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全四卷·增订版）
- 金冲及
- 53258字
- 2021-08-30 18:35:46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二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的巨大风暴，人们通常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
“打倒列强，除军阀”，集中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行动口号。这场革命的宗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在这段时间内，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像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进攻时那样直接发动大规模的对华战争，而是着重采取间接的方式，扶植北洋军阀来控制中国，因而显出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所以，大革命的最高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这是二十世纪内继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两者相比，时间只差十多年，却有很大不同：辛亥革命是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国有了共产党，大革命是国共两党合作发动起来的。这种不同，深刻地表现在它的方方面面。
大革命的时间范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出现得比较早，是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另一种说法以后逐渐被更多人认可，是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两种说法，有一点相同，都以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作为结束；不同的是起点从何时算起。以一九二五年为起点，指的是那年的五卅运动。以一九二四年为起点，指的是以国民党一大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比较起来，五卅运动应该说是大革命进入高潮的起点，考察一个历史过程不能只从高潮的到来说起；而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到它的最后破裂，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看来后一种划分比较恰当。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会出现这样一场大革命？回答似乎很容易：这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同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人民革命的要求是不可遏止的。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人们可以反过来问：这个矛盾在中国近代一直存在，民众的不满和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为什么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出现像这个时期那样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历史特点作些分析。
那时候，两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第一，欧美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步渡过战争造成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他们在远东卷土重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召开的备受世人注目的华盛顿会议，便是欧美列强企图遏制日本独占中国、在远东重建新的势力格局的努力。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会后，欧美列强又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压迫。拿列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入来说，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九一三年的指数为一〇〇，战争结束时的一九一八年已下跌至六十六点一，而到一九二四年已恢复至一百一十九点六，一九二六年更增加到一百三十点五。(1)在外国商品重新大量涌入中国的同时，他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加。以外国在华纱厂拥有的纱锭数来说，一九一八年为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八，一九二四年猛增至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四，一九二五年又增至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九十六。(2)那时候，中国的国家主权大多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民族经济的力量十分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投资迅猛增加，对中国民族经济自然是极大的打击。
有的学者提出过一个问题：中国的民族工业在二十年代仍在一步步增长，并不是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到发展、而在战后就跌下去了。这确是事实。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细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民族工矿企业在战后（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以后）虽仍有所增长，但发展的速度明显放慢了：在一九二一年新设企业一百八十四家，资本七千六百一十七万元；一九二四年降为一百四十二家，资本两千八百六十万元；以后逐年下降，到一九二七年只有九十二家，资本九百二十六万元。而且，“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主要指利润优厚，非指投资”(3)。这时在外商激烈竞争下，民族工业利润额比设厂数和投资额下降得更多。从这些枯燥的统计数字背后，可以想象到当年那种活生生的社会情景：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有了很大发展，开始具有一定实力；但到一九二四年以后就处处感到西方列强的压力，步子变得十分艰难。因为有过前一段那样顺利的发展，有一个对比，他们对这时的发展艰难就格外敏感。民族工商业者自然强烈不满。而压力的最大承受者，最后仍落在众多劳动者身上，使他们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总之，到一九二四年以后，国内社会各阶层普遍存在强烈反对外国列强的情绪。
在欧美列强战后卷土重来中，英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自从中国进入近代后，英国在华势力长期处于优势，实际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等地区。美国学者雷麦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外人在华投资》中写道：“大家知道英国在初年占第一位；但大家不十分知道一九一四年时英国仍居他国之上，而现在的投资依然较日本为大。”只是日本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英国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俄在远东的帝国主义势力消失了。大英帝国由于本身地位大幅下降，在华势力相对地也明显削弱，但它对这种状况并不甘心，力图恢复旧状，在二十年代继续做了许多努力。“一九一四的英国（在华）投资，较一九〇二年增加一倍以上，一九三〇年较一九一四年亦几乎增加一倍。”(4)政治上，它也力图通过支持一段时间内掌握着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代替日本支持的皖系和奉系军阀，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比较一下就会看到：这以前几年内中国民众的爱国运动，从反对“二十一条”、西原借款、中日军事协定到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主要目标都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九二四年以后，反对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英国。五卅运动最初是从抗议日本纱厂打死工人顾正红开始的，但五月三十日英国巡捕在上海南京路枪杀示威群众后，运动的矛头主要就转向英国。省港大罢工也是如此。北伐开始后，中国人在汉口、九江收回的租界都是英国的，万县惨案、南京惨案等也由英国当局挑起。这自然同上述社会背景直接有关。
第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突出的现象是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愈演愈烈。国家实际上已分崩离析，各省分别由那些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的军阀统治着。全国的陆军人数，据美国学者齐锡生估计：“一九一六年，略超过五十万人；一九一八年，一百多万人；一九二四年一百五十多万人；一九二八年二百多万人。”(5)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多万元，一九二五年达到六亿元。翻开当年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着的是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混战和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起码的保障，更谈不上其他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在吴佩孚策划下，在北京恢复旧国会，迎回黎元洪重当大总统。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一面逼迫由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下台，一面也使南方的“护法运动”失去法理依据而瓦解。当这些目的达到后，他们便不再需要黎元洪了。黎元洪这次复出，只是充当傀儡，进退失据，自称“孤寄白宫，如聋如聩”，(6)处境比上次“府院之争”时还不如。曹锟又急于自己当总统。第二年六月，他们再度用军警和“公民团”聚众逼走黎元洪，甚至连黎的总统官邸的水电也被切断。黎元洪乘火车离京避往天津，直隶省长王承斌在杨村车站率军警拦截专车，强迫黎元洪交出总统大印，并在向国会辞职书上签名。黎元洪到天津后发出通电说：“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7)这真是民国宪政史上的大笑话。
黎元洪一下台，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就进行贿选，在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下，由国会把他选为总统。替曹锟经手办这件事的王坦回忆道：“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四十万，其他每人送给五千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五千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8)前去亲领或托人代领支票的议员达五百七十六人，有的还要求再另给特别报酬。(9)“国会开选，出席议员五百五十人中有四百八十人将选票投向了曹大帅。”(10)这一下，举国哗然，那个在民国第二年选出的国会的名声便完全臭了，被称为“猪仔国会”。民众对这种丑剧已经厌恶透了，议会政治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失去原来曾有过的那种诱人力量，信用完全破产。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到北京就任总统，并且匆匆忙忙搞出一部“宪法”。北洋政府搞到如此乌烟瘴气的程度，说明它离末日的到来已经不远。次年九月，直系的江苏督办齐燮元和皖系遗留的浙江督办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发生。紧接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规模比第一次直奉战争要大得多，直军二十五万人，奉军十七万人，战斗主要发生在山海关、热河一带，共进行了近两个月，最初相持不下，最后以直系失败告终，直军投降人数估计在八万人左右。直系兵力虽众，导致失败的原因却很多：相对来说，奉系军阀在上次战争失败后，退守东北，在日本支持下，大力整军经武，编练新军，扩建奉天兵工厂，实力有很大增强；而直系军阀在权力达到巅峰后内部矛盾和纠纷迅速激化，当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时，担任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冯玉祥等部突然倒戈相向，从热河前线秘密回师，接管北京，囚禁曹锟，使直军军心大乱，全线崩溃；而根本的一条还是由于曹锟贿选总统和吴佩孚刚愎自用、一味迷信武力，这些倒行逆施被民众唾弃，而处于孤立境地。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北洋军阀已陷入分崩离析、无法收拾的局面：张作霖率奉军入关，支持蛰居天津的北洋元老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作为暂时平衡协调他和冯玉祥关系的力量，并便于号召其他军阀势力，不久又将冯玉祥部驱往西北，控制了京、津、直隶、山东等地区；但他派往江苏、安徽担任督军的杨宇霆、姜登选却被已盘踞闽浙的后起直系军人孙传芳逐走，孙在南京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在战败后主力尽失，特别是他多年来亲自统率的精锐主力第三师等在山海关附近覆没，只得仓皇地从天津由水路退至武汉，逐渐集结残部，控制湖北、河南以至直隶南部，实力已远非昔日可比。北洋军阀的大分裂，使它们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彼此还继续交战不休，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造成十分有利的条件。这种战乱连年的局面，也使国人更加强烈地期望能扫除军阀，实现国内的和平与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号的《本报宣言》中写道：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的真正民意。(11)
推倒军阀，变革现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强烈愿望。
但只有这些客观条件还不够。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不能仅是人们痛苦和绝望的产物，还需要有足以鼓舞人们前进的希望和信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并且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吸引住了千百万人的心。国共合作下的广东根据地、建立起来的革命军队和广泛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又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力量。于是，这场革命大风暴便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打倒列强，除军阀”，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相当强大的力量，如果只靠少数人孤军奋斗，或是几种力量分散地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打倒，因此自然地产生联合和合作的需要。这是共同的要求，国民党方面有，共产党方面也有。
共产党方面，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大的同盟军，如果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毫无民主权利的国家，凭着赤手空拳，要推翻那些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是办不到的。所以，它要寻找朋友，首先就看到了国民党。
那时的国民党也不很景气，他们在屡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大力量，内部成分相当复杂，还严重地脱离群众。但它有三个不可忽视的优点：第一，这个党在当时中国社会有一定威信。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政体，是在它的领袖孙中山领导下实现的。当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坚持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军阀势力的斗争，在人们心目中是革命的象征。鲁迅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评论道：
无论如何，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12)
第二，这个党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块根据地。孙中山在广东曾三次建立根据地。陈炯明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叛变后，支持孙中山的一些军队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又逐走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在二月回到广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控制了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韶关这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几万军队。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大不一样。那时在全国，只有在这里可以堂而皇之地高举革命的大旗，可以合法地发展工农运动，共产党也只有在这里可以公开地进行活动。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在国民党内有一些忠实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邓演达、柳亚子等。他们的世界观和对革命的认识，跟共产党有区别，但他们对革命是坚决的，并且愿意跟共产党合作。通过他们还可以团结相当大一批国民党内的中间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的原因。当然共产国际也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的代表马林，在印度尼西亚工作时曾有过跟民族主义政党合作，甚至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族主义政党的经验。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前面说过，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经表明“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中共二大又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几乎和中共二大同时，马林从中国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出“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二大结束后的下一个月，也就是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开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转折意义的一次决策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实行合作。陈独秀第二年六月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讲到西湖会议前后的情况：
