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的多途开拓与持续高涨

一 魏晋佛教的多途开拓

1.戒律传入与般若学初兴

三国（公元220～265）时期，魏地佛教接续东汉佛教发展，在三国中最为兴盛。传说魏明帝（公元227～239）曾建造大“浮屠”（佛塔）。陈思王曹植喜欢读佛经，并且创作“梵呗”（佛教的赞美歌），成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者。魏地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突出之处，是翻译出了戒律经典。

当时魏地虽然有佛教流行，但是僧众出家、斋供礼仪都没有印度的典籍依据。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要遵守佛制，于是应请译出《僧祇戒心》一卷，又邀请当地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国内地根据戒律受戒的开端，后代即以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的始祖。正元（公元254～256）中，精通戒律的安息沙门昙谛到达洛阳，译出《昙无德（法藏部）羯磨》一卷。这个戒本是后来在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四分律》的部分内容。戒律的初传，适应了僧团整顿和规范内部纪律的需要。

从三国开始，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佛教学问。这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标志。魏地的朱士行经常研究小品《般若》，并且在洛阳开讲。他在讲经过程中觉得，这部经典并不圆满，所以，他于甘露五年（公元260）西行求法，立志获得完备的《般若经》。他在于阗得到大品《般若》的梵文本，托弟子带回内地，自己逝世于当地。朱士行虽然没有越过葱岭，但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第一人。

吴地建业的般若学相对更发达一些，主要弘扬者是月氏人后裔支谦。他译出经典36部，48卷。重要的有属于般若系统的《大明度无极经》、《维摩诘经》等，在佛教界有重要影响。

吴地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康僧会，传说他在建业利用佛舍利显神异，劝说孙权为其建造寺院，号“建初寺”，是为江南有佛寺之始。孙皓即位后，以凶残暴虐著称。康僧会以佛教的因果报应开导他，劝其信奉佛教。因此，佛教史籍把他的传教活动作为江南佛教的开端。康僧会译有《六度集经》等。

西晋（公元265～316）佛教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译经为主。西晋的译经者有12人，以竺法护最有成就。

2.东晋北方佛教

从东晋开始，佛教的发展呈现出南北的地域性。陷入十六国混战局面的北方，佛教在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在羯族建立的后赵、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后秦、匈奴族的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统治集团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分别采取支持高僧传教、允许灵异辅政、资助译经、鼓励义学研究、建筑寺院、修造佛像等方法，促进了佛教在各民族中的普及和流行。他们不仅鼓励汉族信奉佛教，而且也不限制少数民族接受佛教。

在北方十六国中，影响最大的僧侣是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

佛图澄（公元231～348）是西域人，主要运用神奇的方术和佛教善恶报应、慈悲、戒杀等教义从事传教。关于佛图澄的神异故事很多。例如，传说他用麻油混合胭脂涂抹在手掌上，就能从手掌上清楚地看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而且就如同面对面观看一样。他能够通过念诵咒语来驱使鬼神。更能吸引人的是，他善于治病，甚至能把死去两天的人医活。凭借这些神异，他获得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经常参与军政机要。

由于佛图澄知名于朝野，所以各地慕名求学的人很多。在他身边，经常聚集着数百名弟子，前后门徒累计达万人之多。他的著名弟子有数十位，如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法朗等，推动了佛教向南北各地的传播和流行。

由于有后赵朝廷和各州郡的资助，佛图澄的弘教传法活动很成功。短短几十年间，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建立佛寺达893所。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佛寺最高数字。

在传教过程中，佛图澄大力倡导佛教善恶报应、慈悲、戒杀等教义，并且以此规劝嗜杀成性的后赵统治者。当石虎问什么是“佛法”时，他回答“佛法不杀”。他曾对石虎说，作为一位帝王信奉佛教，主要体现在不做暴虐的事，不杀害无辜方面。尽管帝王不能做到绝对不杀生，但是如果杀害没有罪过的人，就是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供养佛法，也是免不了遭受祸殃的。他还告诫石虎，只有多慈悲，少贪欲，才能福祚长远。佛图澄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后赵统治者的信任，把传播佛教与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生产、协调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很有影响的。

道安（公元312～395）俗姓卫，常山（今河北正定）扶柳人，12岁出家，后到赵郡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师从佛图澄，学习大小乘经典和戒律。石虎死后，后赵发生内乱，道安到今天的山西、河北一带山区避难。由于北方社会动荡，又遭天灾，促使他带领数百名弟子南下东晋管辖的襄阳。在河南新野时，他曾对弟子们说，在僧团不能解决衣食等生活问题的情况下，不依靠统治者的支持，佛教事业就难以进行下去，即“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佛教史上，这句话是流传很广的。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前秦王苻坚攻占襄阳，道安被迎请长安。

道安重视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在长安期间，他利用前秦的支持，组织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翻译佛经，使原来由民间分散进行的佛经翻译活动，带有了国家文化事业的色彩。在他主持下，译出佛经14部183卷。

道安重视佛教典籍和文献的整理，编著了《综理众经目录》。这是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为我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

道安重视佛教制度建设。他根据《增一阿含经》上讲的，不管哪个种姓出身的人，一旦成为沙门，都称“释种子”的经文，倡导出家人不用俗姓，而以“释”为姓，这成为后世的定制。他参考戒律为僧团制定《僧尼规范》，对寺院修行生活的许多方面作出规定。这对后世僧团制度的建立有启示作用。

