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神京门户，销金锅儿

天津的命运是如此奇特的，它也许是中国城市丛林中生长的最为奇特的一株树木。有一个西方城市学者，来到中国，游览了奇壮雄伟的北京之后，非常的震惊，慨叹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庞大而整饬的城市。但是当他来到天津之后其震惊程度更是无法言喻，这并不是说天津比北京更好，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与天津这样两个超级都市竟然在一个区域中，不过百公里之遥却和平共处，和谐发展，因为根据西方的都市理论，一个超级都市就其自身而言可以无限发展，但决不可能在有两个超级都市在同一区域内共同发展，因为城市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是无法与他人共享的。为什么北京与天津能够和平共处？

其实，这样的事说起来令人悲哀。京、津两城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区域内和平共处，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实中西城市在其本质上是无所差别，而是因为从整个封建王朝统治的历史上看，天津这个城市存在的理由就是为卫护北京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天津，天津的意义就是北京的“门卫”。这一点不用多说，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封建王朝，不管哪个朝代，因为他们那种特有的“家天下”的统治思想，不仅要在思想上，而且也要在地理上确定一个“集权点”。思想上的“集权点”它需要一套封建道德思想来守卫，而地理上的“集权点”就需要拱卫在京都周围的卫城。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京都的卫城并不罕见，但是像天津这样的超级卫城是不多见的。因此，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把天津当作一个独立发展的城市，因此才有即使天津屡次被洪水洗城，也要将这个城市在浪尖上将之维持下去的闹剧、悲剧。

究其根本，天津之所以成为北京的“卫士”，也正是因为贯通南北的运河和海河，滔滔运河水为天津卫赢来无限尊荣的时候，也为这个城市带来多少无妄之灾！

我们还是那句话，水是最公平的，水能覆舟，也能载舟，运河在将天津引入到帝国统治逻辑之中的时候，也以其润物之功滋养了天津城的真正生命，造就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节奏的生活世界。

商业贸易，是一个城市生命活力的标志。早在宋、辽隔河对峙时期，在海河两岸就开始了互通有无的贸易，但毕竟是相当不规律的初级贸易。金、元时代，天津主要作为军事防御阵地，但因为海运和河运的缘故，也出现了较有规模的商业贸易。天津城真正的商业繁荣是在明、清时期。

进入明、清，南粮北运成为整个封建王朝的命脉所在，帝国的北方日益倚重南方粮食的救济，因此运粮的规模越来越大，动用的运粮兵士和役夫越来越多，光这些人的费用就成为政府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官方就想出了一个“以漕养漕”的聪明办法，就是允许随船兵士可以通过运粮官船搭载一些当地物产进行私人贩卖，名之为“土宜”。明成化十年（1474年），朝廷规定额定搭载“土宜”为每船十石，万历年间又放宽至六十石，以当时漕船的数目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贸易量。而且，此风一开，运粮兵士们往往不会遵守朝廷的规定数目，只有多没有少，数目之大，价值之巨，以至于朝廷最后不得不发下命令：“凡漕运船只，除运军自带土宜物外，如附带客商、势要人等酒、面、糯米、花草、竹木、板片、器皿、货物等，将本船运军并附载人员参问发落，货物入官。”（《大明会典·漕禁》）这条禁令说出来的内容可太丰富了，不仅告诉了我们当时运送“土宜”的内容什么，而且还从侧面告诉我们通过官船搭载的还有一些“客商”以及“势要人物”的货物。但禁令归禁令，兵士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他们穿上官衣是官家人，脱下官衣就是一个平头百姓，也需要钱哪。因此就出现了李东阳在诗中所描绘的情形：“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船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如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盐。凭官附势如火烧，逻人津吏不管诘。”（李东阳《淮麓堂集·杂记一》）而且，到了清代，政府不仅继续允许官船搭载“土宜”，而且还批准了运粮漕船在“回空”（漕粮运输有一定周期，有一段时间漕船是没有什么任务的，称之为回空）之机可以搭载商人货物运行。这就更不得了，并不宽阔的运河上整日红红火火，官船来往，但除了特定的几个月之外，没有几只船是为公家忙碌的，说来不可思议，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

但这样一来，就在客观上繁荣了天津商业。

天津地近京都，又在“九河下梢”，交通便利，运粮的漕军在天津将官粮任务交接完毕之后，剩下别的军士用小船将粮食通过潞水经通州搬运到京都，而他们则可以从从容容地卖掉自己的“土宜”，获取巨额利润。在漕船回南的时候也不会空着，他们又将汇集到天津的北方的特产，其中主要的是天津出场的长芦盐，运送到南方，再赚一笔。这种官船搭运的贸易方式先前只是漕运粮军在做，到了后来则是那些财力雄厚的南北商人也卷了进来，天津这一下子真的“火”了！天津在明中期之后就因为其这种官船搭运的贸易形式成了内陆地区最大的贸易口岸，商贾云集，日进万金，影响所及，不仅南北商人汇聚于此，而且还吸引了洋人来做买卖。在当时的天津，奇珍荟萃，异宝杂陈，那真是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这里所引李东阳的四句诗说得明白：“玉帛都来万国朝，梯航南去接天遥。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河平夜退朝。”这说的是明代的天津。乾、嘉时代的诗人崔旭也有诗赞天津商业贸易之盛：“畿南重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粮食仰关东。市声若沸虾鱼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津门杂记》上卷）“销金锅”是南宋以来文人对杭州的称呼，说天津与杭州一样充满商业活力，这一点儿也没错！

充沛的商业活力在当时的天津城中形成了繁荣的商业空间。天津东门外一带，因为傍邻海河，是海河入津的要道，加之附近的天后宫长期以来是南来北往的人们降香祈福、欢会娱神的所在，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商业贸易的一个中心，据说每到祭祀的日期，“数日之内，庙旁各铺卖货物，亦利市三倍”。天津北门外一带，有大道通向京都，又是南北运河交会的地方，便成为当时粮商巨贾门盘踞的地点。这两个地方从明代到清朝，虽然朝代更替，但是繁华依旧，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运河所带来的商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