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全四卷·增订版）
- 金冲及
- 19985字
- 2021-08-30 18:35:46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七一五事变后，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在如何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的分歧已不存在，下一步的发展自然是宁汉合流。
但这个合流的过程并不顺利。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矛盾重重。武汉政府内许多人对蒋介石倚仗军事势力独断专行的不满依然相当强烈，把蒋介石下台作为双方合流的条件。唐生智指挥所属部队继续东进安徽，逼近南京。作为南京政府重要支柱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宁汉分裂时主要是出于反共而支持蒋介石，但对蒋的独断专行也很不满，当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后，转而逼蒋下台以换取宁汉合流。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参加执监委员会，与何白李预商主张。会中李何亟欲与武汉遣使议和，似有不可终日之势，词迫甚逼，甚为难堪。余惟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之主张为依归，即进退亦如之。李白闻之大不为然，且借此以为倒蒋之机会。毕，属张群来，责问并劝余自决出处，避免目标。何似同意。”“余何人斯，为人逼迫竟至于此。”当晚，蒋辞职离开南京。他在十七日日记中又写道：“成功原则在于削除异派。”(1)胡汉民等也相继随之而去。十九日，武汉政府宣布迁往南京。接着，国民党内南京、武汉两方和早先因反共而分裂的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没有军队和地盘，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势力）商定，将三个中央党部合并，组成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反复无常的汪精卫因为众人所不满而被排除。十月，宁汉合流后的南京政府命令李宗仁、程潜讨伐东进的唐生智。十一月十四日，西征军占领武汉，唐生智逃亡。
蒋介石去职后，南京政府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中，征讨盘踞北方的奉系军阀的第二期北伐正待进行。孙传芳残部曾一度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以东沪宁铁路线上的龙潭一带。已在六月五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以及蒋介石嫡系黄埔将领纷纷支持蒋介石复出。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二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在开会词中说：我们要得到成功，“全凭全体中央委员领导一班同志去做，而惟一的方法，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2)。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整饬中央党部案》《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等，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会后，北伐军改编为四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兼）、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任总司令，发动第二期北伐：蒋部沿津浦铁路北上，冯部在津浦和京汉铁路之间进攻，阎部沿正太铁路东出娘子关，李部作为总预备队，沿京汉铁路北进。北伐军在五月一日占领济南，九日占领石家庄。占领济南后，日本军队忽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悍然出兵，惨杀北伐军交涉员蔡公时等外交人员，中国军民死伤四千七百多人，造成举国悲愤的“济南惨案”。蒋介石没有抵抗而绕道北上。张作霖在五月九日电令北洋军全线退却。二十八日，各路北伐军发起总攻，先后占领保定、沧州等地。
北洋军阀势力此时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六月三日，张作霖离北京回奉天。这时，日本当局不满张作霖没有答应他们对东北提出的全部要求。当张的专车抵达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接处的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伤重去世。北伐军随即进入北京和天津（南京政府随即将北京改名北平）。日本当局仍力图保持东北的特殊地位，以便置于他们的严密控制下，这却激起东北民众的强烈反日情绪。正在东北采访的《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在一篇通信中写道：“东三省为整个的中华民国之一部，自上至下，渴慕统一，决无二致。”“只以外交阻挠，易帜愆期，精神早合，形式犹非。”“记者是日所遇知识阶级中人，莫不以日本干涉易帜为谈资，而不胜其愤懑”(3)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怀着国仇家恨，不顾日本人的阻挠，从东北发出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4)南京政府的统治扩展到全国。这是当时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国内有不少人曾对它抱着很大期望。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教授何廉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当时的看法：“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5)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说道：“我当时主要的想法是要推翻军阀的统治”，“我相信国民党能够带来和平和国家的繁荣”，“我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上海实业界的看法。”(6)当时不太过问政治的中国古典文学家顾随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党的专政，我十分赞成。不如此，中国将万年不会统一，除非隶属于外国政府之下。”(7)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它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它以往的革命历史在民众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主张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并且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曾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反映了人们痛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要求和平与统一的强烈愿望。很多人把北伐的成功看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业绩，使他享有很高的声望。南京政府在成立后，继续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号，继续作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残余的承诺，表示要实行关税自主、裁兵、取消厘金等（关税自主问题，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从一九二五年起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境已开始同列强谈判，《国闻周报》写道：“此固食北京关税会议之赐，非尽‘革命外交’之力也。”(8)），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同美、英、法等十一国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约，第二年五月同日本也签订有关新约（但海关行政权仍操在外国人手中）。一九三〇年同英国签订交还威海卫租借地的临时协定，浙江还称要实行“二五减租”。这些，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它抱以期望。
宁汉分裂时，南京政府的成立宣言，写得很堂皇：
本政府受中央党部与民众付托之重，惟有秉承总理全部遗教继续努力，一方面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于三民主义之下共同奋斗，务使一切帝国主义、残余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断绝根株，尤须于最短期间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民治民享之幸福。(9)