鸠摩罗什（公元344～423）祖籍印度，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自幼出家，曾随母游历西域诸国。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尤精大乘中观学说。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姚兴出兵攻灭后凉，迎请当时在后凉的罗什到长安。从此开始，罗什在后秦政府的支持下，专门从事译经。他在译经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学问僧，据说弟子达五百多人，听法者在两千人以上，其中知名者很多，对南北朝佛教学派的兴起有直接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后秦首先创立了僧尼管理机构，设置僧正、悦众、僧录等僧官。

在东晋北方，佛教普及到各民族中，成为国家用以争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信仰。这对于增进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对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共同心理，起到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

3.六家七宗

东晋南方著名的佛教中心是庐山东林寺，由慧远主持。庐山慧远（公元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人，早年学习儒家经典，尤其喜欢《老子》和《庄子》。因为在太行恒山听道安讲《般若经》而与其弟慧持出家。曾随道安住襄阳，后遵从道安所命到庐山，建东林寺弘法传教。慧远虽长居山林，但与北方佛教界和东晋士大夫都保持着广泛联系。他的著作现存有38篇，其中关于因果报应、佛教礼制、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净土信仰等方面的论述，都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东晋时期，朝野曾展开出家僧人应该不应该礼敬帝王的论战，延续时间比较长。慧远认为，佛教的在家信徒，应该和普通民众一样，孝事父母，效忠帝王。这是体现佛教有助于“王化”和“治道”的方面。然而，出家的僧尼，则应该严格按照佛教的教义修行，在礼仪上应与世俗社会有所区别。慧远倡导西方净土信仰，曾经与僧俗一百余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共同立誓，发愿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后世把他推为净土宗的远祖。

般若学在东晋佛学界进一步发展。由于学僧对《般若经》的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家”和“宗”是“学说”的意思，不是“学派”或“宗派”的意思），即有关般若学的七种学说。学僧为了迎合思想界玄学盛行的形势，借助玄学本体论的思辨方式和概念，来理解和论证般若学的思想。可以说，“六家七宗”是玄学与般若学相结合的产物。

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及名称分别是：道安的本无宗，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愍度等人的心无宗，于道邃的缘会宗。上述七宗中，本无和本无异可作一家，所以称六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本无、即色、心无三家。

本无宗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本体是空寂的，所以称此本体为“本无”。它所讲的“空”、“性空”、“本无”或“无”，属于同类概念，相当于《般若经》中讲的“法身”、“真如”。本无宗认为，“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与道家宇宙生成论的思路是相似的。所以，本无宗特别强调“本无”的“能生万物”的方面，具有把“无”绝对化的倾向。这与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是相应的。

即色宗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色”）都是由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所以没有自性，这就是“空”。也就是说，色本身就是空。这与郭象为代表的玄学自生独化论有相似之处。

心无宗认为，所谓“诸法皆空”，并不是指外在事物是空，而是讲心不执著于外在事物。这实际上是从精神修养方面理解般若“性空”理论，注重排除世俗世界的干扰。这与玄学中的崇有论思想有相似之处。

由于当时般若学的诸多论书还没有传译，佛学界对大乘中观派的思维模式和论证方法还不了解，所以受玄学的影响较深。后秦鸠摩罗什译出《中论》、《十二门论》等之后，其弟子僧肇著《肇论》，主要依据中观派的理论对般若学进行总结。《肇论》中有一篇《不真空论》，是用“不真空”来解说般若性空思想。僧肇认为，事物本身只是因缘和合产生的，没有真实的自性，这就是“不真”，也就是“空”。所谓“有”就是“假有”、“不真”；所谓“无”是没有“自性”，是“空”。但是，这个“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与假有相联系的。所以，“不真”和“空”、与“有”和“无”的关系一样，是相统一的。从这个思路出发，他对本无宗、即色宗和心无宗三家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三家在理论上或偏于“无”，或偏于“有”，而对于“无”和“有”的正确看法，应该是“不真空”，即把“性空”和“假有”结合起来考察，统一起来认识。

4.法显与西行求法

晋宋之际，出现了或为求法取经、或为观瞻圣迹而西行印度的高潮。在数以百计的西行者中，事迹最感人、影响最深远的是法显。

法显在长安看到律藏不完备，立志到印度寻找更完备的戒律典籍。弘始元年（公元399），他从长安出发，经过中亚进入北印度。他游历了将近30个国家，首尾经历了15年，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经南洋群岛返回，于义熙八年（公元412）在山东牢山登陆。法显游历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范围之广，是前无古人的。

法显的求法之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去印度先经历了陆路的凶险。“西渡流沙（从敦煌西至鄯善之间的沙漠地带）”时，“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海路的遭遇更是惊心动魄：或受“黑暴雨”的袭击；或因为“粮食、水浆将尽，取海咸水作食”。除了忍耐肉体折磨，还要遭受精神蹂躏。当一夜暴风雨过后，船上的诸位婆罗门竟然认为，船上有位沙门（指法显），不吉利，所以才遭遇风暴。他们商议要把法显弃置在海中的荒岛上。最后经过原来的施主舍命保护，法显才免遭厄运。

与法显结伴从长安出发西行的有4人，在张掖等地相遇结伴同行的有6人，加上法显共计11人。其中6人先后中途折返，1人随胡僧到罽宾（今克什米尔），2人病死中途，1人留住中天竺不归，完成求法壮举的只有法显一人。

法显返国后，共参与翻译了《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杂藏经》、《杂阿毗昙心》、《僧祗比丘戒本》、《方等泥洹经》等六部典籍。他撰写的《佛国记》，首次实录了自陆路游历印度，由斯里兰卡经南洋群岛航归的伟大旅程。此书至今仍是研究当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最重要的著作。后世众多的西行求法者，包括玄奘、义净等人，都把法显作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