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问题与方法

尚杰

“本学科”和“中国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种属关系吗？不是！是平行关系吗？不是！是外部关系吗？不是！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吗？严格说来，也不是。我在文章中会不知不觉地对这些“不是”有所回答。

其次，“中国哲学”究竟指的是我们哲学所中哲史研究室所研究的哲学，还是指在中国所发生的哲学问题研究？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哲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就应该指后一种情况。也许对照一下物理学，更能说清楚我的观点：物理学只有一个，国别可以忽略，中学课本有“物理学”，没有必要前面加上“中国”。换句话说，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用“物理语言”交流，没有障碍。人文学科如哲学与自然科学比较，其特殊性掩盖了人性的普遍性。这种特殊性指的是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等，因此，当我们说中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英美哲学时，这些说法本身掩盖了真正的哲学问题是不分民族的，就像物理学问题一样。

如果我们承认哲学像物理学一样，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属于全人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这个提法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对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像英国人牛顿与经典物理学，德国人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但我在这里其实是想说，万有引力或者相对论究竟是谁发现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哲学问题本身，至于荣誉问题，无论是个人荣誉还是民族荣誉，都不属于元哲学问题、不属于形而上学问题。

从以上思考出发，我简要回应一下从“现代外国哲学”，主要是从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更主要是从后现代哲学出发，如何重新思考时代的哲学问题。如果大家认为我以上说的有道理，那么就应该同意我的这种思考，从广义上也属于“从本学科角度谈中国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所谓“建设”属于“立”，但毛泽东有句话说得好：“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他说的“破”，在哲学上通常称作“批判”，也叫启蒙，或者说是思想解放。

具体说，我这里不说西方哲学或者中国哲学，而说哲学问题本身，在20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改变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精神文明再不能重复18世纪之前的老问题了。老问题已经走到了尽头，观念论自身的可能性已经穷尽了。不是说彻底否定老问题曾经有过的辉煌、曾经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启蒙作用，但是它们的高峰已过，重复老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比如说格律诗，唐朝是最高峰，当代人不可能写过唐朝人。再比如说油画在20世纪落伍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发明了摄影艺术，画家不得不在素描之外另找出路，于是艺术家开始重新定义绘画，于是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艺术。

那么，哲学问题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一言以蔽之，改变哲学的提问方式。传统上哲学家这样提出问题：他们问事物是什么？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有人归纳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提问方式在康德那里达到了最高峰，就像格律诗在唐代的情形，康德问“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最终回答“人是什么？”

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哲学问问题的方式，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可以广义地归结为“事物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关键词，在于“是”，也就是英文的being。在我看来，不必争论这个being究竟应该被翻译为“是”还是“存在”，因为两种翻译根据不同的上下文，都是正确的，两者都属于“什么”，其关键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含义已经被确立起来的概念，也就是“已经”。换句话说，传统哲学问题的要害，在于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本体论，或者叫作“本质主义”。它是全部传统哲学概念的核心，全部概念都被纳入了对称意义上的对应体系之中，比如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

当代哲学家发现，上述传统哲学的问问题方式，是一种整体论意义上的假装知道，它掩盖了它其实是在虚构，比如我问：“这是什么？”回答“这是一张纸”，但是我怎么知道这是一张纸呢？因为我已经事先知道了什么是一张纸，知道了关于纸的定义。换句话说，我并没有说出任何新意，而只是在故纸堆里打转转、绕圈子。对此，维特根斯坦曾经做出这样的尖锐讽刺，他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手放在自己头上，然后就声称知道了自己的身高有多高。”

传统哲学问题的优点和缺点，或者说是“软肋”，都在于它脱离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超越了经验世界，把这些距离我们身心最近的因素，从哲学之中剥离出去了。为了更清楚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以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为例。在得出这个近代哲学的第一命题之前，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极尽疯狂之能事，他甚至说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总之，他的目的是说感性因素不可靠，剥离了全部感性因素之后，剩下了绝对可靠的、不可以进一步还原的因素，这就是“我思”，因此，“我思故我在”。那么，从此哲学就从“我思”出发，这等于从确定性出发、从理性出发，从已经规定好含义的概念出发，之后的全部观念论，全部德国古典哲学中，都可以从“我思故我在”之中，找到思想的种子。