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3)
这次国共合作是在“国民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西湖会议后二十多天，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造国论》。他写道：由于中国的产业还不够发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没有足够壮大的力量。“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总括起来说，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国民革命”这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以前，“国民革命”这个名词在一九〇六年孙中山等起草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也出现过。它写道：“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有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14)可见，那次提到“国民革命”主要是同“英雄革命”相对来说的，是讲“一国之人”都要“负革命之责任”，着重点是讲革命的动力、革命的主体，不是讲革命的内容、革命的任务，而且这个名词在以后十六年间没有再提。陈独秀在《造国论》中提出“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把它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直接联系起来，赋予它以新的明确的政治内容。从此，这个口号便风靡一时，深入人心。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5)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的决议，也可以看到国共关系被它看作中国问题中有着头等重要意义的课题。
对国共关系的推进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件事都是在共产国际作出这个决议的下一个月发生的：一件是令人震惊的二七惨案。历来比较激进的蔡和森讲道：“这次失败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教训就是孤军奋斗。此时在政治上是曹吴及英帝国主义统治之时，故政治上的压迫很严重，因此第三次大会无论客观上与主观上都有加入国民党找得政治上的同盟者的条件。”(16)马林在三大前给共产国际等的工作报告中讲道：“我们听不到如果我们共产党把国民革命看作主要任务并让党员参加国民党，我们党就会消失的说法。”(17)可见中共党内经过长期争议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趋一致。另一件事是孙中山在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使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也使中共三大有可能在广州公开举行。这两件事表明，召开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三十多人，代表全国党员四百二十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十多个重要文件。《议决案》中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接着，作出几项重要规定：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18)
这样，“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这个重大决策，就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它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在更加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和壮大，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此时还处在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幼年时期。
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双方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有这种要求，而另一方没有要求，只对一方有利，而另一方不能得到什么利益，这种合作仍难以实现。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为什么要同共产党合作。
民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共和制度而奋斗，以顽强的毅力，先后投入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但他遭遇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挫折。这些挫折的重要原因，一是没有认清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二是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下层的工农群众中的工作，未能形成有组织的持久的群众运动；三是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这些挫折，使孙中山在痛苦中深思。
他很早就关心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发生后，他立刻对它表示同情。当他第二次建立广东根据地时，也就是一九二〇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时，接受陈独秀的建议，会见了正要动身去广东的孙中山，谈得很融洽。孙中山在到达广州当天发表的演讲中说：“此次俄国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俄国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及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抵抗。”(19)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下旬，马林在参加中共一大后应国民党的邀请到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详细介绍了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给他充当翻译的是中共党员张太雷。孙中山在会谈后告诉廖仲恺和汪精卫说：“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此种新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同马林会谈后十来天，他在桂林一次讲演中说：“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20)一九二二年四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又在中共党员瞿秋白、张太雷陪同下，同孙中山有过五六次的接触。孙中山向他表示：打算同苏俄建立联系。陈炯明叛变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白鹅潭的永丰舰上坚持了五十多天。他请陈友仁转告留在广州的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21)态度的冷静，说明他的决心已经下定。而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也正好是在孙中山困守白鹅潭这些日子里举行的。
孙中山从广州到上海只有十天，李大钊便陪同马林再次会见孙中山。以后，李大钊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22)孙中山十分兴奋，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告诉孙中山，自己是共产党员。孙中山回答：“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3)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们能依靠他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24)这以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共产党员便相继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因为对各种问题已作过反复的思考，孙中山这次到上海，很快就下定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台湾的国民党史家也这样写道：孙中山到上海后，“审察当时国际之局势，本党革命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间苏俄代表越飞亦派员（引者注：指马林）来沪晋谒，商讨中俄新关系，遂下改组本党决心”(25)。
局势的发展几乎是急转直下。九月四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张继、于右任、谭延闿、程潜、陈独秀等五十三人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参加讨论的人成分相当复杂，但由于孙中山在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决心既已下定，会上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执。国民党总务部部长居正也这样叙述：大家“交换意见，一致赞同”。(26)六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委员会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起草出中国国民党党纲和总章。经过反复而郑重的研究，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二天，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公布党纲和总章，揭开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五日，由于拥护孙中山的军队讨伐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重返广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第三次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尽管他的主要精力先得放在亲自到东江前线指挥作战上，以打退陈炯明残部的反扑，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仍继续进行。十月六日，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十分尊重孙中山，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鲍罗廷在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在决定最重大问题时是有发言权的。他出席所有最重要的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时，总是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27)他到后，国民党改组的步伐大大加快。十月十九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二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谭平山（共产党员）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十二月九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向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28)
国民党改组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次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举行。它是中国国民党（包括它的前身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三十年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在孙中山讲述中国的现状和国民党改组问题后，宣读了大会的《宣言》稿，提交会议审查。二十三日，孙中山对大会宣言作了说明，强调以后的革命和以前不同。他说：
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当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29)
这个大会《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经瞿秋白译成中文，汪精卫润色，最后由孙中山审定的。《宣言》对孙中山历来提倡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对民族主义，《宣言》指出它有两方面的内容：“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民权主义，《宣言》强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并且指出：这种民权，只有民国的国民才能享受，而必不能把这种权利授于反对民国的人，也就是“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对民生主义，《宣言》指出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并且强调：“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作了这些论述后，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也就是说，除此之外，都不是三民主义的“真释”。(30)
在《宣言》中，孙中山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异常鲜明突出的地位，并且提出三项关键性的措施，这是十分值得重视的。讨论过程中，宣言审查委员会曾将宣言“对外政策”项下的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些具体内容删去。孙中山得知后十分生气，坚持要恢复这些条文。他临时在大会上作了一篇情绪激动的发言：
本总理主张应当把这三件大事大书特书，然后本党此次的改组才有意义。本党革命的目的，第一步在求中国的自由独立以实现民族主义。我们笼统的说，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自由独立，大家尚不感觉有什么顾虑。一说到要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大家深恐得罪了帝国主义，便战栗恐慌起来了。大家想想，中国民族不能自由，是由于什么原因？不能独立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说，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民族的束缚不解除，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可以自由？可以独立？
现在因应帝国主义来谋革命的成功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31)
孙中山作了这番讲话后，要求将是否将这些内容加入政纲中付诸表决。结果，全体举手一致通过，连原来反对的人也举了手。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但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尽管孙中山是坚决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怀疑以致反对的态度。会议快要结束时讨论章程审查报告，果然又发生一场风波。广州代表方瑞麟发言说：“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32)他的意思，就是不容许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着，有十人以上附议。李大钊立刻登坛发言，作了回答。他说：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我们认定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
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33)
李大钊发言后，不少代表也发言反对方瑞麟的主张。廖仲恺说：“对于方君之提案表示反对。”“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汪精卫发言说：“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也不赞成方瑞麟的意见。毛泽东提议：“请付表决。”举手结果，方的提案被否决。(34)
大会最后一天，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名单。这个名单是由孙中山亲手写下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决。他在这年十月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他甚至说：“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胡）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革命委员会），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汪）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35)廖仲恺等也做了许多推动工作。而中国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地为实现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努力。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得到陈独秀的赞同。鲍罗廷甚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充当“苦力”。这些说法尽管失之过于天真，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国共两党的合作确实为国民党注入前所未有的新的生命力。
