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南戏

（一）元南戏概述

元朝统一中国后，随着北方政治文化势力的南下，北杂剧迅速深入到了南方。杂剧的南渐，客观上抑制了南戏的发展。但在南戏故都温州一带，南戏却从未衰歇。随着元代后期皇权控制的减弱，南方人民反元情绪的抬头，南戏再度开始崛起。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明徐渭《南词叙录》曰：“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猬兴。”

元代后期，盛极一时的杂剧艺术形式逐渐僵化，内容日见贫乏。当北方杂剧在元末逐渐衰微之时，南戏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南戏传入临安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四大传奇，以及《破窑记》《琵琶记》等成功的剧作，对后世戏曲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元代后期南戏兴盛局面的形成，与南北声腔体系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方言、旋律、节奏上的不同，南曲与北曲各有自己的一套唱法。元朝的统一和北曲的南移，为南北声腔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历史条件，当时众多的艺人同时兼擅两种声腔唱法。于是出现了“南北合腔”的现象，即在同一套曲子里既唱南曲曲牌、又唱北曲曲牌。

明代徐渭《南词叙录》尝论南曲：“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可见，南曲本无宫调，宋元南戏曲牌联套并不遵从宫调。南戏原本直接起源于民歌小唱，没有形成固定的音乐规范。把众多的民间歌曲松散地组合在一起，势必会造成音乐旋律流畅性和风格完整性方面的某些缺陷。

“南北合腔”给南戏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南戏在与北杂剧的交融中，音乐体制逐渐走向规整严谨，但又不像北杂剧那样僵化，从而大大扩充了南戏的艺术表现力。

（二）元南戏的音乐表演

南戏的音乐是以温州及东南沿海一带的民歌为基础，大量吸收宋词和部分古曲、大曲、诸宫调、唱赚及北杂剧曲调，而形成的含有多种成分的戏剧声腔音乐。在南戏曲调中民歌音调占有优势，因而南戏的演唱手法和音乐结构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南戏音乐采用五声音阶，旋律多用级进，节奏舒缓，音调婉转，演唱以板点拍，伴奏以笛为主。南戏广泛吸收了各种演唱艺术的成果，打破了杂剧一人主唱的局限，演唱形式比较自由灵活，有独唱、对唱、几个角色齐唱、全体角色齐唱及后台合唱等形式，不仅生动活泼地渲染了剧情气氛，而且充分地发挥了戏曲音乐的功能，从而使歌唱成为抒发剧中人物思想感情、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主要艺术手段。

此外，南戏的音乐虽属于曲牌联套体，但并无严格的限制，曲牌的组合比较自由，唱词的字数与平仄声调也比较自由，曲调具有很浓的民间风味。南戏将歌舞戏表演与滑稽戏表演融为一体，形成了以唱为主、唱念做舞并用的戏曲体制，并确立了以生旦为主的角色分工体制。南戏的兴起与盛行，标志着中国音乐戏剧形式的发展定型为歌、舞、剧型的戏曲，它为我国戏曲充分发挥音乐演唱的艺术功能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同时对戏曲音乐表演体制的完善具有积极的贡献。

宋元时期的戏班通常多是以血缘关系先行组合的，这种家庭戏班形成的社会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户籍制度规定，凡艺人均隶属于乐籍，其身份为世袭，子孙后代都是艺人，不得改变。戏班的演出从不专门待在一处，而是始终保持着流动的方式，这样的流动演出，可以缓解观众不断要求更新剧目带来的压力，客观上却起到了扩大观众面，不断拓展戏曲影响的作用。

元代南戏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技艺高超的南戏艺人。夏庭芝的《青楼记》（1355年）以记载北杂剧艺人为主，却破例载录了三位南戏女艺人的姓名事迹：

可见，元代南戏的歌唱水平确有长足的进步。

与北杂剧相比，南戏所用的乐器种类较少，只用拍扳节拍，以锣鼓扶衬，曲尾以人声帮和。这是由于宋词的演唱历来只以拍扳节拍，或以鼓帮扶，而不用管弦乐器。民间小令则多为徒歌，南戏继承了这些传统。

（三）元南戏作品

今存宋元南戏共17种，除《张协状元》为宋代作品外，其他大都为元人创作。与宋南戏相比，元南戏有了更大的题材范围和思想深度。展现身处动荡离乱社会中的个人遭遇，以及家庭夫妻间的悲欢离合，是元代南戏最显著的题材。保存了元代南戏剧本原貌的有《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

元代南戏的作者极善于选择最能打动人心的人生情境和心境作为舞台展示的重点，他们以平民的视角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艺术风格朴素生动，语言通俗易懂，洋溢着世俗化的审美情趣。自元至明始终在南戏舞台上演出的最负盛名的有《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其中，前四部作品被誉为“四大传奇”。

《荆钗记》位列四大南戏之首，其作者柯丹丘为吴门学究敬先书会的才人。《荆钗记》描写的是王十朋中状元后不负其妻，两人历经磨难终至团圆的故事。剧作立足平民百姓的道德立场，赞美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爱情。《荆钗记》以成功的音乐戏剧手段，将观众的感情一次次推向高潮，使剧作感人至深并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化力。

《刘知远白兔记》著者不详。剧作描写五代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妻李三娘受尽人间折磨终于出头的故事。质朴生动的民间生活气息，是《白兔记》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作者善于选择十分简练的动作和语言，表达极其丰富的内容。

《拜月亭记》为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作。施惠，杭州人，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拜月亭记》（明人改本又作《幽闺记》）是一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南戏，剧情描写尚书府千金王瑞兰于战乱中邂逅青年蒋世隆，两人从互相关心、互相照料，发展到互相爱慕的经历。剧作充分利用误会、巧合等喜剧手法，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和矛盾时的幽默态度。

明万历金陵富春堂唐氏刊《白兔记》插图“磨房相会”

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唐氏刊《拜月亭记》插图“兄妹逃军”

明万历金陵刊《琵琶记》插图

《杀狗记》为淳安人许仲由作。描写孙容之妻设计杀狗，劝说丈夫珍惜兄弟之情，断绝与匪人之交的故事。这部表现家庭伦理关系的南戏，在四大南戏中以最质朴为特色，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市井人情世态的场景。

《琵琶记》被誉为元南戏集大成之作。它的诞生，标志着南戏从此脱离了村歌俚曲的状态，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阶段。《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大约生于元大德初年（1297），卒于元至正十九年（1359）。高明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因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以教授乡徒为生。至元六年（1340），元朝重开科举，高明从此步入仕途，后因厌倦宦海，辞官隐居，创作出南戏划时代之作《琵琶记》。

高明的《琵琶记》共42出。全剧描写汉代文人蔡伯喈从父命，告别新婚之妻赵五娘上京赴试，中状元后被牛丞相以圣旨招赘相府。然而，家乡遭遇大饥荒，赵五娘借粮养活公婆，自己却以糟糠果腹，之后又剪发换钱安葬病死的公婆，弹着琵琶上京寻夫，最终夫妻团圆。作者高明倡导“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宗旨，标举“子孝共妻贤”，以塑造正面形象来打动人心，感化世风。正是由于《琵琶记》中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体现出至上的传统伦理规范，因而能使它在戏曲舞台上长期盛演不衰。作为文人作品，《琵琶记》讲究遣词立意、寓情造景，重视文辞演唱的舞台性，因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明人何良俊《曲论》说：“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