笛卡尔代表的传统哲学把理性狭隘化了，他试图剥离感性、剥离做梦或者梦境、剥离疯狂，他根本没有意识到20 世纪弗洛伊德所谓“无意识”领域对人的精神的巨大推动作用。我在这里也是批评德国观念论传统：因为根本就无法把感性因素、热情因素，甚至疯狂因素从理性领域剥离出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也许还是以美术作品为例更能说明问题。以模仿外部世界作为根本方法的传统油画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至于为什么相似，限于时间关系，我这里无法具体展开。我以上说过了，传统油画势必被现代艺术流派所取代，我的例子是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家现在可以在脑子里浮现任何一幅自己所熟悉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然后，现在随我一起这样思考问题：这幅绘画作品没有模仿或者再现外部世界，它不来自外部世界的真实，它似乎在欺骗我们的感官，甚至就像是梦中的景象，总之，它纯属虚构，不与任何事物相似，但是，它并不是虚假的，因为作品中的色彩是真实的，它是绘画作品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已经是还原，而色彩本身就绘画而言是不可以再还原的艺术因素了，就像笛卡尔说“我思”是最后的因素，所以“我思故我在”。同样道理，却又可以反驳笛卡尔所代表的传统哲学问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哲学问题不可以直接从对于“这是什么”的回答出发，不可以从事物已经现成在场的情形出发，而要问事物究竟是如何出场的。这个“如何”发生在“什么”之前，属于更真实、更原始的思考因素。就像一幅画并没有模仿外部世界，这幅画不过就是色彩本身带给人的感官快乐，就像音乐不过就是带给耳朵的情趣一样。色彩和乐音都是物质的因素，如果剥离掉这些因素，艺术作品就消失了。这个道理大家都会同意，但是我们考虑过没有，其实哲学也存在类似情况，就是说哲学并非是由现成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概念所组成的一个所谓哲学体系，就像小孩子搭积木那样，我们一会儿搭建一个唯心论，一会儿搭建一个二元论——20 世纪的哲学家说，要把哲学还原为真实的思考过程，进一步说，要把真实的思考过程还原为真实的写作过程，这就像20世纪的美术作品把绘画还原为色彩一样。这个问题，就属于我以上所谓“后现代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消解或者说解构了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

那么，要把哲学还原为具体的思考过程、具体的写作过程。一个哲学家不能这样和别人辩论：我很有哲学头脑，但是我就是不说，就是不写。你就是不说，就是不写，如何能证明你很有哲学思想呢？如果你说：言不尽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是无法说服我的，这就像德里达对福柯的《癫狂史》一书的批评。德里达的意思是说：赤裸裸的沉默状态什么都不是，为了显示沉默状态的意义，必须打破沉寂，对沉默状态说点什么。但是，一旦人开口说话，就进入创造状态，而理性或者说道理，就融入其中了。福柯的《癫狂史》这本书，试图批判传统理性，认为理性排斥了癫狂或者疯子。福柯要替“疯子”说话，但德里达说，你自己不是疯子，怎么能代替疯子说话呢？只要你一开口，必然会按照语法规则组织语言，而规则本身已经意味着理性。换句话说，二元对立是思维方式或者思想方法，是不真实的。而就像色彩在绘画中的重要作用一样，哲学思考的真实情形，不能剥离感性的、想象的甚至疯狂的、梦幻的东西，它们已经是理性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话或者写作过程本身，已经意味着打破了沉默状态，而语言本身已经意味着理性。

“从本学科角度谈中国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以上的思考，只是选取了“现代外国哲学”中的一个角度，也就是“后现代哲学”。当然，现代外国哲学还有英美分析哲学，它和欧洲大陆哲学的分歧极大，相互之间几乎无法对话，互有偏见。但是，在批评传统哲学的问问题方式上面，两者达成了某种共识。当代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不再会像黑格尔那样写哲学书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我选取后现代哲学的角度，作为此文的主要内容，是因为我比较熟悉，但我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同样提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心灵问题、人工智能问题、逻辑悖论问题、语言学转向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属于突破传统哲学问题界限的新问题。都是我们在新时代从事哲学创新工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