第一，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集中体现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辛亥革命在建立巨大历史功勋的同时，最大弱点是没有能提出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纲领。国民党一大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蔡和森评论道：
国民党以前的态度是犹疑的，尤其是反对帝国主义。当（中共）第三次大会时，我们党中央移广东，公开发表宣言，国民党尚恐怖，简直不愿意我们的党公开发表政治主张，另方面广东离香港太近。但改组后就确定了正确的反帝国主义之纲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36)
国民革命军消灭陈炯明残部的两次东征和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都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歌声中行进的。它所以能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取得以往不曾有过的巨大胜利，原因首先在于它有了这样一个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和民众愿望的政治纲领。
第二，促进了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改组后，成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人部部长是廖仲恺，他的职务很多，这项工作实际上由工人部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负责。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都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主任是彭湃，第六期主任是毛泽东。孙中山就是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毕业典礼讲话中公开提出“耕者有其田”这个主张的。广州革命政府采取了不少保护和支持工农的政策，广东的工农运动出现蓬勃高涨的新局面。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罢工，抗议英法当局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彭湃的家庭是海丰的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37)，他却从一九二二年起就开始在家乡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实行减租，得到当地农民的信任和爱戴。到这时，广东各县农民已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广东的工农运动，直接影响到邻近的湖南、江西等省工农运动的高涨。没有这个条件，北伐战争是很难顺利发展的。粤军重要将领张发奎这样回忆他当时的感受：“国民党人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向上攀爬。我同情共产党，相信他们所作的工作会刺激与鼓舞国民党。对中共党员，我印象甚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伤害我们国民党的证据。”(38)
第三，训练了一支党军。孙中山历来重视军事工作，但长期以来他总想利用原有的现成军队，而这些军队常常不能遵照他的革命主张去做，所以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孙中山会见时向他建议：“创立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国民党一大决定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亲自任总理，最初准备由程潜任校长，后来改派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中正（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何应钦任总教官，苏联派来的红军将领加伦等为军事顾问。这年十一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个军校的重要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其他军队中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说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39)军校的学生来源从全国选拔，不少人是共产党组织来的。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蒋先云、王尔琢、周士第、宣侠父等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这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五十六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国民党以后的高级将领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郑洞国、侯镜如、黄维、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黄杰等也是这期的学员。苏联派来军事教官，给了一百万卢布作为黄埔军校开办费，四百万卢布供新编国民党党军之需，(40)还运来八千支步枪、五百万发子弹。应该说，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第四，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国民党在国内的活动范围限于少数地方。它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存在，连东北、北京、天津、南京、湖北、湖南、福建这些地方都没有，更不用说边远地区了。许多地方的国民党组织是在共产党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不少省市党部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伯渠），湖北省党部的董用威（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等。这些地方的国民党组织，主要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等少数省区外都已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国民党不仅在思想和政治上，而且在组织发展上也得到共产党的很大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国民党要在很短几年内取得全国的统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对共产党来说，在实行国共合作后也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它使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使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登上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舞台，在更大的群众斗争风浪中受到锻炼；使工农运动在南方各省蓬勃发展，各地的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以后土地革命风暴的掀起准备了重要的群众条件；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时只有党员四百二十人，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时发展到九百九十四人，到大革命高潮时在两年多时间内发展到近六万人，并且培养出大批骨干人才。这一切，并不是以削弱国民党为代价取得的，而是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两党得到了共同发展。
总之，对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的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国民党而不是年轻的共产党。
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直系军阀统治被推倒后，为了争取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了谋求和平统一中国，扶病北上。第二年三月，在北京逝世。他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1)这是孙中山一生经验的总结。要“唤起民众”，就要联共和扶助农工。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要联俄。孙中山自己没有说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话，但他晚年实行的正是这三大政策。
孙中山逝世时只有五十八岁零四个月。他的过早去世，在全国民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第二年，刘少奇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中说：“固然，中山先生死了，中国革命要受很大的损失，然在各地纪念会之举行，全国民众对于国民革命的意义，益更明了；革命运动的空气，反因是而更加高涨。”(42)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开始的。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那时有工人八十万人，是一个巨大的力量。这里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公共租界主要由英国控制，它的行政权力机关工部局下设警务处等机构，各区都设巡捕房，来实行统治。日、英等国在这里（特别是沪西的小沙渡和沪东的杨树浦）开设了许多工厂，残酷地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还常遭毒打、扣发工资、罚款，以致被任意开除，无处说理。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那时，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它以上海大学为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该校的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大钊向他介绍邓中夏来校工作，被委为校务长，主持全校行政工作。它的社会学系主任是瞿秋白，中国文学系主任是陈望道，教员中有大批共产党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员。“党以上海大学为基础，在上海各区开办了好些工人夜校。这些工人夜校大部分设在有党的支部或国民党左派活动分子的大学、中学内，课室是现成的，教员是义务的。”(43)夜校中最注重的课程是识字和算术。他们先后在七个地区办起工人夜校。单以上海大学附设的平民学校来说，就有学生三百六十多人。经过这些工人夜校的推动，一九二四年九月，在小沙渡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由项英担任委员会主任，宣布它的宗旨是“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到年底就在同兴纱厂和内外棉三、四、九厂等十九个纱厂建立了俱乐部的秘密组织，会员将近两千人。在沪东的杨树浦，也成立了工人进德会。工人有了组织，他们的行动便更有力，他们的共同愿望才有可能实现。这些工人团体的建立，使工人运动得以出现一个新局面。
成为五卅运动前奏的是一九二五年二月的日本纱厂大罢工。罢工的起因是：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本工头毒打女工致伤，工人们愤不可遏，群起责问，被开除五十多人，后又捕去工人六人，引起全厂工人罢工。随后，导致二十一家日本纱厂的三万五千名工人总罢工。日方被迫签订四项条约，承诺以后再不打骂工人，不无故开除工人，并发还储蓄金等。斗争取得了胜利。
但复工以后，日人并不遵守诺言，对工人的虐待变本加厉，日本监工入厂时携带铁棍、手枪。五月中旬，日本纱厂无故开除工人数十人。十五日，内外棉七厂日人在厂内持铁棍乱殴工人，日本大班元木、川村竟向人群开枪，工人顾正红（二月大罢工期间入党的共产党员）身中四枪死难，受伤者数十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老板竟可以公然枪杀中国工人而不受惩处，这是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忍受的。王若飞在《向导》上愤怒地写道：“在外国政府统治下的上海人民，已经与亡国奴无异。”(44)第二天，沪西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七千多工人罢工。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二十四日，上海工人和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潭子湾广场隆重举行公祭顾正红大会。大会由共产党员刘华任总指挥。会场上停放顾正红灵柩，上面覆盖白绸，写着“东洋人打死中国人”八个大字。群众情绪极为激昂。《民国日报》记者报道说：“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会，在上海我敢说是空前的。”(45)租界当局竭力镇压，不仅严禁工人在租界里活动，并且逮捕声援工人的学生多人。二十六日，全国学生总会开会，决定扩大宣传，唤起全国一致反抗。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对策。李立三回忆道：“罢工支持十余日以后，日本资本家表现了明显溃散失败的形势。（蔡）和森同志提出，现在的战略，应当把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在五月二十八日的中央会议上，他解释这一口号说：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就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在目前形势，这一策略的实现，将要发展出空前未有的全国反帝的巨大运动。因此他提出策略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一方面反对当时公共租界所提出压迫华人的四个法案（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童工保护等）；另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工人。”(46)会议经过辩论，通过了这一主张，决定立刻组织工人和学生到各校宣传发动。二十九日晚，上海学联召开会议，宣布各校在三十日停课一天，到租界指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各校连夜组织队伍，准备好演讲大纲、传单等，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各有四百人左右参加。大示威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工人三千多人到租界分队演讲，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等传单。下午，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捕头、英国人爱活生开始率巡捕拘捕学生。上海大学被捕的学生最多，有一百三十多人。愤怒抗议的民众越聚越多，南京路从浙江路到西藏路一段已是人山人海。这种场面是以前没有看见过的。下午三时多，英人捕头竟下令向密集的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放排枪，打死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等十三人，其中学生三人，职工九人，商人一人。参加当天宣传抗议活动、正在交涉署前示威的复旦大学学生陈复给他姐姐的一封信中悲愤地写道：
是日下午，各校学生源源而来，沉痛的演讲醒了不少垂死的人们之迷梦。于是“中华民国万岁！”市民们高喊出来了。英捕始而拘捕，但别一队接着讲了，如此，再接再厉，新世界、西藏路、南京路、浙江路附近，都被捕去不少（一百以上）爱自由的中国人。群众旋集南京路捕房前示威，请他放人。不料以残杀当勇敢的英国人竟行凶起来了，五十多响枪向人群射击，当场打杀四人，重伤至明日毙命者七人，轻伤者不可计数。“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族解放万岁！”从浴着血垂死的学生口中发出来，使没死的人们的心房不住的震动。我在交涉署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热泪几不禁夺眶而出。呜呼！最平常之演讲，今已变作送死之路，我们的愤恨，谁能形容呢？在这信，我对你报告平安无恙，然而，我羞耻得很，我也不多说，更不愿太自寻烦恼，以为牺牲不到便无面见人。我们后死之责还大呵，努力前进呵！(47)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外国人竟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任意地大量屠杀中国人，这还是什么世界？于是，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共产党员李立三任委员长。四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到十三日，全市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二十五万人。运动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多少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民众成千上万地涌上街头，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仅广州、北京、长沙、南昌、武汉、南京、杭州、济南、天津、开封、西安这些重要城市，参加的就有三百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约有一千七百万人。
发生在广州和香港的省港大罢工，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三日，广州各界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十九日起，香港由海员、电车、印务工人首先发难，宣布罢工。十五天内罢工工人达到二十五万人。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回到广州。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同时罢工。香港工人在罢工宣言中写道：
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的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不畏惧，愿与强权决一死战。(48)