南京政府成立当天，被蒋介石请出来充当国民政府主席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阅兵式讲话时甚至以很理直气壮的口气说道：
武装同志们，你们自己亲眼看得见你们的领袖，背后有帝国主义做声援没有呢？没有的！你们的领袖，前面拿了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做虎狼没有呢？也没有的！你们的领袖，既然前无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做虎狼，后无帝国主义做声援，那你们的领袖就断然是革命的领袖，这是不容怀疑的！(10)
对不少善良的人说来，舞台背后进行的种种交易，他们并不知道。南京政府信誓旦旦地说的那些话，对他们多少仍有吸引力，觉得它大概真的和北洋政府完全不同了。
第二，当南京政府名义上取得全国统一后，延续了十多年的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在将近一年时间内暂时停息下来。这是国内大多数人长期以来渴望的事情。
由于军阀混战的暂时停息，经常中断的国内交通重新恢复，一些重要铁路线相继通车，国内市场明显活跃起来。同十二国又签订了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工商业出现一些生机。
以全国新设工厂的注册家数和资本额来说，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四年这二十来年内，一九二八年这一年居于首位，比它以前和以后都高，注册厂家有二百五十户，资本额一亿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元，从第二年起就大幅度下降了。再从当时民族工业中最重要的纱厂来看，据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十六家主要纱厂的资本纯益的统计，一九二八年从上一年的百分之六点八猛增到十七点五，一九二九年是最高的一年，达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下一年起也大幅度下降了。(11)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带动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这也给不少人一时带来希望。
第三，南京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了极端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许多地方的共产党组织接连遭受严重破坏，甚至陷入混乱涣散状态。社会上不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不少革命群众团体被解散或改组。原来对革命抱同情而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在血淋淋的大屠杀面前，有些人感到恐惧，同革命拉开了距离。还有些人一时看不到出路，陷入苦闷和消沉之中。
这样，在将近一年时间内，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以前，南京政府的统治确实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对国民党来说，这段时间也许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抓住这次机遇。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基础十分脆弱，终究是难以持久的。
南京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这有明文的规定。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宣布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一个明白地以党代政的《训政纲领》，交由国民政府施行。其中规定：
一、训政开始，由党代表大会代理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党代表大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建设大纲四种政策，训练人民，逐渐施行，以立宪政之基。四、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之五种治权，付与国民政府总揽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五、指导国民政府，重大国务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12)
十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训政纲领》又规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国民政府”，并对“重大国务”“议决行之”，而政治会议主席也是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规定：“国民政府在发动政治根本方案上，对政治会议负责”）。南京政府的三大权力支柱——党、政、军，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实行“清党”以后，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不仅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不同，就是和北伐初期到“清党”前的状况也不同了。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对这种蜕变从党的组织成分变化和“不要民众”两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对前一方面，他指出：在这场清党运动中，国民党内被淘汰、受打击的，主要是一批最有理想和对革命真正抱有热情的人。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员为土豪劣绅的天下。“一九二八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在农工党员和左派青年被清除出党的同时，又有成千上万的投机分子、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涌入国民党内。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国民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地方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推行清党的主力。对后一方面，王奇生指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蜕变就是党与工农民众割裂出来。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国民党由一个曾具有相当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以官僚政客为主体的执政党。特别是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甚至在共产党曾实施土地改革的地区，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夺回，归还给原来的地主，以维护旧的土地私有制度。王奇生征引大量档案和当时报刊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13)
当大批富有革命朝气和献身精神的进步分子遭受镇压或清洗后，原来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职的官僚和地方的土豪劣绅纷纷麇集到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中来。曾经支持南京政府的银行家陈光甫，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会见蒋介石的同一天日记中写道：“今南京政府人物仍抱作官主义。”(14)在南京政府内部到处充斥并蔓延着种种官场的黑暗腐败、衙门工作的低下效率和达官贵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农村依然在土豪劣绅的支配下，工农民众仍遭受着敲骨吸髓的压迫和榨取。陈诚在回忆录中说：“一些形式的点缀外，真是国犹是也，官犹是也，民犹是也，想找一点真正的三民主义气象，实在是‘戛戛乎其难哉’的。”(15)蒋介石自己到一九四九年初也写道：“昨游鉴城乡，可说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之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作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16)说“而未注意”自然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但他承认的“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则是事实。这就使很多人痛感原来的期待落了空，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南京政府同过去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地方政制在南京政府统治下有一个很大变化。清代和民国初年，“县以上设官治理，县以下则不设官，交由土绅负责”；南京政府成立后，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颁布县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区，成立公所，区以下的乡间设村，市镇设里，分别设村、里长，以后，将村、里改称乡、镇，在基层原有的保甲制度之上增设联保主任。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公所的建立，“实施后使我国县以下地方行政区域多一阶层，增强其政令推行力量；再加以我国县区每多辽阔，有此一行政单位，确使行政组织趋于严密”(17)。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南京政府对社会基层的行政控制力量。
