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思考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为视角

李俊文

学会思考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哲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成熟和精神境界的水准，一个民族的自觉意识的深度和精神层次的高度取决于自身的哲学素养，就此而言，哲学是民族之魂。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问题意识”的回答，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发展概况

按照知识与专业差别，中国的学科分类包括两种，即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学科和作为高等教育内在功能框架的学科。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界定学科的含义。一方面，学科是以某一特定研究领域中的主题（subject）而命名的具体科学，表现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相应知识内容和学术分类形成的学科种类，它必须具有特定的知识和范畴体系，如包括数学、物理学、农学、医学、建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因此，科学门类因学科而分化为若干研究领域，学科则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科学院所及研究机构更多的是以知识差异界定的学科范围来开展业务的单位。另一方面，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按照专业设置界定的“学科”（discipline）含义，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范围的各种功能运行单位，是高等学校业务运行的功能单位和基础平台。在知识学科门类基础上，高等教育划分了更具体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高校学科的发展是以专业为基础，专业为学科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和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以满足发展需求；学科为专业建设提供发展的最新知识成果，专业以学科为依托。学科能够把学校、学生和教工队伍等要素有机构建起来，评估学科建设水平的高低，能够成为对教师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管理职能等基础性工作进行考核的依据。因此，学科门类是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既构成了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基本框架，又是科研机构学术研究和认知研讨的视域界限。但是，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大和知识积累的增多，学科发展呈现出学科设置的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单科到多科、由多科到跨学科逐渐增量的趋势，伴随21世纪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更是一个突出特点。

从1912年北京大学创设哲学门以来，哲学学科从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学术发展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本质特征，不仅使其在传入中国时成为哲学界的重要事件，而且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科。围绕学科研究方向和课程体系建设，我们要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可以细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领域（或部门）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研究领域，基本上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每个研究领域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人员和科研队伍，但并非界限分明，而是互有交叉融通。因此，我们从以上五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动向和现状，获得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路径和研究空间。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主导地位与理论突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方向一直是主流，其理论的体系性和方法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受众程度最大化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并主导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研究方向。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实质上是僵化封闭的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哲学工作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论、历史观和思维方法等问题开展了文本语境和历史线索的重新探索，至今逐步形成了“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的理论突破，实践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整个体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最终取决于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考证与学科建制。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史论分离”、“舍本求末”造成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成的僵化结论现象，20世纪80年代开始，完成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单卷本和多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著作陆续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得以确立，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正本清源的矫正工作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产生了高度的理论热情，特别是对 MEGA2版——德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引进和研究，《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和《重读马克思》等一批成果论著相继出版，不仅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程及其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中，一方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应用问题，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文化的身份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能够成为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哲学形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逐步深入，不仅在内容叙述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一个学科领域；而且在形式建构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则意味着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6]，它体现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的自觉意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四，领域（部门）哲学的兴起和问题研究。伴随着“问题意识”对“体系意识”的替代和凸显，哲学思维从对“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的抽象追问转向对生活世界、社会发展、人本身的现实关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包括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人学等不同领域的部门哲学纷纷兴起，从不同视角和问题域切入，自觉地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反思。这些领域哲学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切入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呼应时代需要、回答现实问题的强大生命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其五，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借鉴。伴随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人们开始对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定位，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被排斥批评转为积极译介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课程进入大学教学体系中。近些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度不减，不仅在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上扩展了研究范围，而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趋于客观正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上如何把国外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思想资源，为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启发。

可见，以上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五个研究领域尽管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质，但在总体性上它们会不断实现整合，因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立足实践、回应现实，能够对中国问题作出中国式的回答。就此而言，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但就学界的研究状况而言，无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还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都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05〕 64 号文件部署，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它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6个二级学科。为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作两种理解：一是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侧重于实践和现实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侧重于思想和理论层面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多学科、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结合。

为实施党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整合了所内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科研力量，于2011年1月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目前确定的重点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在研究室组建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也同时得以确立。可以说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列的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得以成立，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共同支撑起哲学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是国内唯一一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室，其他相关单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或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或者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尚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单列出来，因此，哲学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中起到了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重要的奠基作用。这可以从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的前沿报告、发展综述和研究报告中获得证明。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成立时间较短，大部分研究还处于起步和初创阶段。

根据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科发展的现状，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方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发展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发展密切结合，这一历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从革命史和哲学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相结合研究。具体而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如唯物史观、辩证法、社会发展理论、人的发展理论、认识论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着重研究这些基本理论在中国发展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和理论形态。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因此，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是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是把西方哲学的话语切合中国的语境，用中国独特的语言表达出来，成为地道的中国哲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语体系研究。

