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薛凤旋：全球第二次经济大转移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

【主讲人简介】薛凤旋：197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1977—2007年在香港大学任教三十载，曾任地理系教授及系主任。2008—2013年任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暨地理系讲座教授。曾先后出任港区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撰写及主编著作40余部，代表作有《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等。曾任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及中国经济地理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

2015年4月16日下午，香港大学名誉教授薛凤旋做客“厦门大学新闻学茶座”，为茶座带来了第8场学术对话。本次茶座由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亲自主持。薛教授主讲题目为“全球第二次经济大转移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内容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热点议题，引发茶客们的热烈讨论。

薛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历史。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三十年，邓小平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市场，发展出口加工业，取得了GDP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0%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取代“四小龙”成“世界工厂”

薛教授介绍说，英国学者Dicken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大转移（Global Shift）。这次转移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西方资本和市场为主导，借助集装箱、航空业等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业的全球化等有利条件，保留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而将劳动密集及低增值工业转向落后或发展中国家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催生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经济体系的新世界。

薛教授指出，在全球第一次经济大转移过程中，中国由于拥有单位工资生产力最优、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市场等竞争优势，加上国家实行新的改革开放政策，迅速取代亚洲“四小龙”，成为国际资本新的追逐对象和最大化地接纳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世界工厂”。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沿海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三大城市群。

金融危机带来转型压力

2008年，西方世界爆发金融危机，此后数年国际市场严重萎缩，中国出口型经济受到较大冲击，面临着新的转型压力。薛教授将这一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新变化描述为全球将迎来第二次经济大转移。

薛教授乐观预期，由于中国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全球经济第二次大转移将为中国制造业及金融业向外发展提供巨大机遇，并将实现自清朝中叶以来的另一次崛起。他具体分析说，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低档消费品的世界工厂，积累了大量资本（外汇储备在2014年已达4万亿美元）和参与国际贸易与工业管理方面的经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具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缺乏的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包括中国人的勤劳和节俭；个人与政府的高储蓄率；包括在体制和政策方面，中国有利于资本、资源、权力的大规模动员和有效集中。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虚拟化、泡沫化严重，未来在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上难以大幅改善，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档服务业，都将处于比较劣势地位。

薛教授由此预测，在承接全球第二次经济大转移过程中，中国不仅将出现世界级经济高增长，而且产业结构将产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高科技、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环保工业和新能源工业将要崛起，并且金融业及高端服务业将会扩大。

大有作为四大产业领域

薛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可能在全球第二次经济大转移过程中将大有作为的四大产业领域。

第一，汽车工业。薛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在2000—2010年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由全球第七上升至全球第一，生产量由2.07百万轮（全球的3.5%）增至18.26百万轮（全球的23.4%），2014年产销量均突破2300万轮。由于国内市场预计年销2500万轮便达到饱和点，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积极拓展外销。比如，中国自产汽车已成为南美市场上销售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

第二，民用飞机工业。薛教授提供的数据表明，在1993—2013年间，中国客运量年均增长7.6%，货邮增长9.4%。2013年，民航客运量达5659亿人/公里，货邮达170吨/公里，均居世界第二位。飞机制造方面，中国最早立项研究与生产的首个民用机项目是以货运为主的“运12”，现已发展至“运12F”型，1986年首次出口斯里兰卡，到2013年共出口130架。中国首架以客运为主的轻型支线机“新舟60”在1988年立项，2000年投入商业运作，2004年首次出口，至2014年共交付270架这个系列的飞机，其中出口16个国家共88架。2008年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展开了大型客机“C919”的研制，至2014年“C919”已接到国内外订单共430架。2020年，COMAC将可能跻身全球三大飞机制造商行列，此后十年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

第三，高铁制造业。薛教授认为，和汽车及飞机工业相比，中国高铁发展的全过程更体现了中央规划和政府主导的特点。在2006—2015年间的两个五年计划期内，中央除了建成1.6万多公里、共40多条线路的高铁网，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里程的高铁王国外，还发展了时速140、160、200、250、300—350及380公里的不同类型机车。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唯一档次齐全、能适应不同气候条件需求的高铁产品的生产国，其单位成本及票价只需欧洲和日本的1/2—1/3。据估计，2024年全球高铁需求总长度将达到4.2万公里，即在2010—2024年间要新建1.9万公里，海外高铁投资需求可达8000亿美元。中国无疑将在这个新市场内成为最具竞争力的投资与建造者。

第四，金融服务业。薛教授的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外资的第三大来源，每年海外投资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先后倡导设立的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建投资银行三家国际金融机构，可以调动的资金总额达到20万亿—30万亿美元的规模。人民币在跨国贸易和外汇市场中的角色越来越耀眼，未来打破老G3（欧元、美元、日元）的垄断，成为新一代国际储备货币的路径愈发清晰。未来20年，上海有可能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

薛教授最后指出，伴随着中国高铁网络的形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经济上，过去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带一枝独秀将演变为沿高铁线的全面开花，而在城市空间上，主要城市将出现以高铁站为中心的新的中央商务区（CBD）及交通导向型商住城市发展（TOD，即Trans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如何面对挑战、走出困境

与薛教授对全球第二次经济大转移及高铁时代将带给中国经济巨大进步的乐观预期不同，参加茶座的部分师生在演讲结束后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有的教师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以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牺牲作为代价，而国家集中资金、资源带来的高效率也可能以普通民众的福利降低为代价。薛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中国城镇化和西方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中国没有城乡分离，城乡居民都是敬天拜祖，天人合一；西方城乡分割则比较严重。他相信高铁将为中国农村新农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另有教师提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遭遇邻国以及西方世界的误解，也可能会引发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应如何面对这种误解和竞争？薛教授回答说，我们鼓励邻国对我们的倡议作正面理解。现在有了亚投行，基建项目由需求国提出申请，由亚投行成员国经过评估论证决定是否投资，项目确定后，建设及交付使用过程都由专业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市场化选择和竞争过程决定了“一带一路”不是西方媒体所说的中国大国沙文主义或中国威胁论，而是中国投融资和外交的双重革新。

最后，主持人卓南生教授在总结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全球经济大转移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而言，既是巨大商机，也是严峻挑战。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看，他表示“一带一路”引发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有来自外部竞争者，也有来自中国国内个别学者和媒体对于中国梦的错误诠释——即将强国梦与历史上的朝贡体制等同看待，或者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这些引起误解的解读，可以说是反映了学术上的浮躁与对历史认识的欠缺。卓教授指出，经济至上主义不该被提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只有回归到万隆会议（1955年）的精神，才会真正受到国内外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 曹立新 王杰 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