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到哲学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回顾、反思与重构

陈霞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界就开始探索、力图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本文将回顾这个建构的历程及学界的反思，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重构需要从哲学史转向哲学。

一 第一个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终结经学

1840年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应对这种剧变，亟需进行教育改革。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具有了中国现代学制的雏形，延续千年的科举制随之废除。遗憾的是这两份开启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均未设立“哲学”学科，“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因为“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鹜广志荒之弊”[34]。针对这种误解和恐慌，王国维1903年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指出：一、哲学非有害之学；二、哲学非无益之学；三、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四、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五、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分科大学章程的最大缺点即在于没有设立“哲学”一科。[35] 辛亥革命以后的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把“哲学”单独立科，随即终结了封建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对“哲学”之名的设立不能等闲视之，它是在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和它一同出现的就是对中国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36]

经学终结后新建的中国哲学是一种知识体系。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37] 蔡元培在这部著作的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胡适这里所说的“有头绪条理的学说”、蔡元培所说的“系统”，就是第一个有关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在这套体系里，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等被大量应用于分析中国哲学。

这套体系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冯友兰在1931 至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提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8] 1937年，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明确指出“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39]。第一个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将中国古代文本中的部分内容构建为可普遍理解和检验的知识系统。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在继承中的发展，是一次飞跃。

二 第二个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虽然“西学东渐”早已开始，但以哲学来推动中囯思想革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囯推动的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明确了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各个学科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中国哲学也不例外。

冯友兰1949年10月5日致信毛泽东，表示“准备在五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40] 学界迅速出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果，如冯友兰1950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底发展》、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随即联合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1963年作为全国文科统编教材问世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这套知识体系采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阶级、不同时期的阶级特点、劳动人民、反动、革命等新术语，对社会历史、个体身份、思想形态进行了描述与评价。[41]

由于受到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42] 的观点影响，中国哲学史研究把这个定义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为指导的典范。但是，将这个范式运用于中国哲学，出现了不少偏颇之处，中国哲学界对死守教条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之所以从中国哲学领域提出，因为在此领域这个定义的偏颇之处最明显。第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所有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很多哲学家即使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在与阶级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领域却是唯心主义的。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存在于社会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领域。第二，将阶级分析应用于中国古代哲学则发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和地主阶级有联系，一部中国哲学史要么代表大地主，要么代表中小地主，怎么分析他们之间的斗争呢？这个范式还引申出了经不起检验的“儒法斗争史观”。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在教研室里进行，也已经见诸报端，并促成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100 多位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43] 这场讨论会的意义非常重大，影响及于20多年后的拨乱反正。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4]。40年前，我国经历了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克服教条主义而带来社会变革的思想事件，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负面影响。

三 反思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分类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与西方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当。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建构起的中国哲学史知识体系受到了质疑，产生了自我辩护的需要。“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 ‘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之一种恰当的方式吗？……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 ‘西方哲学’之 ‘规’、‘矩’来范围 ‘中国哲学’之 ‘方’、‘圆’呢？”[45] 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哲学究竟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还是通过西方哲学解读中国历史上的非哲学文本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中国哲学就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既要看到其普遍性“哲学”，又要看到其特殊性“中国”。这是以哲学之普遍性和特殊性回应合法性问题。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就已经从此角度说明了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如果哲学仅指西方哲学，与其相异者就是另一种学问，不能称为哲学，那么，中国思想也不能称作哲学。如果把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特指西方哲学，那么，以哲学指称中国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便不成问题。[46] 针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学者们还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讲述中国哲学自己，“以中解中”。如张立文指出：“中国哲学决不能照猫画虎式地 ‘照着’西方所谓哲学讲，也不能秉承衣钵式地 ‘接着’西方所谓哲学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地 ‘自己讲’。‘自己讲’讲的主体无疑是‘自己’，‘自己讲’也很可能是 ‘自己照着讲’或 ‘自己接着讲’。”[47] 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此危机应该回到经学和子学。“既然我们所用的 ‘中国哲学’之名，指的是过去经学与子学曾经思考的那个东西，那么，我们不妨就让它 ‘名’副其 ‘实’，在 ‘中国哲学’之 ‘名’下，回归到经学与子学中去。”[48]