六月二十三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民众十万人在广州举行大会和示威游行。周恩来等率黄埔军校师生和校军两千人，徒手参加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时，伏在租界内的英国军警突然用步枪和机关枪排枪射击。游行队伍密集在狭窄的街道上，无法散开躲避，当场被击毙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其中，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有二十三人，受伤的有五十三人，一团三营营长曹石泉（共产党员）也中弹牺牲。(49)周恩来身旁的两个人都中弹身亡。(50)这就是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刻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回广州的香港工人和沙面罢工工人，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委员长。委员会下设纠察队、罢工工人医院、工人饭堂、工人宿舍等。广州政府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一万元。省港大罢工给港英当局带来巨大损失。它坚持了十六个月，集中在广州的十多万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重要支柱。
五卅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它冲破了二七大罢工失败后长期笼罩着的沉闷空气，开始形成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恽代英在一九二六年总结这次运动带来的两个重大结果：
（一）使反帝国主义的潮流高涨。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智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自国民党改组后，才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来，经过一番宣传，少数人才知道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
（二）使民众的力量增大。五卅以前的工人、学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没有组织起来；五卅运动后，各地工人、学生很多都组织起来了，商人亦渐知引他们的组织来参加反抗帝国主义，且有工学联合组织，这种民众的力量影响政治方面的运动，使军阀内部分化。那时，（冯玉祥部）国民军通电对英宣战，便想站在民众方面得着民众的赞助。(51)
在这个过程中，民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群众性斗争的风暴中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只有九百九十四人，十月份增加到三千人，年底达到一万人，一年中增加十倍。陈云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店员。他在自传中说：“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之‘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52)商务印书馆内，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很强。五卅运动起来后，陈云担任过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主席，在这年八九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多过去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共产党员在群众斗争中得到了锻炼，为北伐到来做了重要准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在国共合作下，经过两次东征，消灭了盘踞东江一带的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部，又平息了原驻广州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总主任。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孙中山北上后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改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事部长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财政部长为廖仲恺。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在广东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八万五千人。这就为发动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基地。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的成员从左到右都有：有的人忠诚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有的人在政治上缺乏定见，往往随风而倒；有的人只是想靠孙中山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包括一些原来的军阀、政客在内。后一种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本来就不赞成。孙中山在世时，已经多次有人提出反对。由于孙中山态度坚决，这些人不能形成大的气候。孙中山去世后，一批中央执监委员包括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在西山碧云寺开会自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非法地“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职籍”，(53)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但当时这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牵动大局。对局势逆转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是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本来并不高，根基有限。国民党一大时，他还没有当代表，没有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地位的提高，是由于国共合作兴办的黄埔军校训练出一支以革命精神武装的新式军队，在第一次东征时奋勇作战，发挥了人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主力作用，特别是在棉湖战役中以教导一团顶住了来袭的陈炯明精锐林虎部一万人，在不利地形下坚持了半天，后来教导二团和粤军第七旅赶到，把林虎部队打垮，使黄埔军校威名大震。接着，他们又作为主力，把盘踞广州的杨希闵、刘震寰部解决。到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当了东征军总指挥，兼广州卫戍司令，那时他还没有满三十八岁。靠这些战绩，使他的地位迅速提高。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这是国民革命的巨大损失。胡汉民因涉嫌同廖案有牵连，被迫出走。蒋介石乘此把国民政府军事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逼走，还把许崇智一部分部队改编为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三师。这时，他的兵力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各路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蒋介石这时一直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出现，内心却存在着反苏反共的思想。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给廖仲恺的信里写道：“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54)但他那时羽翼未丰，还需要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他的反共思想不但从不在公开场合流露出来，还作了许多相反的表示。这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员大会演讲中说：
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
俄国共产党的党员，无论什么艰苦的事，他们都愿去做。旁人做不到的，他们便做得到，他们只顾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却不单为自己谋幸福。他们权利便让给人家，义务却拿归自己。这种事实，不管怎样的艰苦困难，冻痛饥热，耐劳耐怨，忍辱含羞，一样一样的，统统实实在在的做出来，把人家看。所以他们一日一日便得了人民的信仰。所以都市的工人，乡间的农民，统统能做他们党的基础。从前不是党员的，后来也加入他的党里，帮助他们革命。
革命党党员任务，不仅是要自己好了就罢了，并且还要感化人家。俄国共产党人，就是能够这样，他们无论到一个什么社团，都能够使那个社团的人受他们的感化；因为他们党员最有团结力。
如此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如此之速，完全是其党员一心一德的来为党奋斗，来为人类牺牲，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诚字来感动民心，来感化敌军的。如果我们中国的党员，中国革命军人，也能照他们这个方法做去，不消说一个人可以感化一千个，就是一万个也是做得到的。(55)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他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一次讲演中又说：
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总理容纳共产党的同志加入国民党，是有他的眼光和一定的方针的，决不是随随便便定了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56)
虽然抄得长了一点，这些话还是很值得读一读。既然蒋介石在政治上一再表示这样鲜明的态度，仿佛真有极大的合作诚意，而且他在黄埔军校和东征中办事果断认真，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做出了成绩，苏联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一些人便把他看作可靠的革命左派，努力帮助他。但他一到羽毛丰满便突然变脸了。读读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上半月的日记，可以发现不少值得玩味的话：“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也。”“中国国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今觉事非精明审虑，皆成为傀儡矣。”“昨夜终夕不寐，今早起床会客，忧患思虑不可言状。”(57)接着，便发生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为什么他在这时候敢于动手？在它的上一个月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在二月份结束，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了；另一件事是广西派了白崇禧来，表示服从广州国民政府，二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两广统一委员会成立，桂军首领李宗仁接着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两广的局势稳定下来了。蒋介石兵权在握，后方稳定，要动手便不再有多少后顾之忧。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对共产党来说，是毫无思想准备的。这件事很有些扑朔迷离。杨天石在《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中考察，它的经过是这样的：三月十八日傍晚，黄埔军校接到消息说有一条船在外洋被海盗抢劫，校长办公厅主任要管理科打电话给军校驻广州办事处要求派巡逻艇前往保护。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便用蒋介石的名义找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称：“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李之龙就派中山舰开去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说不知道这件事，刚好广州又有别的需要，船就开回去了。(58)事情本来很简单，也不难查清楚。但极端多疑的蒋介石，因为他没有下令调船，而怀疑是汪精卫和共产党有阴谋，要用军舰来胁迫，把他强行送到苏联海参崴去；他立刻乘此采取大动作：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第一军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还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随后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二是不退出的要交出名单。这件事的经过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蒋介石立刻由此采取这样大的动作，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排除异己，把大权掌握到了自己手里，显然有着更深的背景和用心，不能简单地只用偶然因素来解释。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组安军长（引者注：即谭延闿）不以此举为然，书生态度，不知革命之举动也。”(59)从他得意地嘲笑谭延闿是书生之见，反衬出他此举的用心是很深的。
面对这场突然事变的发生，应该怎么办？共产党内有不同的主张。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都主张反击。所谓反击，并不是要打倒蒋介石，而是指不能一味容忍和退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60)周恩来还这样解释：“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61)
但是，正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来广州的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洛夫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反击。他们为什么不同意，也有复杂的考虑。第一，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主要靠两支力量：一支在南方，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一支在北方，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已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联系。但就在这年三月份，奉军打败反戈相向的郭松龄部后进关占领天津，接着又占领北京，冯玉祥部退往南口。这使他们感到，既然北方已处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南方，因此希望让步，怕跟蒋介石闹翻了，南方的局势也会恶化。第二，在这以前，蒋介石表面上没有多少反共言行。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来说起着两个作用：一个是要把汪精卫赶走，因为那时在国民党内居第一把手地位的是汪精卫。他不仅是国民政府主席，而且是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采取宣布戒严等这些重大行动，完全把汪置之不顾，使汪感到自己已待不下去，被迫跑到法国去。从此，国民党的大权就集中到蒋介石的手里。另一个作用是他进行反共活动的试探，并且把共产党的力量排除出第一军。这两点得手了，他马上表示这次事件是误会，把包围苏联顾问寓所的军队撤退，所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发还，把参与中山舰事件行动的王柏龄、陈肇英等撤职，还向国民政府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他在四月九日给汪精卫的信中说：“本校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取败亡也。”(62)苏俄代表和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过去表现不错，对这次事件已声明是误会，又自请处分，不能对他过分了。第三，当时共产党从事的主要是工农运动和军队政治工作，除叶挺独立团外并没有直接掌握军队。认为如果同蒋介石决裂，在高级将领中由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也未必比蒋介石好。这样想来想去，最后还是以让步了结。
情况尽管很复杂，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错误的。对方采取那样强硬的措施，你却忍气吞声，一味退让，以为满足了对方的要求，事情就可以了结。结果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使蒋介石的胆子越来越大，更加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你的阵地一块又一块地丢掉，他的力量越来越大，到整个力量对比完全失去平衡的时候，他突然猛扑过来，你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这是很沉重的教训。
果然，只过了一个多月，当国民党在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时，蒋介石又进了一步。他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容易引起“党内纠纷”，需要有“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它的主要内容有两条：一是其他党的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省市以上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二是国民党的中央部长，不能由共产党员担任。在会上，柳亚子、何香凝等投票反对。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半个月前决定：“认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认为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认为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63)鲍罗廷和中共中央都认为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内这些重要职务容易同国民党员发生摩擦，甚至可能引起破裂，而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退让后就摩擦不起来了。所以，鲍罗廷在会前就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陈独秀也有句名言，叫“办而不包，退而不出”。(64)结果，谭平山不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蒋介石亲自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和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芬（伯垂）也不再担任这些职务。随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北伐期间，国民政府所属民政、财政各机关都受总司令指挥。整个南方的党政军大权都落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十分懂得军权和政权的重要性。他平时不动声色，一到紧要关头就跨出一步，一步一步地把大权全都集中到他手里。“蒋介石三月二十日的行动以及随后的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整个领导工作之外。”(65)而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共产党却一味害怕发生摩擦，步步退让，最后，手里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多少军权，吃了大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个道理，是要在经过多少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