为了加强政治镇压以巩固独裁统治，蒋介石除政权、军队和警察外，还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庞大特务组织。最早的是一九二八年设立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它们以后发展成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系统。他们完全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任意逮捕、绑架或暗杀政治上的反对者，闯入并搜查私人住宅，设立各种暗无天日的囚禁和行刑场所，毫无根据地诬陷他们想要勒索的对象，控制报纸和杂志的言论，收买叛徒，窃取情报等。这样严密而狠毒的特务网，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还不曾有过，在中国以往历史上也不曾见过。特务横行的事实令人发指，激起人们的极大痛恨。
张发奎总括地评论说：“自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就变质了。”“老百姓马上就不满意国民党。”(18)
打破南京政府统治初期那种一度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是以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的大规模混战。
在台北创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在他的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中写道：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为军阀的天下。北伐完成后，旧的既未尽去，新的继之而来，意识如故，行为如故，不及一年，内战再起，历史有如重演，此伏彼起，为数之频，规模之大，更是后来居上。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不论是何种名义，要皆为国民党的内部之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19)
前面说到，南京政府的三大权力支柱——党、政、军已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但这只是相对来说的，在国民党旗号下实际控制地方实权的，还有好几个军事集团。在南京政府二百多万军队中，蒋介石那时能直接控制的只有五十万人。他可以牢牢控制的地区主要限于江苏、浙江和安徽的一部分。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主席时，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分别担任开封、太原、武汉、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东北易帜后，又成立张学良主持的沈阳政治分会）。这些政治分会，都是按照各派军事势力控制的地盘来划分的。它实际上是承认现状，允许这些政治分会享有在它们管辖地区内的支配权力。这种状况，对醉心独揽权力的蒋介石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但因一时力不能及而无可奈何。他急于改变这种状况。南京政府初期那种权宜之计，自然不可能维持长久。
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混战爆发的导火线，是东北易帜后第二个月，也就是一九二九年一月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要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编遣工作。本来，北伐前全国兵额约一百四十万人，北伐后多达二百三十万人，军饷超过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编遣军队以节省军事开支从事经济建设，看起来无可非议。但蒋介石的实际目的，却是借此削弱其他异己的军事集团，扩张自身势力。当时，北伐军的四个集团军中，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约五十万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约四十万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各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缩编议案是，第一集团军编为十三个师，第二、第三集团军各为十二个师，第四集团军编为八个师，此外还有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和两个步兵旅（主要是北伐时孙传芳、张宗昌及地方上的投诚部队）。这样一来，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队在比重上大幅度增加，兵额等于冯、阎、李的总和；阎锡山部有增无减，也满意；冯玉祥、李宗仁却大为不平。冯玉祥最初在一月五日的日记中还说：“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辍数语。观与会人之精神，我国前途，洵有无限之希望也。”但按会议提出的方案，冯部至少裁减一半。所以，到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就写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20)他在会上发言说：“第一，中央直属部队保留太多，其他集团裁得多。”李宗仁在会上主张：“要慢慢的裁，一面裁一面安置，安置不好对不起出生入死的将士。”(21)李一开始就已看出蒋介石的用心：“其实，他这里已另有腹案，他的第一集团军断难裁减，至于其他各军，他意对第二集团军首先开刀，然后再及其他，庶几可各个击破。”(22)这一步来得如此之快，是很多人包括各军事集团的首领们没有想到的。会议不欢而散。各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顿时尖锐起来，很快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许多人原来殷切盼望的和平与统一，转眼间又化为泡影。
张发奎评论道：“蒋先生在编遣过程中假公济私，善自为谋，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次又一次遭到反对，直至抗战爆发。”(23)
李宗仁虽然看清了蒋介石的用心，但他没有料到蒋介石“首先开刀”的并不是实力仅次于蒋的第二集团军，而是他所统率的第四集团军。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几个原因：第一，蒋是个很记仇的人，对宁汉合流时桂系李、白逼他下野一事是耿耿于怀的。第二，当时李宗仁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坐镇华中；白崇禧率领刚收编的唐生智旧部，驻军平津附近；广西是桂系的根据地，由黄绍竑留守；广东的李济深也同他们接近。这些都是战略地位重要的富庶地区，被蒋看作必争之地。第三，在几个集团军中，第四集团军兵力最少，又从北至南拉成一字长蛇阵，力量分散，比较容易击破。冯玉祥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昔在京时，蒋介石云，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余曰，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而蒋以恐军阀再现为由，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以为削除桂系兵权之谋。”三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又写道：“蒋、桂之争，远因实种于蒋上次下野时，彼时桂派言论，过于露骨，及蒋复职后，遂蓄意铲除之。后白崇禧驻兵北平，桂派势力直已纵贯中国本部，蒋遂拉拢湘之鲁涤平，以切断其两广与两湖之联络。近因桂派逐鲁，蒋遂不能再事容忍，两方均已盘马弯刀，摩拳擦掌，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之概。势逼处此，战事决难幸免也。”(24)可见蒋介石向桂系下手，早有成算，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只是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罢了。
