些王牌军在天津城中人数众多，势力庞大，就渐渐将原先的静海口音挤到天津以外去了。李先生曾经专门进行田野调查，并画出了整个天津的方言地图，证明今天的天津方言区是被东西南三个方向的静海方言区包着，形成了一个孤岛。李先生说，他曾经在安徽宿州固镇街头操天津方言与当地人交谈，竟毫无障碍，并且也没有被当地人发现来自外地。

就是天津这座城市，一座海中的孤岛，每一个人在此都是匆匆路过，但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一部分永久地留在了整个岛上，因此形成了天津城市文化的一种“杂”的特征。天津虽然地近京都，天子脚下，但与北京城所体现出的整饬肃穆截然不同，天津在表面上看去特别的“乱”！但这种“乱”可不是无头苍蝇式的瞎乱，而是因为九龙治水，强强相遇，因而很难有一种自上而下的绝对的权威能将之驯化到一定规矩之内。天津就像一座孤岛，但并不是一座被人抛弃的孤岛，而是一个大擂台，“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有真本事的就上台来比划比划，你若是好本事，人人敬你捧你，天津会给你至上的光荣；你若是本事不济，被人家给比下去了，那你摔得也特别的疼，有可能一辈子爬不起来！因此，天津的“杂乱”不是毫无秩序可言，这种秩序不是哪一个人定的，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一个人对另一人的服膺是服其“勇”，服其“义”。这样“乱”而“义”显的城市文化特质也只有在天津这样的城市中才会出现，天津以其“九河下梢”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其扼南北漕运咽喉的重要地位，才能使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磊落人物汇集此地，才会产生如此残酷而酣畅的城市传奇。

强强相遇是天津之“乱”而“义”显的城市文化特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自金代以来，天津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据点，长期驻军，尚武之风历几百年不歇，特有的军戍之风与残酷的生存竞争融合在一切，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江湖”规矩。明清时期的天津城就是天子脚下的一个“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