第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放置到世界文化思想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起来，在学术对话和思想碰撞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视野。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状况分析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是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27] 这里的哲学中国化，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论新阶段》的报告。“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8] 也就是说，从时间顺序上看，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法先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中国文化的结合，才能发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话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分支学科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与表述形式众多，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科建设。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没有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主流话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在学科建制构成、研究队伍数量、研究成果种类方面都相对较弱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失语”的重要原因，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为了回应世界性的现代化思潮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成为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主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主体性精神的觉醒。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取得的成果而言，无论是其历史、代表人物、问题、关系、经验、规律、意义，还是其内涵、实质、视角、路径、范式和方法都已经有众多论述，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而言，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以下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和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以时间、重要事件、重大问题和主体对象等为划分依据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学界已形成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国情与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选择和重新诠释的过程，由此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梳理中，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包括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深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李达、艾思奇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学界大多以生平传记、思想发展、理论贡献与得失等多方面开展了深度研究。研究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们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以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前提和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对这一命题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观点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成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成为事实，再去思考这一命题的合法性是多余之举。但是，事实存在并不排斥逻辑论证，并且学理上的研究更能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存在的合法性。

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在内容上具有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没有的中国特色。这种界定是依据毛泽东的论述，从内涵上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9]。这实质是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殊性，找出它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接受者在不同时期的实践需要和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说明它是怎样“中国化”的，又在不同时期“化出”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与研究视野。决定科学发展的，不仅是科学的理论和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库恩的“研究范式”予以我们的启示。从哲学范式转换为研究进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围绕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与重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范式：即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阶段和教科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教科书改革阶段和教科书改革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原教科书为背景提出问题的后教科书阶段和后教科书范式。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有新的理论范式进行解释、变革与评价，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能够回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变革的问题，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就理论本质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哲学，它植根于社会化的大生产和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积极扬弃以往人类哲学和文化的优秀成果。我们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路径时，自觉形成开放的视野，关注和研究西方理论界的动态，关注当今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新进程，对其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判断和概括，积极有效地营造思想文化交流的语境，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创新发展的路径。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本民族特色，树立中国眼光和中国视野，又要兼顾世界发展现状和人类总体图景，具备全球眼光和世界视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的统一。

从上述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类似的论述依然在继续，其价值亦不容抹杀。为进一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质及其对中国问题进行的理论解答，我们还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仍然存在的问题，这既是现实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诉求，也是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仍需推进两个主要问题的结合。

其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所作的选择。这个问题一方面涉及如何处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和文本进行准确解读阐释，同时又不能把它看作书斋中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的“纯学术”研究的过程，我们应充分考虑时代发展和现实生活的需求，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人们的生活世界对应起来，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问题做出理论层面的指导。

就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有学者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存在两种方式：机械结合和有机结合。机械结合强调理论意义，实践只是证明理论正确性的中介和工具。而有机结合强调理论中的实践内容，理论只是实践的外壳，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实践。[30]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道路是由马克思通过对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与政治生活实践相结合而创立的，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实现有机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与担当。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潮、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改造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关系的思考，研究的成果更多体现在对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当时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思潮的代表人物，研究的风格更多以批判和否定居多的各种思想争论，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等。而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西方思潮热”，则更多地进行了分学科的独立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的推进使世界走向对话的时代，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成为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重要途径，若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形成对话交流，还能够切实做到对中国现实发展的理论借鉴整合，这对于双方都是有所助益的。“共同的时代性语境域和问题域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相互探讨、相互借鉴成为有意义而且可能。”[31]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讨论始于20 世纪90年代，从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产生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前现代的封建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变革，即促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直觉体悟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科学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因素，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参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理解、补充和创新，可以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和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

三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创新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

从社会发展的实践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所作的选择与创新。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彰显了对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变革过程，是中国人民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过程的验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发展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态：第一次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第二次是在中国改革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它具体包括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核心主题的邓小平理论，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时代主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当代主题的科学发展观，共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第三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篇章，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次理论飞跃。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应用问题，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践中的指导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32] 为实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部实践运动，还要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本身，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特色，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种种理论挑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形态明显落后于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革，而且要从哲学的高度实现理论形态的创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即“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3]。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和前瞻功能，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创新就是从学术形态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怎样运用汉语话语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传统的中国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转换和学科体系的完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创体系。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5·17”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深刻阐明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项原则：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明确自己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深刻地反思社会现实，以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来回答我们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最终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撑和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为构建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做出贡献，为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做出贡献。这方面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对人类历史上和当下创造的一切理论和学术成果，我们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一味拒斥，而是要加以分析鉴别，比较对照，只要是有利于当代中国发展和世界进步的，我们就应当加以借鉴和吸收，使其适应中国的土壤，成为中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二，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由此就会不断产生、涌现许多新问题，仅仅依靠以前的经验、方法，是不足以彻底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新内容，提出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提炼出有学理见解的新理论、新学说，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其三，在注重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哲学学科体系自身的建设，不断探索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学习用学术语言总结和概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做法，真正实现为党和国家的建言献策与哲学方面的述学立论达到内在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