蒋介石讨伐桂系的公开理由是武汉分会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办法是政治分化重于军事行动。他先要唐生智携带饷银一百五十万元赴北方，收回已由白崇禧统率的唐旧部，逼使白崇禧弃部出走。他又将接近桂系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诱骗到南京软禁起来，使广东实权落到已同蒋秘密联系的李的部将陈济棠手中。三月二十五日，讨桂战争开始。蒋介石指挥“讨逆军”进攻湖北时，以金钱和官职策动桂军重要将领倒戈，迅速占领武汉。白崇禧后来说：“中央这次的胜利，其得胜方式大有研究必要，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25)接着，南京政府又命令粤军和湘军分路进攻广西，李、白和黄绍竑被迫出亡。
桂系失败，蒋介石并没有就此罢手，立刻把矛头转向下一个目标——冯玉祥，双方关系日益紧张。四月十三日，冯玉祥公开发表通电称：“好事者流，造作种种谣言，不曰蒋阎联合倒冯，则曰冯李联合倒蒋，不曰冯阎联合倒蒋，即曰蒋李联合倒冯，言人人殊，闻者不察，传之既广，讹更传讹，无形之中，遂造成一恐怖现象。”(26)事实上，这不全是空穴来风，空气中早已充满火药味。蒋介石对冯玉祥已经利用过，这时到了对他下手的时候了。十七日，冯在日记中写道：“党内统一固佳，我方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但有谋我者，则势逼处此，亦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为了集中兵力，避免陷入蒋阎的夹击，他命令已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孙良诚将军队从山东撤回河南，并准备将陇海铁路沿线部队继续西移陕甘。五月七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蒋氏视我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蒋氏屡向余言，军队须一律待遇，其实不然。彼之基本军队，甚至新收杂军，固皆按月关饷。而我军则仍衣食无着。”“我军始终力主和平，绝不轻启战端，万一相煎太急，只有全军撤至关内，扼险固守，强中更有强中手，看他横行到几时也。”(27)十五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指责他的行动违背编遣会决议案，“如愿去国，即追随同去”。二十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报告冯玉祥部之种种叛逆行动：扣留赈粮，移作军粮，而以军饷购买枪械，仍存封建思想、地盘主义”(28)。同天，冯玉祥宣布就任西北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蒋介石对付冯部西北军时，同样采用政治分化手段，特别是“银弹政策”。西北素来贫瘠。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又发生大面积的旱荒，土地龟裂，饿殍遍野。冯玉祥自以为西北军一向能够吃苦，会随他退往陕甘，但西北军一部分高级将领随着自身地位的改变，不愿放弃已得的河南等经济较陕甘富庶的地盘，再随他西退吃苦。蒋介石又以重金厚礼拉拢。五月二十二日，冯的重要将领、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和石友三、马鸿逵等突然从洛阳通电，率部十万人倒戈。这对冯玉祥是极大的打击。局势急转直下，冯玉祥被迫宣布下野，余部二十多万人在宋哲元等统率下退回西北。
这以后不久，蒋介石又先后击败李宗仁、张发奎联军和唐生智、石友三联军的反蒋活动。这两次战争的规模都不小。从一九二九年三月起，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间的混战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演，在这一年内没有停息过。
进入一九三〇年，一场更大规模的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大战又越来越迫在眉睫，那就是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在这些反蒋力量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阎锡山。
阎锡山从辛亥革命以来，长期控制山西，经历次军阀混战而不倒，在当时可说独一无二。北伐军兴后，他审时度势，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伐军事结束后，由于蒋介石需要用他来牵制冯玉祥，使他获得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四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并兼平津卫戍总司令，成为华北最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在这种状况下，他的政治野心迅速膨胀起来。
阎锡山为人精于计算，在山西苦心经营多年，已形成盘根错节、别人难以替代的统治网络，还拥有颇具规模、能生产重武器的太原兵工厂。但他有两大弱点，用中原大战时担任反蒋联军总参谋长的刘骥的话来说：一是“阎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二是“晋军力量不大，而且是长于守而短于攻”。(29)且在不少人看来，“嫌其作伪弄人，不够诚实”(30)，因此，他很难得到晋系以外各方面人的信任。
当蒋介石出兵讨伐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等时，阎锡山都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暧昧态度，甚至支持蒋介石，使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到这些反蒋集团相继失败后，他反而在这时出面反蒋呢？原因在于蒋介石如此断然清除国民党内各派非蒋系军事势力，使阎锡山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岌岌自危。阎是个心计极重的人，凡事多疑。他亲信的高级将领周玳回忆道：阎锡山同蒋介石在北平会见后，蒋又密召张学良到北平商谈。阎锡山对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见面，不知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的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阎在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将平、津两市的税款留用。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北平，提出要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并答应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付，但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阎锡山气得拍了桌子，说：“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我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我们。”他还说：“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31)这就促使阎下了反蒋的决心。本来，在阎锡山看来，冯玉祥、李宗仁等都是他的角逐对手，现在这些人由于处境困难，都愿推阎为盟主，使阎感到极大满足，这也是阎锡山此时出面反蒋的原因。
那时许多人把国民党看作正统。阎、冯、李等都是在北伐前夜或期间才参加国民党的，为了避免人们把他们看作旧军阀的武装割据，需要找一些在国民党内有历史地位的人作招牌。这又导致他们同已被蒋排斥在野的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邹鲁、谢持等的西山会议派结成同盟。各种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形成浩大的声势。
经过一番电报战，一九三〇年四月初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通电指斥蒋介石专横独裁，冯、李分别就任副司令。五月一日，蒋介石誓师讨伐。中原大战爆发了。反蒋方面，阎、冯各有兵力二十多万人，李宗仁、张发奎约七万人，加上附从的石友三等杂牌军数十万人，总计不下八十万人。蒋介石也出动自己的全部精锐主力约六十万人。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以河南为主战场、山东为辅战场。战线绵延数千里，历时半年。双方进行激烈的拉锯战，互有胜负，伤亡超过二十四万人，并给战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七八月间，汪精卫等在北平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九月一日，又在北平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国内，再度出现两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
