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北朝佛教的持续高涨

1.梁武帝与南朝佛教

南北朝（公元420～589）时期，佛教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与历代统治阶级的扶植有重要关系。在支持佛教的方式上，南朝和北朝的统治者略有不同。南朝比较重视发展佛教义学，鼓励佛学研究；北朝比较偏重于兴办福业建造，鼓励禅行。南朝佛教基本上是平稳发展的，到梁武帝时达到鼎盛。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不仅是南朝的崇佛代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废齐建梁之后，在思想方面提倡儒学和佛学。他原来信奉道教，即位后下诏舍弃道教信仰，改奉佛教，并且规劝群臣信奉佛教。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在宗教信仰领域把佛教放置于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认为，儒教和道教只不过是讲世间的善，佛教却超越了世间的范围，能够使众生脱离三界的痛苦，达到最终的解脱。当然，梁武帝称佛教是“正道”，并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压制儒教和道教。对于儒家的纲常名教，他是一贯倡导的。他的目的，在于宣扬佛教比儒教和道教优越。

第二，广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间，敕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公元520）于钟山为其亡父建造了大爱敬寺。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环绕。从中院到寺院的大门，长达七里。寺院中建造了无数金铜佛像，还建有七层塔，常年供养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据文献的记载，这座寺院创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观。在梁武帝的带动下，王公、后妃以及门阀士族也纷纷建寺塔、造佛像。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都是南朝的最高数字。特别是僧尼人数方面，仅次于梁代的刘宋才有僧尼36000人。

第三，除了优待僧人、鼓励佛学研究、举行盛大的法会之外，梁武帝还亲自撰写佛教方面的著作，亲自讲经说法，参与法会。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许多种，现存的约有十余种。例如，《立神明成佛义记》、《摩诃般若忏文》等。

第四，以“皇帝菩萨”自居，并且“舍身为奴”，以便激发各阶层信徒对他个人和佛教的虔诚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拿出巨额钱财将他赎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这样的做法，加剧了寺院经济的膨胀。

第五，严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48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规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严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仅不能饮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则将以国法、僧法惩罚。此前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响很大，此后僧尼素食成为中国佛教的定制。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崇佛帝王，所以，在佛教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着关于他与佛教僧人的众多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他与禅宗祖师达摩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后代附会的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

2.北朝的灭佛事件

与南朝佛教的平稳发展相比较，北朝（公元420～581）佛教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态势。北朝大多数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迅速发展。同时，佛教也与儒教和道教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僧团与国家及世俗地主阶级也发生了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北朝出现的两次“灭佛”（国家武力镇压佛教）事件，就是这些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北魏太武帝（公元423～452）的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国家镇压佛教事件。北魏太武帝原来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渐看到佛教的大发展，与国家发生了经济方面的严重冲突。因为，僧人不负担兵役、徭役，不缴纳租调，所以必须控制僧人的数量。在这种情况下，魏太武帝继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学说，以便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劝告，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奉寇谦之为“天师”，建立天师道场。他还亲自登坛受符书，改元“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太武帝下诏限制佛教，认为佛是外国的神灵，所讲的道理是荒诞的，无益于政化，并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公元446年，他出兵经过长安，发现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怀疑沙门与起义军通谋，下令诛杀寺里的僧人。后来又在寺中发现酿酒器皿，财物和洞窟藏匿妇女等，于是听从崔浩的劝说，颁布取缔佛教的诏书。灭佛的措施非常残酷，不仅不分老少坑杀所有沙门，对于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因此，经过这次灭佛运动，北魏境内的大量僧尼遭诛杀，寺院经像被焚毁。

六年后（公元452），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认为佛教讲的是正确的道理，有助于国家的治理，有益于人们仁智善性的增长，于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后在历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获得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到北周武帝（公元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用“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消减僧尼和寺院，此后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名道，讨论三教优劣。建德三年（公元574）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迫使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公元577）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公元578）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

此后，唐代的武帝、五代后周的世宗，也分别有灭佛之举。历史上把这四次国家镇压佛教事件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这四次灭佛运动，对佛教势力消长变化的影响都比较短暂，但对佛教思想的演变影响比较深远。

3.佛教学派

南北朝时期，以著书立说、聚众讲学为主要形式的佛学研究已经广泛展开，并且得到帝王和士大夫群体的广泛参与和直接支持。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南北各地兴起许多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涅槃、三论、毗昙、成实、地论、摄论、楞伽、法华等，构成了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先导。

这些学派一般在侧重弘扬一部经或论的基础上，兼习多部经典，提出新的佛教观点。涅槃学派的主要代表竺道生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竺道生（公元355～434）原是竺法汰的弟子，后北上从学于鸠摩罗什。东晋末年回到南方，刘宋初年与慧严、慧观为朝野所重。竺道生精通般若中观学，又比较早地接触了法显译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经》。他在贯通佛教不同派别、不同经典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见解。其中，他的佛性说和顿悟说，在佛学史上很有影响。

第一，一阐提人有佛性。六卷本《大般泥洹经》一方面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内在根据，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此经又明确讲“一阐提”（指善根断尽的人）除外。竺道生认为，“一阐提”既然属于众生，那么他们也同样具有佛性，也有成佛的可能。由于他的观点在经典中找不到直接依据，受到佛教界的批评，甚至一度被逐出僧团。据说，他曾到今天苏州的虎丘山，为一堆石头讲《涅槃经》。在讲到一阐提人有佛性时，他向群石发问：“如我所说，契佛心否？”群石都点头表示同意。稍后，北凉昙无谶所译的30卷本《大涅槃经》传到南方，该经中有一阐提人也有佛性的说法。于是竺道生受到僧众的敬佩，其佛性学说也得到更多人的承认。

第二，顿悟说。竺道生认为，真理（“理”）作为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平等无差别的，所以，证悟（“悟”）真理也就没有阶段划分，没有中间状态，只能是“顿悟”。这就是说，对“理”的掌握，要么是完全地掌握，要么是完全没有掌握，不可能是掌握了“理”的某一部分。所以，竺道生的顿悟思想是建立在“理不可分”的真理观基础上的。他的这种“顿悟”学说，对以后的华严宗、禅宗思想都产生了影响，并且间接影响了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