我认为当代哲学问题中，有一种总的趋势、有一些重大问题。现在我把这趋势及其问题放在一起说：这个趋势，就是哲学的艺术化，或者说是传统哲学边界在消解。这个新问题的提出，与传统哲学问题的衰落有密切关系。它首先发生在语言哲学问题领域。20 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严重忽视了哲学概念其实是由自然语言构成的。以上我在用美术作品的色彩举例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说，无论在欧洲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分析哲学领域，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哲学问题的语言学转向，而且这种转向都抵抗传统的观念论。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所使用的自然语言被升格为哲学概念，而概念所对应的是不接地气的纯粹概念，即使像康德这样智慧的哲学家，当他在使用“感性”和“自由想象力”这样的说法时，其实所对应的是理智意义上的概念，他甚至把“情趣”也仅仅理解为审美概念。但是，如果美术作品可以还原为色彩，那么哲学概念原本不过就是经过了“理性”伪装的自然语言而已。20世纪的大哲学家们，重新将哲学概念还原为语言，而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不仅在于表达式遵从语法和逻辑规则，从而分析哲学将表达式的意义作为哲学的重要问题加以分析，还在于大陆哲学把哲学概念还原为文字的形状、声音、写作等语言的肉身因素，这些因素都无法被还原为含义单一的概念。在传统哲学中，“物质”也是一个纯粹概念，因而是思辨的，不接地气的，与我这里所谓“词语的肉身”无关，因为传统哲学概念讲求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而“词语的肉身”就像色彩一样，它们都是不透明的。

如果说传统哲学问题探讨“真理”，那么当代哲学问题则把“真理”问题消解为意义问题、价值问题，这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谈真理，指的是普遍性、超时间的永恒性，而意义与价值问题，突出了视角或者视域的问题，它描述在场的真理是如何出场露面的，这里的“如何”，既是途径、也是方法、道路，它把抽象的问题还原为发生学的问题。

哲学问题的语言转向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到了21世纪前后，哲学的语言转向又有微妙的变化，我称之为“图像的转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它与20 世纪尤其是当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史。印刷术时代至少有500年，在这个书籍的时代，人类主要依靠狭义上的语言交流思想。但是，20 世纪以来的人类科技新发明，使古老的印刷术时代走向没落，人类能够拥有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之外的媒介，传达与交流思想，这就是广义上的图像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读图时代”，它与我刚才所谓“语言的肉身化”有某种潜移默化的联系，图像与语言的肉身一样都不能还原为狭义上的语言。我们知道，传统哲学所谓“逻各斯”或者“理性”，主要指语言，或者说离不开语言，但是新时代的哲学问题是，狭义上的语言时代面临衰落，而广义上的语言使语言图像化了。

语言的图像化，人类以图像化的方式思考。这里所涉及的重大哲学问题，是时间问题。我在发言的开头，就提到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是询问事物是什么——这样提问其实是忽略时间的，因为它的判断依靠定义进行推理，推理的过程遵循严格的形式逻辑，即 A =A——它已经暗设了“已经”或者“永恒”。为了说明问题，我还要找笛卡尔的麻烦：“我思故我在”还存在什么学理上的缺陷呢？第一，它原本来自笛卡尔某个思考瞬间的灵机一动、一个灵感，但是当它化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时，它的瞬间就化为永恒，它被视为哲学真理性质的判断。显而易见，在这个命题中，没有考虑瞬间的作用。如果时间剥离了当下瞬间，就成为一种假时间、伪装起来的时间。第二，当笛卡尔做出“我思故我在”的判断时，貌似一个逻辑推论，其实不过是来自瞬间的一个疯狂的、暴力的判断，它还是忽略时间的，因为在笛卡尔有能力做出这个判断之前，其实他已经知道了，或者说心里已经想好了什么是“我”、什么是“思”、什么是“在”。换句话说，这里仍旧局限在“已经”，也就是不变，那么，这里仍旧没有真正的时间哲学问题。

为什么说广义上的图像哲学中才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呢？因为图像凸显的是当下、此时此刻，甚至是瞬息万变的因素。我们仅凭直觉就能领会到当下才是唯一真实的时间，因为过去的已经不再存在，将来的还不曾存在。

那么，我为什么说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哲学的艺术化呢？我这里所谓“艺术”是广义上的，指的是思考的艺术化，就是说直觉、灵感、悟性、意象、自由想象力，在后现代哲学中，取代了传统哲学中逻辑的地位。我所谓“艺术”指的是自由想象力的“逻辑”。

我在此文所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也是从“现代外国哲学”的学科角度，对于“中国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的一种回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