这时，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在九月十八日发表“和平通电”，支持南京政府，要求各路军队“均宜静候中央措置”，(32)并率领十多万大军从东北入关。双方力量对比立刻失去平衡，局势急转直下。北方的阎、冯势力顿时土崩瓦解，阎军退入山西，冯部西北军从此解体，扩大会议悄然收场。蒋介石把黄河以北地区划归张学良管理。
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以为国内已没有任何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力量，充满自信地宣称：“此次讨逆战后，深信本党统一中国之局势已经形成，叛党乱国之徒今后决无能再起。”(33)他提出立刻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准备出任总统。这件事没有经过中央党部讨论就由他公布了。蒋介石的野心太大又太急，排他性太强，结果就给自己处处树敌。这件事受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认为军事胜利，政治屈降，有以去就争之态度”(34)，并且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发生激烈争辩。
胡汉民主张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集体来实行“党治”，反对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他在立法院纪念周上讲话：“近来有很多人故意把国民会议与国民大会混为一谈，想借以遂其捣乱的诡谋，破坏本党党治的基础。”(35)在他看来，依照孙中山的“遗教”，只有国民大会才有制定约法的权力。他不是反对制定约法，而是强调在训政时期要坚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而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这自然深深触怒了蒋介石。蒋在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不知其为人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汪之所以痛恨者以此也。今又欲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诚不可恕矣”(36)。
蒋介石只要认为有需要和可能，从来可以顿时翻脸不认人。二月二十八日夜，他以宴客为名，邀请胡汉民到他寓所晚餐。胡一到，就被引到别室，由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交给他一封蒋介石历数他“罪状”的信件，第二天便押送到南京附近的汤山软禁起来。胡汉民长期担任孙中山的助手，在孙中山逝世后代理孙的大元帅职务，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在国民党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从南京政府成立起，他一直支持蒋介石。中原大战时，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汉民作为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谭延闿一起主持南京政府的日常工作（谭在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即张学良宣布入关后第四天因脑溢血去世）。这样的一个人一旦触怒蒋介石，便会落到如此下场，自然使许多人感到寒心，在国民党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等四人联名发表弹劾蒋介石的通电。两广军事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发电响应。孙科也通电反蒋。国民党内受过蒋介石打击的各派势力云集广州，在五月二十七日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第二天，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推汪精卫为主席。南京和广州之间又形成对峙的局面。（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晚宴党国重心，勉以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37)可见蒋虽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号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巩固，此事是他没有料到的，给他的打击不小。）这时，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只有三个多月了。
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辛辣地写道：“军阀们只管自己斗争着，人民不与闻，只是看。然而军阀们也不是自己亲身在斗争，是使士兵们相互斗争，所以频年恶战，而头儿个个终于是好好的，忽而误会消释了，忽而杯酒言欢了，忽而共同御侮了，忽而立誓报国了，忽而……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38)
这种新军阀间的大规模内战代替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便是从一九二九年初到九一八事变前夜中国政治生活中左右全局的突出内容。
北伐战争结束后，许多人曾强烈地期望能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一步一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外人欺凌的面貌。中国人期待这个日子的到来已经太久了。谁能够带领民众做到这一点，谁就能得到人们的欢迎和支持。这种善良愿望很快却痛苦地化为泡影。
由于南京政府建立后连年内战烽火不断，军费开支不但没有减省，反而不断激增。政府的财力，主要用在蒋介石最最关心的军事行动方面（包括被称为“银弹”的用来收买其他军事集团将领倒戈的大笔费用），自然日益捉襟见肘。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和七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上，打算把年度军费限制在一亿九千二百万元以内，但这是根本办不到的，那个年度的军费开支就超过两亿二千万元，以后更有增无已。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蒋介石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宣布承担北洋军阀政府以至清政府欠下的巨额外债，加上国内发行的巨额公债本息的偿还，又使南京政府陷入深重的债务负担中。
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有一项关于政府岁出的统计数字很值得注意。这些似乎很枯燥的数字，比多少议论更容易看出问题所在：一九二八年，岁出四亿九千七百万元，主要项目所占百分比，军务是四十九点七，债务三十三点三，建设零点六；一九二九年，岁出六亿一千八百七十五万元，军务所占百分比为四十二点九，债务为三十三点四，建设为零点四；一九三〇年，岁出七亿一千二百万元，军务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债务占三十九，建设只占零点二。(39)
由于军费和偿还内外债务一直占财政岁出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种沉重负担下，南京政府能用在经济建设上的费用自然微不足道，而且大多只是维持性的费用。当然，不能说南京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任何事也没有做；但这方面的开支只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零点几，只有军费的百分之一左右，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究竟能做多少事，不需要作很多分析，就已一望而知。还要看到，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之间的内战，主要是在重要城市和铁路线一带进行的，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国家经济生活弄到这样地步，不能不使许多人感到痛心。
为了弥补财政上的连年赤字，除了加紧搜括外，南京政府的重要办法是发行公债，它的对象首先是上海的银行家和企业家。最初，由于购买公债的折扣大，利息高，他们（特别是银行家）能从中得到不少好处。然而，不依靠发展生产而凭发行公债毕竟无法真正解决财政上的问题。时间一长，他们也难以承受了。于是，南京政府便强制摊派，甚至借助黑社会的力量，采取绑架勒索资本家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状况，在早期就有了。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写道：