蒋介石对全会如此顺利地通过《整理党务案》十分得意。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蒋介石高度评价这次全会的意义，写道：“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66)鲍罗廷却似乎还在做梦。他在会后几天给加拉罕的信中竟这样写道：“这些决议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他们反对我们，似乎是为了挽救党使之免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的控制。这是一个使他们得以把一些诚实的国民党人集合在他们周围的口号，因为这些诚实的国民党人确实害怕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人吃掉。上述决议通过后，这种害怕心理大为减少，右派被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再说一遍，他们被剥夺了用来反对我们的主要的和很方便的武器。现在他们受到打击，也无法诿过于共产党人。”(67)
当然，蒋介石是算计得很精的：那时北伐马上就要开始，广东政府的力量有限，北伐能不能成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他暂时仍需要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因此，在接连两步得手后，他马上又缓和一下，甚至表示欢迎共产党员回到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来。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就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开始的。
北伐战争开始于一九二六年夏间。
孙中山生前曾经多次要以广东为根据地举行北伐，都没有成功。为什么这次北伐战争能够顺利地发展、迅速打开局面？这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有着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的深刻社会原因。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北洋军阀已经统治中国十四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夺权力外，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如果说民国初年曾有人把袁世凯看作“强有力的人物”而寄以希望，后来还有些人把吴佩孚看作“爱国将军”，那么，经过袁世凯恢复帝制到曹锟贿选，民众对他们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连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更给百姓带来极大的苦难。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实现和平和统一，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北伐战争所以能顺利发展以致国民党最初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第二，北洋军阀已陷于严重分裂的极端脆弱局面。当手无实力的段祺瑞在一九二六年四月被迫辞去临时执政后，北京政府连个名义上的首脑也没有了。天津《国闻周报》上的《民国十五年之回顾》中写道：“段祺瑞倒而北洋派笼罩全局之人物，直无第二人，不可谓非政治上一大变局也。”“自中枢无主，各省分裂之势益著。”“矧复收入机关，概在军人之手，中央政府欲求点缀门面之资而不可得，斯又十五年未见之奇观，不可谓非政界之一大变化也。”(68)在军阀割据的地区内，几经反复争夺，主要分裂成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个集团，各据一方，各有盘算，相互疑忌很深，谁也指挥不了谁，谁也顾不上谁，甚至等着看别人笑话，准备从中取利。
北伐军正面的对手吴佩孚本是北洋正统人物，但他的主力已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解体，留下的只是重新凑合的残部二十多万人，是这三个集团中最弱的一个。他本人当北伐战争开始时又正在北方同张作霖合作进攻已从京津退据南口的冯玉祥部国民军，不把北伐军放在眼里，并没有用全力对付。这使北伐军一开始就进展顺利，造成先声夺人的局面。
孙传芳雄踞富饶的东南五省，总兵力在二十万人以上，有较强的战斗力，野心勃勃，但这个集团刚刚形成，包括很多不同的地方势力，人各一心，都在准备窥伺风向而动，内部很不巩固。孙传芳却没有自知之明，以为此时正是他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他的兵力处在吴佩孚集团的东侧，即与同广东、湖南相接壤的地区，但北伐军同吴部作战时，他却坐山观虎斗，并不出手援吴。吴佩孚在两湖危急时，每天用急电催促孙传芳出兵相助。“可是在此关键时刻，那位坐镇东南的孙联帅，时（与）遗老名流为文酒之会，大有轻裘缓带之风。有人问道：‘北伐军已经打到湖南，吴玉帅深感燃眉之急，我帅何以自处？’孙淡然一笑说：‘党军负嵎两广，正如麻绳子扭做一团，刀砍不入，火烧不断，如今他们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来，就成了一根长绳子，用剪刀一剪就可以剪断，我们岂不省力得多。’接下来，北伐军又已进入鄂南，他的部下不免窃窃私议：‘直系两帅唇齿相依，我们如坐视不救，恐将同归于尽。’孙又嗤之以鼻说：‘傻瓜，吴玉帅驻节两湖，咱们不能开军队把它赶走，如今他要同党军硬拼，正如两虎相斗，不久两湖地盘也是咱们的了。’”(69)
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是三个集团中兵力最强大的一个，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兵员已增至三十六万多人。(70)武器也比较精良。但它地处东北和华北的京、津、直隶、山东，同北伐军中间隔着吴、孙两大集团，而吴、孙都不愿奉军南下，怕它乘此夺去自己的地盘。至于盘踞山西已十五年的地方军阀阎锡山更是一向抱着冷眼旁观、伺机而动的态度。
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同以往袁世凯、段祺瑞和曹、吴当政时大为不同，北伐军最初兵锋所指只是吴佩孚集团一路，正便于实行各个击破。
第三，在南方，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后，高举“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旗，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被全国进步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南下广东投军。经过两次东征和广西来归，已经形成相对巩固的两广革命根据地。他们又得到苏联在军械和经费上的很大支援，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从苏联运来的武器就有步枪一万五千支，子弹两千万发，还有机枪、大炮、手榴弹等，总值三十九万八千八百二十四卢布，(71)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广州政府的力量。
一方面，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另一方面，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又已具有兴师北伐的实力，并得到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样，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出师北伐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北伐战争的开始，以湖南政局的剧变为契机。
湖南原在标榜“联省自治”的地方军阀赵恒惕控制下。他部下实力最雄厚的是驻防湘南、拥兵五万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部。(72)唐同南方已有联系，一九二六年三月挤走赵恒惕，到长沙就任代理省长。一向支持赵恒惕的吴佩孚在四月间派兵从湖北南下，唐生智被迫在五月一日退出长沙，正式投入广州革命政府，不久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叶挺独立团）、第七军（李宗仁部）先后进入湖南，同唐部会合。北伐军发起攻击，势如破竹，七月九日已达到湘乡，十一日占领长沙。
广州国民政府在六月五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一天，作为北伐军先锋队的叶挺独立团已克复湖南攸县。(73)七月一日，蒋介石下北伐部队动员令。九日，也就是北伐军克复长沙前两天，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休整了一个月。八月十二日，蒋介石到长沙。十四日，下总攻击令，向湖北推进。
北洋军阀本来以为这次仍同以前广东政府几次北伐那样，只是粤湘边境规模不大的拉锯战。这时，吴佩孚才发觉情况不妙，匆忙率刘玉春等两个师从北方赶回湖北，会合从湖南北撤的部队，在粤汉铁路线上的要隘汀泗桥布防。二十六日，双方展开激战。“此地素有天险之称，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高山耸立，仅西南有一线铁路可以通行，实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打不下汀泗桥，即无法进攻武汉。”(74)北伐军以第四军为进攻主力，有万余人。吴佩孚部有董政国、宋大霈等师约两万人。第二天上午，北伐军攻克了天险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进占咸宁。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具体指挥这场战役的张发奎回忆道：“汀泗桥对任何由南向北攻击的军队来说都是难以攻陷的。在一九二一年湘鄂军阀内讧时，（赵恒惕率领的）湘军终以天堑不能飞渡，损兵折将退回湖南。毫无疑问，汀泗桥战斗是北伐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吴佩孚守汀泗桥的精锐部队中，三个团长战死，卅九个连长死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设若我们拿不下汀泗桥，吴佩孚就会避免失败的命运。这场战役理应名垂青史。”(75)
北伐军第四军同第七军会合后，继续北上，进攻贺胜桥。吴佩孚虽曾威名赫赫，此时却已今非昔比。著名记者陶菊隐写道：“这次吴手下都是些杂牌队伍，能打不能打是一问题，愿打不愿打又是一问题，后方乌烟瘴气尤非往日可比。”汀泗桥失守的同一天，“吴一面电调京汉线各军星夜驰援，一面亲率刘玉春的卫队旅于二十七日赴前线督战，又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把守各要口，遇有退缩官兵，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砍杀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更无其数。”但是，“援军迟迟其行，海军不及调度，革命军再来一次比前更猛烈的扩大攻势”。吴佩孚的阵脚已无法稳住。“起初有大刀督战队，继而又有机关枪督战队出现。无如溃兵越到越多，越退越勇，正应着‘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一句老话。其时汀泗桥已不守，所谓前线距吴的司令部仅有三五十里之遥，溃兵竟向吴的火车开起枪来，击死副官一人，伤卫队二人。”(76)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三十日决定退守武汉。他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刘佐龙为湖北省长兼汉阳防守司令，自己不久后退往河南郑州。两湖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已成定局。北伐军出师不久，便已先声夺人。
这时，蒋介石赶到前线，亲自指挥第一军第二师和第四、七军进攻武昌，迟迟没有进展；唐生智部第八军渡过长江，进攻汉阳、汉口。九月六日，第八军在刘佐龙投降北伐军的情况下占领汉阳，控制极为重要的汉阳兵工厂。第二天，又占领汉口。武昌在刘玉春死守下，到十月十日才被北伐军攻克。
孙传芳当北伐军向湖北进攻时，认为他摘取果实的时机已到，陆续调五个师八个旅约十多万人进入江西，对外仍称只是防御性质。蒋介石在两湖战役中没有大的作为，还受到唐生智轻视，十分懊丧，就放下武昌，自己转向江西。九月五日，北伐军开始对江西发动进攻，一度突袭南昌成功，但在孙军优势兵力反击下又被迫退出，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受到严重损失。蒋介石只得将战斗力强的第四军和第七军调入江西，在九月三十日全歼孙部精锐谢鸿勋师。十一月九日，北伐军再克南昌，打开了进军长江下游的大门。
北伐军留守广东、福建边界的部队，由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指挥，也得到孙部福建地方军阀投诚，在十二月三日克复福州。
当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拿湖南来说，据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
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沄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黄陂县有农民千余，从吴佩孚溃军处获大帮枪械，送交革命军。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复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77)
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不久也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运动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人。”(78)
为什么农民如此踊跃地支持北伐战争？《向导》刊载的一篇长沙通信分析了四个原因：“A.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B.对北兵叶军（引者注：指赵恒惕旧部叶开鑫的军队）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C.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D.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支，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79)这四条原因分析得都是对的。还有一点也应该提到，就是北伐军对军阀部队迅速地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并对农民的活动采取热情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也为农民壮了胆，减除了许多顾虑。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各地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原来十分散漫的农民被组织起来。还是以湖南为例，这年九月，各县农民协会已纷纷成立或筹备成立；到十一月，全省七十五个县中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三十六个，已有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十八个。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局势发展之快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所写的长沙通信中描述道：
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上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有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
农民既已有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他们主要攻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农村各种宗法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80)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在以往中国农村中，还不曾见过规模如此之大、行动如此激烈的大变动。它大抵是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强有力推动下主动起来争取自身权益时发生的。
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当时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李维汉回忆道：“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81)
为什么湖南农民运动会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过激的行动？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可以说，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是湖南农民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心中郁积起来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大爆发。如果没有这种深层背景，任何人或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在农村中制造出这样一场大风暴。运动中的某些偏差自然无须讳言，那是这场革命风暴猛然展开中出现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处于极端兴奋状态中的自发行动。
当时《湖南民报》有篇论说写道：“农民已经取得自由，若要不发生纠纷，除非剥夺其自由，任他永远压在地狱。”论说批判有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指责说：“土豪劣绅屠杀农民，一次至数十百人，他们熟视无睹。一闻农民逮捕个把绅士，拿起短棍梭标游行，就伸着舌头：‘危险咧’。农民反抗事件与所受压迫事件，虽不过几分之几，而已震惊殊俗了。”(82)