这些年来，学术界关于如何做中国哲学的反思从内容转向形式，从讨论什么转向如何讨论，存在着“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争论。“哲学”虽然有大致的内涵和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在不断被调整。既然哲学是一个历史的、变化的概念，既然哲学是一个“类称”，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以及世界其他文明中的哲学都是其“特例”，那么中国哲学的成立也就不存在问题。

四 重构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从哲学史到哲学

百年来中国哲学界主要做的是哲学史，对人物、文本、历史有不少研究，但缺乏深入系统地对相关哲学学理问题的探索、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回应，缺乏原创性的哲学体系。我们今天拥有近代以来中西哲学互动的积累，前辈学者在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还能够调动世界哲学资源。现在可以更为从容、深入思考和推动当代哲学知识体系的重构。

王国维曾经强调：“凡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49] 我们要立足于传统，但一定要避免走向封闭的特殊主义。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展开与其他文明的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实现哲学突破的时候，思想家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突破了个体和族群的狭隘眼界，使用着具有全球性质的“天下”、“四海”、“四方”等术语，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都具有普遍主义精神和超越情怀，对关乎世界的根本存在方式和人之为人等基本问题进行着哲学的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也曾经影响过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初期，中国的治理由于没有一个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教权，被认为是理性的、道德的、有效的，而被“动荡的欧洲”当作“理想的模型”[50]。《老子》是当今外译最多的典籍之一，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直接切入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其思想越抽象、越普遍，其影响就越广泛、越深入。虽然中国哲学对世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总体说来，中国哲学没有真正走出去。创新基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世界在塑造着未来的中国，中国同样在塑造着未来的世界。哲学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塑造能力。中国哲学应该摆脱封闭狭隘，不能再关起门来做哲学，而应主动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为世界哲学提供中国哲学的思考视角。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方式进行的，作者没有真正的独立性。现在应该进行新的研究范式转换，从“注经”转到根据现代社会人生的实际状况引出具体的论题，把研究重点从哲学史的梳理转到对哲学问题及其学理进行研究。真正的问题才是哲学的源头活水。围绕某个具体的问题，从各个方面长期地思考、研究、论证，从而建立起解释此问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落实于行动中的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心性之学。中国哲学修身和实践主要在于道德方面，但支撑我们人生的这些道德信条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对此缺乏知识论的论证。由于西方主流哲学把哲学的关注集中在对实在的认识上，寻求以命题的形式表达思想，主体的道德修养便被看作是宗教的事务[51]。这样，关注主体修身、体悟、致良知、慎独等中国传统思想便被理所当然地归到了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叶秀山认为“哲学”之成为知识是可以建构的，即由“否定”的环节转化为“思辨”的“建构”，使“哲学”成为关于“绝对”的“思辨知识体系”。这个“否定”的“哲学精神”和“逻辑环节”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是需要学习的。[52] 我们曾经不追求理论而强调实效，不注重知识体系建构而强调经验，但今天在强调实效与实践的同时，也要追求理论表述。这就需要一个理性的、知识论的环节，提炼出清晰的概念和范畴，逐渐把这些概念和范畴通过逻辑分析论证成一个系统、严格、周密、明晰、可操作的、供批判性检视的理论。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的界定和推理。它即要求问题是开放的、反思性的，也要求论证过程是透明有序的，对话者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参与其中，从而使讨论明确有效。[53]

重构当代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在以下方面深入和创新。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似乎是一个形而上学不断衰落的时代。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对此却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牟宗三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不仅要对人之为人、道德之为道德的依据有所说明，还要对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发展有所说明，他提出“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和“实有形态的形而上学”。“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有别于逻辑思辨式的形而上学，它是通过实践的途径而不是依赖逻辑分析、不是既成性而是生成性、不是外在性而是内在性的形而上学。[54] 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认为中国哲学可以发展为一门以中文思维结构为对象的描述性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从而与修正性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相区分。描述性形而上学可以揭示并阐明我们思考世界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而修正性形而上学则认为现实世界与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世界有异；要把握真正的现实结构，必须抛开或改变我们的日常思维。无需拒斥描述性形而上学，分析哲学需要它。[55] 杨国荣提出“具体的形而上学”，以区别于西方的抽象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其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方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56] 上述几种形而上学之提出和建构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阐释中国哲学的特质，并使之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在西方哲学界已发出“形而上学终结”的慨叹时，仍能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建构起形而上学理论的新形态，这无疑将使世界哲学更上一层楼。