一九二八年一月，绑架事件发展到了高潮。蒋的特务企图劝说万国体育场和远东公共体育场这两个跑马场各承担五十万贷款。这个企图落空后，宋突然要这两个跑马场缴纳入场券和赛马彩票的印花税。随后，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九日，远东体育场董事会主席的兄弟在法租界被绑架，勒索赎金。当时上海的一些富有市民纷纷逃离这个城市，以避免被绑。正如美国领事所说：“蒋在这一地区的部下似乎正在又一次求助于类似一九二七年夏天在上海盛行过的官方的敲诈勒索的阴谋诡计。”
这种情景是现在的年轻人根本难以想象的。小科布尔感叹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年是一个灾难。诚然，资本家通过和蒋的结合在上海挫败了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但是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经济财团上海资本家却未能把它的经济势力转变为政治力量。他们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十年中在上海享有不受政治控制的局面，因近似“恐怖的统治”而突然结束了。(40)
从经济状况来看，也使资本家感到沮丧。民族工业在经过短期的发展后，很快便开始萎缩。一九二八年，全国新注册的工厂数是二百五十家，资本额一亿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元。以后几年的记录分别是：一九二九年，一百八十家，六千四百零二万元；一九三〇年，一百十九家，四千四百九十五万元；一九三一年，一百十七家，两千七百六十九万元；一九三二年，八十七家，一千四百五十九万元。(41)拿一九三二年同一九二八年相比，新注册的工厂家数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稍多一点，资本额还不到八分之一。五年内，几乎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
甚至连恢复关税自主也没有给民族工商业带来多少实际好处，这更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小科布尔这样分析：
南京恢复关税自主，其结果对中国人自办的工业的利益很有限。南京对关税收入的需求和日本的压力，一直阻挠着保护关税的真正作用。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经常改变的关税税率事实上是一种足使中国工业不能稳定的破坏性因素。南京政府改变税率如此频繁，致使实业家随着行情调整投资后，往往在获得利益以前情况就发生变化。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南京政府变动关税税率的着眼点，根本不在如何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只在于如何增加它的财政收入。结果往往是：民族工业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同类进口货的关税很低；而它们迫切需要的某些设备和原料，关税却很高。这就很难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带来多少好处。
厘金制度是民族资本发展的沉重负担。南京政府废除了厘金（各国在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规定中国必须裁撤厘金），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鼓舞，但它并不意味着税收的减轻，因为新的税种不断增加，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南京政府创设了新的统税，还有一九二八年的烟草和面粉税，一九三一年的棉纱、火柴和酒精税，一九三三年的矿业税等。
由于南京政府主要着眼于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它对待资产阶级中的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态度很不一样。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写道：
从这个政权中获益最多的企业家（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是银行家。……从一九二七年开始，一直渴望获得独立地位的上海银行家，也成了国家的主要投资者，他们同样将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政权系在一起。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他们认购了国内借款（当时总额已达到十亿元）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由于政府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出售，所以债券将给银行家带来百分之二十的实利，这在当时要比百分之八点六的官方利率高出许多。在此种意义上说，蒋氏政权的最初几年，是中国银行家获得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情况就发生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银行家就选择了进入政府部门当大官的道路。结果是他们获得了特权，却完全丧失了以往的首创精神。……很显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不可能像银行家一样，为财政短缺的中央政府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因而也就不可能获得后者那样的优厚待遇。……大量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这里可以举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工商业萧条的最初几年里（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资产阶级提供任何支持，以帮助有关企业克服和渡过危机。(42)
在农村中，国民党政府依靠地主豪绅来实行统治。土地分配极不平均。经济学家陈翰笙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河北定县调查，“经过调查的一四六一七农家之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农家占有耕地不到全数的百分之三十，其余不到百分之三的农家，占有耕地几当全数五分之一”(43)。贫苦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通常要占全年收成的一半，赋税繁重。四川地方军阀的预征田赋更是全国最重的：“二十一年（引者注：即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军已征至四十六、七年，二十八军至六十一年，二十九军至四十九年，但预征次无定限，时无定期，无钱即又预征一年，全年毫无预计。”(44)在连年内战中，兵差及其他摊派、征发无法计算。加上严重的天灾，“因为水灾，华中一带农田都被淹没了；庐舍都被漂去了！一九三三年又来一次旱灾，迫得江、浙、安徽、四川、陕西等处的农民在吃树根和观音土，饿死和自杀的不可胜计”(45)。农业危机日趋深重，无数难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在广大农村中，到处可以看到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图景。
需要讲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倒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在前面所引南京政府财政岁出的统计表中，教育的岁出所占的百分比，在一九二八年为一点五，一九二九年为二点六，一九三〇年为二，一九三一年为二点一，虽远远不能同军事和债务相比，但都比经济建设的费用高不少。在大学院（它的英文译名是教育与研究部）院长蔡元培等主持下，不少重要的高等学校如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都在这时粗具规模。教授的薪金比较优厚，可以安心从事学术和教育工作。中等学校也有发展，一九二八年为一千三百三十九所，学生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人；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三千零二十六所，学生五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八人。