一些国民党要人当时也有类似分析。孙科就说：“现在一般的民众，以至党内的同志，却都有不少是怀疑农民运动的人。他们摭拾一两件农民运动初期的病态的幼稚举动，便想（把）本党的农民运动根本抹煞。”“革命以（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潍（为）任何个人的意思，乃是因为当时的民生实在受着重大的压迫。中国现在的农民，一方面既受土豪劣绅残酷的剥削，一方面又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的压迫。他们终岁勤苦，不特不能得着丰衣足食，简直是要过一种非人的劣陋的生活。他们一遇饥荒还常常要卖儿鬻女。所谓新文化、新教育，他们都完全没有享受的机会。爽快说句，中国的农民实在都有革命的要求，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抹煞的事实。那末我们在今日唤起农民去参加革命，还有什么可疑惑之点呢？”(83)
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在发动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中确实起着主导作用。但党员人数太少。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湘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农运有工作者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约三十万至四十万；同志不甚多，大概不出七百人”(84)。中共湖南区委在一九二七年二月的一个内部通告中写道：“我们的农民同志（引者注：指农民党员）据一月份统计，仅一千七百余人，湖南现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已二百万，在农协旗帜下起来了的已千县（余）人，这样比较，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样去领导呢？”(85)这点力量，难以完全左右运动如何发展。何况，那样少的党员大多还是刚入党不久、政治上比较幼稚的新党员。党员的活动大多停留在县一级，一般还不曾深入到乡和村。农民的行动有着很大的自发性。
除湖南以外，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到十一月间已有二十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十月间也达到五万多人，农民运动都已蓬勃发展起来。
在城市中，特别是克复武汉后，工人运动也很快兴起。一九二六年十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代表八十多个工会组织和十多万工会会员。一九二七年一月，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用刺刀向庆祝北伐胜利的人群乱刺，杀死一人，伤三十多人。正在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通电全国，要求收回汉口英租界，还协同各界人民在汉口举行三十多万市民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在武汉政府支持下，收回了汉口英租界，不久又收回九江英租界。二月间，武汉的工会会员已达到三十万人，组织起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武汉、长沙、九江等城市的工人还相继开展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反对封建把头等斗争。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但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出现过一些过火的行动。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如果只有五卅运动，而没有北伐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工农运动高涨，还不足以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它的影响十分深远。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倒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86)
蒋介石是个要把一切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容不得任何异己力量而又富有权谋的人。当自己实力不足的时候，他可以隐忍不发，以便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在他从广州出发北上的前一天，对留守后方的将领谈话中甚至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们应该向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静江……另一个是鲍罗廷，是总理推荐给我们的，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87)可是，一旦认为时机成熟，他立刻会翻过脸来，采取令人吃惊的断然行动。
中山舰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任国民革命总司令以后，他已把南方的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88)蒋介石独断专行的种种表现，使他同各方面的矛盾很快激化，包括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内的其他政治势力。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后，接连两次没有料想到的打击使它不再把蒋介石看作可靠的左派，但仍把他称为“中派”，力争同他继续合作，只是把西山会议派等看作国民党内的右派，认为：“我们要联合左派并中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89)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声誉和影响日益扩大。苏联和共产国际更加把他看作能够打击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重要力量，竭力要把他拉住。九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在报告中说：“从主观上看，蒋介石还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打击过右派，他需要我们，是可以同他一起工作的。”“蒋介石也不可能激烈反对左派，因为他在前线的处境迫使他寻求支持。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他也不会来进攻。”会议的决议写道：“我们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在国民党十月全会上要向左派和蒋介石表明，我们确实真的希望他们进行合作。”(90)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七号》，谈到当时正在广东出现的欢迎被看作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从欧洲归国的活动时说：“迎汪绝不是就要倒蒋，在现时内外情势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险的：一动摇了北伐的局面，二继蒋之军事首领不见比蒋好。我们向蒋诚恳的表示，汪回后我们决无报复行为，决不推翻整理党务案。”“如果蒋能执行左派政纲成为左派，我们亦可不坚持要汪回来。”(91)
当时，国民党内不少政治势力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在明显发展，甚至表现得比共产党更为激烈。国民党内的真正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的不满不用说了。就是其他不少人的眼中，蒋介石在国民党领导集团内本属后进，北伐开始时还只有三十九岁，一旦大权在握，便独断专行，不把别人放在眼下，也不把国民党中央放在眼里，自然引起他们中很多人的不满和愤慨，从而提出“提高党权和集中党权”的问题。他们强调：“一切权力属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个标语，表现党的意志与执行党的意志的最高机关是中央执行委员会。除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决不可有第二个最高指导机关。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有第二个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权力相等以至于权力冲突的机关，那便是党的莫大之危险。”(92)孙科的几次讲演说得更明白：
现在党的问题，就是革命工作的领导问题。这个领导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革命是否以党去领导呢？抑或以个人去领导呢？革命的权力是否要集中于党，抑或要集中于一两个首领身上呢？如果革命势力是统一集中于党的，那末这个党才是民众的党，才是代表民众势力的党。如果是集中于个人的，那末，这个党便马上变成了军阀的党、个人独裁的党、封建势力的党了！(93)
自从去年三月二十以后，军事委员会已是无形取消，军事的最高机关已移到总司令部。实在总司令部乃是作战时的组织，其唯一职责只在指挥作战，集中武装的力量去打倒敌人。至于军长之委任、军饷之支配、军事机关之组织，应该由军事委员会负责。但因军事委员会既经无形取消，所有一切军事都由总司令个人负责。总司令的权力便变成其大无限，甚至党也要服从总司令，总司令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总司令所委的军长，也没有报告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在这回（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究竟委了多少军长，委了何人做军长，每个月所用的一千几百万的军费是怎样支配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不知道，只有总司令知道了。这种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从错误的思想上来的。从什么地方可以见得呢？比方蒋介石同志说我是革命的，反对我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无异是说我是党，我是国，反对我的就是叛党叛国，大逆不道了，这就是思想上的莫大错误。(94)
还有一个情况：北伐开始时，前敌总指挥是唐生智。他的部队是湘军，在湖南北上时迅速扩军，进入湖北后又先渡过长江占领汉阳，拿下汉阳兵工厂，有人又有枪，第八军一下扩充成三个军，两湖地区主要控制在他的手里。他同蒋介石素无渊源，又认为“蒋私心很重”，“对蒋不满”。(95)蒋介石亲自指挥进攻武昌迟迟不下，更遭轻视。蒋在九月初转向江西作战，既为了替进军江浙打开通道，也因为在两湖地区难以立足。他在九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今竟处于四面楚歌、前后夹攻之境，耻辱悲怜、痛苦抑郁之情未有甚于此者也。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也。如此奇辱，岂能忘乎。”八日写道：“接孟潇总指挥（引者注：即唐生智）函，其意不愿意余在武昌，甚明也。”十四日又写道：“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96)
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对以后的宁汉分裂都起着作用。一度反蒋的武汉政府成员中，不少便是这些对蒋怀有种种不满的国民党人士。
蒋介石公开反共和进行分裂活动是必然趋势，但他需要选择时机。这个时机，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开始到来。那以前，他进入江西之初，进展并不顺利，南昌得而复失。“孙传芳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财丰，弹械充足，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无不及。”(97)北伐军能不能打败孙传芳最初并无把握。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敢轻易地发动公开的分裂活动。经过北伐军两个月的苦战，特别是调第七军和第四军增援后，孙传芳部死伤及被俘六万多人，主力损折殆尽，失去斗志。十一月八日，北伐军攻克南昌。这下，蒋介石在江西站住了脚跟，东南半壁胜败的大局已定。他的态度便一天天强硬起来。本来，他主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从广州迁至武汉。第一批成员、国民政府部长陈友仁、孙科、徐谦、宋子文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已到武汉。这时蒋觉得武汉并不在他控制之下，迁都武汉对他不利，又改变态度，反对迁鄂。当第二批北迁人员张静江、谭延闿等十二月间从广州经南昌、准备前往武汉时，蒋突然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发表通告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后到三月初方才放行。这就使武汉和南昌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俨然形成两个中心。
日本这时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拉拢。他们的态度同英美有所不同。英美在长江流域有着巨大权益，对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十分恐惧，倾向用武力手段对付。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借故用大炮猛轰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一千多人。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陆续增加到六十三艘。在上海租界内集结的英国等军队增加到两万多人，公然进行武力威胁。日本却倾向从内部分化。“币原外相根据派至武汉的（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的报告，得知革命军内部蒋派和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他考虑的方策是，拉拢反共主义者蒋介石，使蒋压制共产派，统一国民革命。因此，币原制止了英国的强硬态度，反对发出限期通牒，以免把蒋介石逼入绝境。”(98)
蒋介石这时正在“觅寻外力支持，日本为其主要目标。一九二七年一月，由通晓日本情形、与蒋私谊至笃的黄郛、戴传贤分别进行。黄郛代蒋向汉口日本总领事致意，盼彼此避免冲突，戴传贤在东京盘桓月余，屡晤外务省官员，使命似尤重要”(99)。一月末，日方派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到牯岭去见蒋介石。蒋向他明白表示：他本人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约。他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保护。二月初，日本军部派来的铃木贞一，到九江会晤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我到南京就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100)这使日本当局作出判断：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使蒋介石感到有把握取得外国列强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他是难以很快下决心同中共和武汉方面实行破裂的。
这时，一批同蒋介石有关系的北方官僚政客联袂南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的盟兄、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黄郛（膺白）。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两次去信邀他南下。黄郛到江西后，据他的妻子沈亦云说：“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蒋先生处。”(101)各方面许多关系，都是黄郛帮助蒋介石建立起来的：外交上，由他同熟识的佐分利贞男多次深谈，铃木贞一也是经他介绍同蒋介石相见的；军事上，他建议蒋介石在北方要同冯玉祥、阎锡山合作，形成中心力量，而他同冯、阎两人都有一定的历史关系；财政上，他南下时在上海商得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答应给蒋透支一百万元。这件事很重要，表明了上海金融界支持蒋介石的态度。本来，蒋在军事上虽取得发展，但他自陈：“办事困苦莫甚至于经济相逼也。”(102)张公权以后给沈亦云的信中也写道：
国民革命军由
北进军中，膺白先生居上海，中行总处亦迁上海，先生时与我商讨如何帮助北伐军饷糈。及国民政府（引者注：指南京政府）成立后，又不断与我讨论如何由中国银行联合金融界帮助国府财政。所幸当时金融界久已同情国民革命，吾以膺白先生之意达于同业，均表示竭诚拥护。故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之财政得免于匮乏，膺白先生从旁诱掖之功，不可没焉。(103)
蒋介石原来的嫡系军队只有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左派还有相当力量。这时，北洋军阀部队，特别是一批地方军阀纷纷投到蒋的旗下，使蒋的实力迅速膨胀。如湖南赵恒惕的第一师贺耀组、第三师叶开鑫部投蒋，贺部后组成第四十军，成为驻守南京的主要兵力，叶部后改编为第四十四军；浙军第二师周凤岐部投蒋后，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后来成为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福建曹万顺旅改编为第十七军，后来演变成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八军；苏军第六师陈调元部改编为第三十七军；皖军第三混成旅王普部改编为第二十七军；赣军第四师赖世璜部改编为第十四军；浙军第一师陈仪部改编为第十九军等。北伐军的组织成分已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指挥下的部队大部分已是投向他旗下的原军阀部队。
连陈诚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正当宁沪底定之际，社会上即盛传‘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一种流言，能说这完全是不值一顾的诽谤吗？”(104)
联合战线已面对随时可能破裂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民党问题，特别是江西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关系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会议根据陈独秀所作政治报告通过决议，认为：
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105)
事实上，它对防止“军事政权”的“日渐向右”完全无能为力，也没有什么实在的应对措施，剩下的就只有竭力阻止“民众运动”的“日渐向左”，一味压制工农运动，以免引起“军事政权”的“恐怖”。陈独秀还找中共湘区委员长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但这些丝毫也没有能阻止“军事政权”的“日渐向右”。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掌握着军队和政权，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只有工农群众。尽管在工农运动中确有一些过激的行动，但从中央特别会议和陈独秀谈话来看，那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指导思想，倒是它要力图阻止的。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危急的生死关头，如果离开把工农群众有力地发动并组织起来，形成一股使别人不能轻视的力量，不但无法有力地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变，连中间派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无异在严重危险面前自行解除武装，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