在本体论上，中国哲学创建之初的很多哲学家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建构，如冯友兰、金岳霖、马一浮等人的“新理学”，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等人的“新心学”，张岱年的“新气学”等。改革开放以后，李泽厚、冯契等人也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学说。牟钟鉴、陈来等人在致力于当代中国本体论的建构。[57]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哲学具有不同于因果性逻辑思维的“关联性思维”特征。在宇宙观方面，中国哲学的天人关系是一种审美式的关系。我们更倾向于把生活看成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开始于个体的独特性、重要性，强调这个人、这件事与这个环境的相互关系。[58] 事物没有前定的本质，事物的性质是由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的。如果从本质出发来规定目的，则易忽视事物的互相联系。逻辑构造中的抽象原则具有优先性，美学秩序则把具体的、特殊的放在首位，过程和变化优先于形式和静止、暂时的和协商性的平衡优先于决定的和目的论的平衡、动态的和放射状的中心优先于限定的边界。[59] 现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科导致我们缺乏对世界的完整理解，中国哲学具有的关联性思维、美学秩序特征对整体性、关系性的注重而形成的知识应该重新获得价值。

伦理学方面，在义务论、目的论、功利主义、德性伦理等之外，安乐哲（Roger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ent）将儒家的正名思想用角色伦理加以归纳[60]。在信仰方面，杜维明提出精神人文主义，对启蒙运动加以反思。精神人文主义注重精神性，从而避免世俗人文主义因去魅而缺失的对精神的关照；它又是人文的，从而不再重蹈中世纪宗教对其他领域的宰制。[61] 政治哲学方面，赵汀阳演绎了天下体系这一新观念，认为需从政治的世界观层面上创造出具备世界尺度思考规模且关乎世界制度的先验政治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即超越了个人权利，也超越了国家利益。天下体系就是“以天下观天下”的具有世界尺度的独特世界观。[62]

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曾说：“任何哲学家，只有当他能够用他自己时代的术语重新思考先驱者的思想时，才能理解这些先驱者。”[63] 以上仅举例说明中国哲学界从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方式、伦理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环境哲学、过程哲学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这都是在用当代新创的话语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归纳其重要特色，在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具有当代性的知识体系方面进行了极富启发的尝试。

五 结束语

从古至今，中国哲学就一直在不断地被选择、被创造，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国哲学。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需求，中国哲学要影响和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它自身也需要进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改变。中国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同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相一致的。哲学的现代转换与人的思维和观念的转化是相互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审辩思维”是重要选择之一。 《中庸》就提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审”、“辨”的含义已经寓于《中庸》这段文字中了。审辩思维是有目的地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做出判断所依据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和其他必要背景条件的说明。审辩思维表现在认知和人格两个方面，突出特点是凭证据讲话、合乎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善于提出问题、对自身的反省、对不同见解的包容、对一个命题适用范围的认识、果断决策并承担责任。我们曾经倡导“知识就是力量”，但现在和未来，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思维即力量”。

我们的传统文化以道德文化见长。传统道德主要以情感作为道德的根基，其优势是能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意愿，理性中的观念则难以引起人的行为。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大，我们更多的处于陌生人的社会。陌生人之间的道德约束，不来自于自然的情感，而是通过理性而建构起来的。由情入理，使我们的社会既合情、也合理。

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个民族，应该站在生育自己的大地上，为自己的祖国服务，但我们也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宽的视野，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有很多跨民族、跨囯家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去共同面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服务于自己的祖国，也要去研究普遍真理，维护天下正义，增进人的自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哲学是智慧游戏，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精神、世界这些最普泛、最一般的事物是哲学的直接对象。哲学思想的酝酿、哲学体系的构建需要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需要学者的潜心思考、研究，需要自由、宽松、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环境。

传统的中囯哲学体系性不强。鉴此，重构当代的中囯哲学知识体系，推动中囯哲学的范式转型，使其成为具有现代形式的世界哲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新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针对的是现在和未来，但重构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不是推倒重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与历史有关的，所以我们应该继承前辈学者的成果，继续使中国哲学思想具有完善的哲学形式，让其思想精华在当今世界得到发扬，让民族的思想转化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未来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要以变革现实为内在旨归，以其在实践中的深远为检验标准。全面而系统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应该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当然也是“知识体系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