大学院成立后，还建立起中央研究院，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气象、天文、心理、社会科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增设动植物研究所。学术研究有了发展，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工作便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的。教育部成立后，又筹设北平研究院，先后成立九个研究所，并通令全国国立大学酌设研究所，还出版了多种学术刊物。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学者提出“疑古”主张，破除中国远古“黄金时代”的神话。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段时间前后，为数不少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机构工作。他们大多有爱国心，不少人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默默地在本职岗位上耕耘，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倾心于西方式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潮，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治不满，但又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以他们为主体，先后创办了《新月》等刊物，出版《人权论集》，提出人权主张，批评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胡适、罗隆基等在这些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在思想界产生了不小影响。
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怎么看？胡绳作过这样一段分析：“对于那时民族资本家做的一些有益的事业，也应当予以肯定。他们虽然不赞成革命，但至少他们对国民党是不满意的，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不满意的，他们也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例如，吴蕴初看到日本的味之素独霸中国市场，便发奋制造天厨味精，可能他没有发表什么政治见解，但他这件事至少是在具体行动上维护了民族利益，表现出民族独立的意识，应当说是进步的，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革命就予以否定。”同时，他在谈到中间势力中一些主张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人时也指出：“他们搞工业这件事本身是进步的，应予肯定。但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大家都走工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路，就是搞改良主义，却是错误的，不能不给予批评。因为如果大家都接受这种主张，革命就搞不成功，反帝、反封建问题就无法解决，靠办工业、办教育是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的；而反帝、反封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工业、教育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46)
正当南京政府把它的主要精力投入连年不断的内战中，激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增强的不满时，对中华民族生存构成更严重威胁的阴影正在一步步逼近。它的集中表现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的上台和它召开的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大将出身日本的长州军阀，是山县有朋的后继人。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出任首相兼外相（外务省政务次官由森恪担任，实际主持外交工作），标志着军部直接控制了日本外交。田中外交的突出特点，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满蒙地区，特别是东北，要把它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作为日本对外扩张、夺取世界霸权的第一步。这是日本加紧对华侵略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决策，也就是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当时正在外务省任职的重光葵，在《日本之动乱》一书中写道：“田中首相对东北问题的方针，是将东北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开，并打算将所有问题和当时东北实权者张作霖之间解决一切。所以田中首相对张作霖之野心勃勃向北京进展一节，不表赞同。但希望张作霖得日本的援助，在东三省独立，脱离中央，建立日本与张之间的特殊关系，而照日本的意见解决东北问题。”(47)
由田中主持的东方会议，在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在东京召开。田中在会上致开幕词，又在结束时以“训示”的形式提出《对华政策纲领》。这个“纲领”赤裸裸地提出：
有关满蒙、特别有关东三省地方，因在国际上以及在国民之生存上保有重大之利害关系，站在我国立场上不但必须加以特殊之考虑，且以领土接壤之邻邦之立场，对“藉该地方和平之维持与经济之发展以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之地”一事，不能不特别感到自身之责任与任务。
帝国在中国之权利、利益以及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有受到不法侵害之虞时，则惟有顺应其必要，断然出之以自卫之措置而拥护之，别无其他办法。
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对我在该地方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发生侵害压迫之虞时，不问其来自任何方面，帝国为加以防护并保持其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必须有不失机宜而出之以适当措置之决心。(48)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同田中义一有一段对话，很可以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下了何等的决心：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和其它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推行政策就是。(49)
以东方会议为起点，日本军国主义者大大加紧侵略中国，特别是夺取整个中国东北的步伐。他们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炸死他们认为还不够听话的张作霖。张作霖死后又竭力阻挠张学良在东北易帜。
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清楚地显示出日本侵华的极大野心。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以说已在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订计划之内，或迟或早总要发生。时机越来越紧迫，中华民族的生存正遭受着空前的威胁。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敏感的问题了。
在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民众的抗日救亡呼声日益强烈，期望政府能带领他们外御强敌。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蛮横行为也感到愤怒。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写道：“日本军阀，心毒狠而口狡诈。”九日写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50)六年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51)但他对日本侵略者依然一味采取退让和妥协的态度（他在五月十日日记中写道：“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52)），从而引起人们理所当然的愤怒和不满。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南京时期的国民党中国》一章中写道：
中国人对于其民族的悲惨境况，对于军阀混乱的蹂躏，以及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是创巨痛深的。因此，当国民革命军从南方的广州（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向北方的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领）进行北伐时，到处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的统治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将再度统一和强大，将为所有的人带来生活上的丰裕，将使他们不再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羞愧。但是，仅仅到了一九二九年，这些奢望就都变得苍白无力了。