蒋介石倒是胸有成竹，并且有决心的。其实，他当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和巩固。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第二、三、六、八和第四军的一半都听命于武汉政府，第四军的另一半和第五军在广东，直接听蒋指挥的原北伐军只有第一、七两军，而这两军间还有不少矛盾。蒋介石对政变的成功并没有完全的把握，但他敢于像赌徒那样孤注一掷地冒险，一到关键时刻便毫不留情地下手，从而取得了主动权和优势。
江西底定后，蒋介石的目光就集中注视着江浙地区。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富庶地区。蒋介石同这个地区的资本家和帮会势力一向有着联系。在他看来，一旦掌握了这个地区，就可以无所顾忌地采取断然行动。他指挥的军队从江西、福建分两路进入浙江后，得到浙军陈仪、周凤岐两师的响应，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八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控制了浙江，使蒋介石认定时机已到。二十一日，他在南昌总部的演讲中先说：“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扶助共产党的！”接着话锋一转，就说：“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够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106)这已发出了明白的行动信号！
三月四日，孙传芳部的安徽省长陈调元和芜湖镇守使王普公开宣布倒向北伐军，安徽落入北伐军手中，通向南京的大门已经打开。蒋介石的胆更壮了。六日，他便动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指使当地驻军诱杀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日至十七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由谭延闿主持在武汉举行。由于不少国民党要人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也十分不满，全会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不设主席。全会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中说：“我们要把一切行政立法权集中在国民政府的手里。国民政府一定可以实行民主主义，防止个人专政或一部分人专政的倾向。”“我们同时要反对那些缓和民众运动的主张，我们要使民众运动充量的、普遍的发展。”全会通过的《对全体党员训令》中强调：“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107)但这些空话丝毫不能约束蒋介石的行动。三月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到九江，指使暴徒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打死四人，打伤六人。接着，他乘军舰沿长江东下安庆。二十三日，暴徒又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蒋介石的公开政变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国的工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上海，是蒋介石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一个发展得极快的城市。法国学者白吉尔写道：“在上海，若将各个区的人口加在一起计算，那么它在一九一〇年有一百三十万人口，至一九二七年就翻了一番，达到二百六十万。其中移民占了百分之七十二到八十三。上海行政区内的商业区和工业区也在扩大，它北向闸北发展，东越过黄浦江，向浦东扩充，南穿过古城，向南市发展。”(108)这里最繁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号称“国中之国”，由租界当局管辖着，还有外国列强的驻军。中国人管辖的只是它周围的闸北、南市等地区。
孙传芳在江西失败后，自知已没有力量同北伐军对抗，便亲自秘密北上，向张作霖乞援。张作霖这时已成北洋军阀中唯一雄厚力量，随即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自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张宗昌为副司令。他派遣张学良、韩麟春率部南下河南，逐走吴佩孚；派遣张宗昌部直鲁联军到南京、上海一带代替孙传芳接防。在上海，“学生和罢工工人在街头散发传单，一被捕就当场砍头和枪决”。“罢工领袖被外国巡捕逮捕便移交中国地界处决。在租界和中国地界一样，警察队伍搜查行人和店铺，竟在街道上产生这样一种恐怖的空气，以致多数店铺，尤其是闸北和南市的店铺都停市了。”“大刀队将牺牲者的头斩断之后，他们便把这些死人头挂在电杆柱上示众，或者放在大盘上游街。这种惨象穿过热闹的通衢大道，结果产生一种真实的恐怖景象。因为牺牲者连审判的外表程序也不准经受的。处决发生于人烟最稠密之区。”(109)
上海工人曾发动两次武装起义，都因条件不成熟和准备不充分而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时，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罢工工人达到八十万人），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参加行动的工人纠察队有五千多人，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战斗最激烈的是火车站附近的闸北地区。直鲁联军军心不稳，准备北撤。工人纠察队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缴获的步枪达三千多支，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
当工人起义时，已到上海南郊龙华的北伐军却故意顿兵不进，坐山观虎斗。等战斗结束后，才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下进驻上海，并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迅速抢占到手，总指挥部就设在兵工厂内。三天后，也就是二十四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从安徽东进，占领南京。“鲁军阵线冲破，全军溃退，由南门入城，沿途鸣枪，大肆焚劫。”“鲁军抢劫后纷纷渡江。党军于当天下午始到达。”(110)蒋介石也对记者说：“彼有丰富之证据，证明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并非国民军士兵，实为着国民军制服制帽之北兵所为。”(111)当晚，游弋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突然向南京市区开炮数十发，死伤中国官兵平民三十多人。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但蒋介石更关心的仍是上海。他在三月二十六日从安徽乘军舰经南京，“没上岸，只和程潜讲了一些话就到上海来”(112)。赶到上海。当天上午，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同天傍晚，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提出：“蒋来别有用心，我们应当有明确观念”。“重要的为工人与纠察队问题，这次工人大流血大牺牲夺取许多枪械为自己解放的保障。上海工人有力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同时CP（引者注：即共产党）也跟随有力。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已经多少看到问题所在，但缺乏经验的共产党人仍不清楚怎样才能做到“维持工人武装”。二十八日，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又接到陈独秀的信，大意是：“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113)这分明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在关键时刻的这种摇摆和退缩，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
蒋介石一到上海，最看重的果然是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问题。工人纠察队总数共两千七百人，分驻闸北、南市、吴淞、浦东四处。上海总工会在四月十五日所写的一份材料中说：“当蒋介石初抵上海时，帝国主义者即问蒋能否镇压上海工人之行动，蒋不惟无一言反对，反以外人说话为口实，要上海总工会解除纠察队武装，以除去外人之误会。后又要求纠察队归其指挥调度，均经总工会说明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卫组织。蒋虽然无词，但仍表示对工人武装持怀疑态度。”(114)三月三十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南市、浦东分别举行兵工联欢会。
蒋介石是很重权谋的。他在政变部署完成之前，并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那时，北伐军在上海的，先是刘峙率领的第一军第二师，后调来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十六军政治部发表通告。这份在他们动手大屠杀前十来天所发布的通告一开始就说：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革命军人所以能和你们在这里举行革命兵工联欢大会的，完全因为你们能以实力帮助我们，使我们共同杀退了直鲁军阀。我们应该诚恳地感激你们，同时更加相信你们的确是革命中的生力军。……同时更希望工友们武装起来，以武力继续帮助我们，使我们共同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打倒国内的封建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115)
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也在讲演中表示：“我常说我们是为民众利益来打仗，民众自然是农工占大多数。虽没有提出很好听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到处帮助农民协会，保护工会，已为农工阶级工作不少。反动派造谣，实在可笑。”(116)
这些姿态，对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工人多少起了麻痹作用，没有意识到凶残的大屠杀转眼间便会到来。
四月一日，被看作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六日，离上海去武汉。离沪前一天，同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提到传闻“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时说：“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或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弟兄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117)
但在幕后，蒋介石的政变部署正加紧地进行。他在四月二日日记中写道：“讨论共产党事，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晚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武汉党部与政府。”(118)他在上海布置就绪后，就限令不完全听命于他的第二、六两军在四月六日前全部撤出南京，渡江北上。九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八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表反共的“救党护国”通电。同一天，蒋介石赶往南京，颁布战争戒严条件十二条，严禁集会、罢工、游行，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为淞沪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回忆道：“我派员与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黄金镛（荣）等密商，借得工会之符号、衣服，分给采取行动之人员化装成工人混入工厂，以便策应外面包围之部队。”(119)十日，江苏的中共领导人侯绍裘等十余人被捕杀害。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帮会首领杜月笙、张啸林等诱捕处死。周围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景象。
四月十一日深夜到十二日凌晨，蒋介石终于向上海工人纠察队下手了。他们采取的手法十分卑劣。先由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流氓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等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还击。这时，大批第二十六军的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第二十六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说那些人的枪械已缴，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这时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其他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
十二日清晨起，各厂工人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纷纷集会抗议。十三日上午十时，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二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十六军士兵突然奔出向徒手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在宝山路上的游行队伍扫射，前后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无法避让，当场被打死一百多人，伤者无数。第二天，上海知识界著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等七人写信给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愤怒地叙述了惨案经过，说：“此为昨日午后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要求严惩凶手，军队不得干涉集会游行。(120)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宝山路血案。
这一切，都是按蒋介石的预订计划和部署进行的。紧接着，他们便宣布“清党”，并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大规模地搜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两千多人。捕杀的手段极为残酷，并且到了不分青红皂白、滥捕滥杀的地步，到处沉浸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在上海主持捕杀的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自行另立国民政府，他自知资历和声望还不足以在党内服众，请出原来蛰居上海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任主席，同那时还保持着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峙。二十八日，李大钊等二十人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至此陡然逆转。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愤。中共中央在四月二十日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121)
正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事前全被撇开，闻讯后也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晚，在湖北省、市党部欢迎汪精卫到来的宴会上，孙科说：“今天上海消息，蒋已缴工人纠察队械，他的行径比孙传芳、张宗昌还要凶。”“我们今日若对蒋再不予以处分，则他仍要利用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来违法作恶。现在已经不是讲情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中央对蒋严厉处分，否则不但东南难保，即武汉革命势力，也有颠覆的危险。到今天，我们还是随蒋介石呢，还是随中央呢？换句话说，还是革命呢，还是反革命呢？总之，我们要以革命的奋斗精神，反抗帝国主义，镇压反动派，如此革命势力才能巩固，才能完成国民革命。”何香凝说：“廖（仲恺）先生在时常说，反农工即反革命。现在蒋介石居然反农工了，居然反革命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派。”(122)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谭延闿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开会，讨蒋问题大喧腾，吾无以名之，决议免职查办而散。”(123)十八日，由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惩治蒋介石的决定。
汪精卫四月十日到达武汉，立刻成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心人物。他在第二天就为《中央日报》写下三句当时很有名的话：“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登载在报纸的首页。还对记者说：“兄弟如果一天反革命了，希望诸君毫不容情的把兄弟打倒。”(124)在十三日的欢迎宴会上，他更发表了长篇讲话，痛斥蒋介石：
现在狐狸尾巴都显露出来了。反共产派所做的事，就是破坏党的统一，用大炮机关枪杀工人。
反共产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供献给军阀、帝国主义者了。国民革命的总司令现在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讨赤联军总司令是谁呢？就是张作霖。所以现在真正的革命分子，除了将反革命分子完全肃清，也再也没有第二条出路了。
革命运动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时期，我相信革命势力一定会联合起来，打倒这些工贼。即使到了最后一个同志，我们的革命运动也必得到最后的胜利。(125)
