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刘永华：“新媒体”与“乡下人”：明清时代的文字下乡问题

【主讲人简介】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2004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东亚系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1368—1949）》（英文，2013）（中译本，2019）；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2011）等，并担任《历史—人类学译丛》执行主编。

时下，新媒体成为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新”与“旧”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媒体”有不同的内涵。所谓“新媒体”是指相对于原有的媒体（旧媒体），随着媒介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新的传播方式的改革。在2015年5月18日晚上第9期厦大新闻学茶座上，刘永华教授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来探讨明清时代的文字下乡问题，与来自厦大新闻传播、人文、外文学院的师生，以及厦门市媒体界的朋友近40人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主办，由《国际新闻界》杂志协办，曹立新副教授主持。

刘永华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明清以降中国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研究。在本次茶座上，刘永华从四个方面梳理了明清时代的文字下乡问题：一、问题起源；二、时代背景；三、作用机制；四、未来工作。

首先，刘永华介绍自己关于“明清时代的文字下乡问题”的研究起源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媒体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关系”的论述，以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关于“文字下乡”观点。

麦克卢汉认为，媒体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试图以此来把握媒介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从口头文化到文字社会、从抄本时代到印刷时代、从印刷书到电子媒体。其中特别着重研究印刷技术发明后媒介的新变化及其传播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影响。“……《谷登堡星汉璀璨》是要追溯，人们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是如何首先被表音字母，然后被印刷术改变了的过程。”

费孝通《乡土中国》对于“文字下乡”的问题从文字在时间、空间的两个维度上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文字对乡民的“不必要性”。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字从产生之日始就具有“庙堂性”，与基层乡土社会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中国乡土社会较为封闭，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血缘和宗亲关系，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相对固定，以面对面的亲密接触和口耳传播为主，因此，“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对此，刘永华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研究的乡土中国与文字下乡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典型性。尽管文字具有庙堂性，但是随着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活跃及印刷术广泛运用于书籍出版物，“文字下乡”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其次，刘永华从“识字率”和“印刷书”两方面来探讨明清时期文字下乡得以实现的条件。

在“识字率”方面，刘永华列举了Evelyn S. Rawski （罗友枝，1979）、John L. Buck（1933）、Wilt L. Idema（198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清代中国男性识字率约为30%，即在3—4户核心家庭中就有一位男性识字。当然，这一比率普遍认为偏高。当前学界对识字能力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定义，一种是适用于书籍阅读的定义，两者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影响识字率测量的重要因素。总而言之，识字率的提升，使文字下乡更有可能。

至于“印刷书”的普遍，刘永华引用了日本学者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1991，2014）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中国印刷书籍呈现飞跃式的发展。Cynthia J. Brokaw（2007）对清代和民国时期四堡书市的研究发现，当时，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出了书籍印刷和交易的据点，并逐步形成书籍印刷交易中心。刘永华认为，这些中心据点，比如四堡、浒湾、马岗、岳池等，所印书籍普遍质量粗糙，价格低廉，以社会下层读者为主，销售网络向经济较落后地区发展。这些区域性书籍印刷和交易中心的兴起是因为开拓了经济较不发达区域社会底层的读者群体，从而使文字下乡的条件更为成熟。

再次，刘永华从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经济生活、乡族关系以及宗亲仪式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时期文字下乡的机制问题。

刘永华并不否认文字的“庙堂性”，文字从一开始就是与很复杂的政治体制相适应，与国家和宗教（国家性）紧密相关的。但是，随着中国官僚体制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文书对于整个官僚体制越来越重要，对文书的需求扩展到了基层官僚体制。如明清时负责赋税、徭役、治安等的里甲制、保甲制，以及登记户口、土地的黄册、鱼鳞图册、清册供单，以及乡约等涉及基层的文书事务，需要登记或签名。显示地方对于文字生活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识字者具有优势并受人尊敬），再加上行政的推动力，从而增加乡民识字的动力。

文字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更大，所有的土地契约、账簿、商业书信、银票等均需要文字书写，而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经济生活的活跃大大增强了文字下乡的动力。

在乡族关系方面，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是以宗族和村落组织所形成的乡族关系。乡族关系中，也涉及大量的文书事务，比如分关、账簿、谱牒等等。

在基层社会，“仪式”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涉及宗亲、宗族、家族活动，以及其他民间活动的各方面。在其中，也有大量文书使用的场景，如家礼簿（婚丧嫁娶）、祭祀文本、科仪书、度牒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刘永华在茶座上分享了他在基层各地调研时收集到的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包括民间土地交易的“纸包”、借贷活动的“借贷账”“分关”“家先单”等原始文书凭证。

最后，针对明清时期文字下乡问题，刘永华提出了未来研究工作的设想。

他认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推进：其一是识字率问题，特别是识字能力定义标准以及识字率测量标准；其二是文字与乡民生活要以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进行，要立足于社区研究，紧扣文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历史纵深探讨文字影响乡民生活的方式；其三是考察新媒体是怎样改变乡村世界的。涉及的问题包括：口头传说受到多大冲击？感知方式如何被改变？文字的权威性如何确立？文字如何改变人际关系？等等。

刘永华的主题报告之后，与会者就他报告的内容及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碰撞出了许多思想的火花。原定两个小时的茶座时间最后延长到三个小时才结束。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唐次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