政治压迫成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基本手段。早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腐败、宗派纷争以及管理不善，就已经无法加以掩饰，南京政权于是不再依赖于群众支持。一九三〇年五月的《北华捷报》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三年以后，深孚众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不再掩饰对国民党的厌恶。”
这个政权首先是依靠军事力量的支持，从这一基本事实产生出其他特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动力如此微弱的基本原因；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腐败和行政机关的懈怠，民国政府的官僚机构还能支撑这么久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个政权能够在既鲜有其成员的更换，又无新思想的情况下存在了二十年以上的原因。当然，这个政权还是有一些成员是开明的和有献身精神的和有能力的。但是，想利用这个政权制度上的特点来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威望和财富，而不是去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53)
难怪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要把他一部论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专著，取名为《流产的革命》。
不难看到，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年，实际上已为它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1)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2、17日。
(2)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507页。
(3) 《胡政之文集》（上），第380、381页。
(4) 《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50页。
(5)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43页。
(6) 《陈光甫回忆录》，未刊稿，转引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259页。
(7) 《顾随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51页。
(8) 《胡政之文集》（上），第418页。
(9)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页。
(10) 胡汉民：《在庆祝建都南京阅兵式上的演说词》，《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资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62页。
(1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18、138、139页。
(1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卷，（台北）“国史馆”2003年12月版，第199、200页。
(13)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92—122页。
(14) 《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50页。
(15)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89页。
(16) 蒋介石日记，1949年2月3日。
(17) 李国祁：《地方政制之改革》，《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编（2），（台北）“国立编译馆”1989年1月版，第836、857—861页。
(18)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第222页。
(1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71页。
(2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61、571页。
(21)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25、926页。
(22) 《李宗仁回忆录》，第386页。
(23)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第168页。
(24)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8、598页。
(25)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0页。
(26) 《一周内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15期，1929年4月21日。
(27)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5、629页。
(28)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457、458页。
(29) 刘骥：《蒋冯阎关系和中原大战》，《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中华书局1961年6月版，第7、27页。
(30)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96页。
(31) 周玳：《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35、36页。
(32) 《张学良文集》（1），第317页。
(3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12月版，第118页。
(34) 黄郛日记，复印件，1930年10月15日。
(35) 胡汉民：《遵依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民国日报》1931年1月12、13日。
(3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7月版，第84、85页。
(3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
(38)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版，第6页。
(39) 蒋永敬：《第三编导言》，《中华民国建国史》第3编（1），第44页。
(40) ［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25、26页。
(4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118页。
(42)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8、320、321、325页。
(43)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80页。
(44)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0月版，第40页。
(45) 许涤新：《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第25页。
(46)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5页。
(47) ［日］重光葵：《日本之动乱》，（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年3月版，第21页。
(48)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54、55页。
(49) ［日］山浦贯一编：《森恪》，第636、637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266页。
(5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12月版，第288、298页。
(51)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3日。
(52)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0日。
(53)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30—131、153、156—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