汪精卫和武汉政府的这些表现，确实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也好，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也好，都对它寄以很大希望。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原来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和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此后的国民党应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自然是汪精卫。以前不惜对蒋介石作出种种让步来拉住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就要不惜对汪精卫作出种种让步来拉住小资产阶级，避免无产阶级的孤立和国民革命的失败。这种分析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武汉政府的成分十分复杂，许多人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很不可靠的。
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管辖的范围大体上是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放在武汉方面面前的行动可以作三种选择：一是东征，讨伐蒋介石；二是继续北伐，进入河南，同已经南下控制河南的奉军精锐作战；三是就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采取哪一种方案？这在中共中央内部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人员中也引起激烈的争论，最后采择的是继续北伐、全力同奉军作战这个其实最不利的方案。四月十八日，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唐生智、邓演达等开会，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参加，“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126)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对汪精卫主持下的武汉政府来说是很自然的，而对共产党来说，同斯大林的态度直接有关。斯大林在五月十三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中说道：
武汉政府对奉军进攻，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奉军向武汉进发，要肃清武汉，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因为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在目前对于武汉来说又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
夺取上海还要经过战斗，这场战斗不会像现在夺取郑州等地的战斗一样。不，在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上海是世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重要利益的交又点，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127)
对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倒不曾反对，还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共产国际提出一个前提，必须巩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就是说要经过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同意后才能进行，这个代表就是指汪精卫这些人，而汪精卫等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结果，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的土地委员会尽管讨论了许多次，毛泽东和邓演达（国民党左派）等虽然在委员会中提出了不少积极意见，还起草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等文件，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五月九日讨论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都不举手，事情便这样不了了之地搁置起来。
继续北伐，是在四月十九日誓师出发的，唐生智部主力和张发奎率领的原第四军扩编的两个军都北上了。中国共产党在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七日举行由陈独秀主持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开幕的日子是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半个月，各地代表到武汉来，心里最焦虑、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四一二政变后党怎么办？共产党面对的是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可是，五大却在那里海阔天空地大谈什么“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这些话不一定不对，在理论上还有些意义，但在生死关头，这些就成了空话。大会对当前形势应该怎样分析，究竟采取什么对策，都没有作出具体有力的回答，也就不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只能坐视整个局势越来越恶化。
蒋介石对武汉从经济上进行了全面的封锁和破坏。这是很厉害的一着。武汉政府失掉了江浙、广东这两个最大的财政来源，长江和粤汉铁路又都被切断，使武汉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几乎断绝。财政极端困难。湖北每月税收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湖南为五分之一，江西为二分之一，武汉政府每月的收入不到二百万元，支出却达一千七百万元，被迫大量发行纸币。加上长江下游被南京政府封锁，货运阻塞，物资极端缺乏。四月底，汉口米店的存米只有七千担，只够维持十天。于是，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资金外流，工厂、商店大批倒闭。武汉失业工人达十四万一千多人，其中码头工人失业的近四万人。(128)人心严重动荡。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策动原驻鄂西的夏斗寅师叛变，乘武汉部队主力在河南作战的机会，从五月十六日起进攻武汉，被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打败。接着，驻在长沙的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在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在长沙突然发动政变。他们用军队捣毁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等，杀死二十人左右，并将农工纠察队全部缴械。因为二十一日的电报代码是“马”，人们通常把它称为马日事变。本来，共产党在湖南有相当的力量，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都有武装队伍，而前来进攻的许部军队力量有限，但他们对原来的“盟友”竟会发动突然袭击并没有应对准备。许克祥对他们这样描写：“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竟毫无所知，迄至我军向他们进攻，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措手不及。”(129)李立三在两年多后评论说：“这是因为许克祥是坚决的进攻，而党是很动摇，反革命势力坚决，革命力量动摇，自然是反革命胜利。”(130)事变后，许克祥等接着成立“湖南救党委员会”，拒绝武汉政府派去查办的特别委员会前往长沙，并在湖南各地同地方团防局的势力联合起来，对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制造一起又一起血案。这样，武汉已处在风声鹤唳的情况下。
从武汉出发的北伐军进入河南后，同南下的奉军精锐苦战，作出了巨大牺牲。北伐军不过六万人，步枪四万五千支。奉军在郑州以南就有七八万人，还有大炮、坦克。共产党员最多的张发奎部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在临颍战役中伤亡达三千人，包括优秀共产党员蒋先云等，但仍取得胜利。
张发奎回忆道：“在第二次北伐中，农民协会对北伐军帮助很大，农民群众为我们担任侦察、运输、通讯等工作。也有过几次，有人拒绝同北伐军合作，河南的红枪会对我们不友好。可是，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群众向我们提供援助，这必须归功于我们的政工人员。我军每占领一地，有时在占领前，共产党就派人去整顿红枪会。那些未经整顿的红枪会，对我们有所阻挠。有时骚扰我们的后方，掠夺我们的武器。他们装备很差。总之，红枪会的成员，协助我军的多于妨碍我军的。”(131)
六月一日，北伐军同从潼关东出的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师。武汉政府原来很大程度上把希望寄托在同冯玉祥合作来打开局面，以为这样在力量上便可能超过蒋介石。十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在郑州同冯玉祥会谈。冯部刚从西北的甘肃、陕西一带贫穷地区出来，在这过程中又大大扩编，军费严重不足。一到郑州，冯玉祥立刻看出武汉方面处境窘困，而控制江浙的蒋介石的经济实力要大得多。他向武汉政府要求每月发给军饷三百万元，汪精卫口头答应给一百五十万元，实际上只能给六十万元。会后，唐生智、张发奎部从河南撤回，武汉政府将河南一切大权交给冯玉祥。（十八日，张作霖在北京改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随后“通电自认为孙中山老友，继其素志，讨伐赤化”。(132)）十九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又到徐州同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张静江等举行会议。冯提出经济问题，蒋介石立刻答应对冯部“每月发二百万元”，(133)并当即付银元五十万元。会议结束当天，冯致电武汉，要求把鲍罗廷调回苏联，并请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他对蒋介石说：“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134)这对武汉政府无疑是晴天霹雳。
这里需要谈一下中间派的问题。中国的政治状况，历来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派人数最多。但反过来讲，两头强、中间弱，两头通常是坚决的，而中间派往往摇摆不定。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革命运动高涨时左派就多，其实是很多中间派变成了“左派”；而革命形势低落时，右派就多，其实不少是中间派跟着右派走了。冯玉祥那时是中间派：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至八月在苏联访问，并得到苏联很多支援，他的部队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如刘伯坚、邓小平等。他对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是支持的，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民穷财尽，外受列强压迫，内受军阀蹂躏，此次本军出征，对外要取消不平等条约，还我自由，对内要扫除卖国军阀，重整山河。”但对共产党仍存有疑虑，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提倡共产者，要知共产学说，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决不适于我国国情，我国行之，徒招致破产之惨剧耳，有何可共之有耶？盖吾国贫苦极矣，除少数军阀官僚及买办阶级外，国内并无大资本家存在，抑将共谁之产耶。”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他看到武汉方面软弱，没有力量，又存在一些缺点；而蒋介石的实力大，出手阔绰，就往那边靠过去了。六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集合政治人员讲话，告以当认清主义，勿受共党所诱惑，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135)不久，他把军中的共产党员遣散。这是共产党和武汉方面原来没有料到的。
冯玉祥的转向，加速了汪精卫等武汉政府要人政治态度的变化。六月二十二日，汪精卫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还在说什么：“我们要生死在一起。我们的利害甘苦都是一个样。打倒东南，不是党派或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要向帝国主义进攻，实现非资本主义之国民革命。”(136)但武汉政府内部的反共空气实际上已日益高涨。二十八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再作重大让步，自动解散纠察队，交出武器，并且布告：“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137)但这样重大的让步并没有换来武汉政府反共活动的缓解。第二天，唐生智密电汪精卫、谭延闿称：“以党治国，国民政府且隶属于党，各省农工团体独不受各省党部之指挥监督而独树一帜”，“迨至焦头烂额，然后救弊补偏，固事倍而功半”，“惩前毖后，故宜改弦更张”(138)。七月十二日，汪精卫作了《主义与政策》的讲演，公开扬言：“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许。”(139)武汉局势的逆转已经明朗化了。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召开扩大会议，由谭延闿主持，汪精卫作报告。他拿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四十多天前给他看的电报，危言耸听地宣称：“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并且提出“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表决时，在出席会议的十二个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十人同意，获得通过。(140)这就是武汉的“分共”会议。
当天，“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在汉口作反共示威，占据汉口汉阳各工会，并搜捕吴玉章等”(141)。第二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布告：“近因农工运动，发生错误，有少数不良分子羼入其间，反蒋打倒土豪劣绅口号，屡发现危害良善及滥行逮捕情事，实与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命令大相违反，殊失本党提倡农工运动之主旨，自不能不亟于纠正，从严制止。”(142)二十六日，“武汉政治会议议决：一、凡列名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在党政各机关任职者，应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职；二、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期间，不得有妨害国民革命之行动；三、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违者以反党论”(143)。谁都清楚，下一步将要到来的是什么。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合作发动的大革命令人痛心地宣告失败。
在七月十五日“分共会议”的前一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出《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这位伟大女性以大无畏的气概，在《声明》中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写道：
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作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是改换政府而已。
她断然得出结论：
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144)
此时此刻毅然发表这样一篇旗帜鲜明的《宣言》，特别出自宋庆龄那样同国民党有特殊关系、享有巨大威望的人，实在使人肃然起敬。以后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宋庆龄当年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何等深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还不到两年半，到五卅运动时还不满四年，就是到大革命失败也只有六年。在大革命失败时，毛泽东不到三十四岁，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张太雷、李立三、刘少奇、赵世炎等都只有二十多岁。这样一个年轻的党，在成立后短时期内就能够推动起那么大的一场革命高潮，创造出这样一个局面，而且站在它的前列。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这个党内确实集中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明确政治纲领，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下层群众的工作。这两点，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政党能够做到。
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决定的因素是客观的力量对比。应该说，它的失败很难完全避免。第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资本主义正处在相对稳定时期，可以用不少力量来干预中国革命，而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还很有限。第二，从国内看，中国的旧社会势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政治经验丰富，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冲击就把它推倒。对它的斗争，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地发展力量，积累经验，使自身成熟起来。第三，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以前只搞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农民运动只是初步搞了一些，而对那些善用政治手段的官僚、政客、军阀作斗争几乎没有经验，在理论上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上也都准备不够，客观形势却迫使它立刻投入这样大的一场革命浪潮中去，火点起来了，却没有足够能力去驾驭这种局面，从而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当时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组织上要服从它，而共产国际离中国那么远，对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准确的了解，派来的代表又未必是第一流人才。他们在中国建党时和大革命初期有些意见是正确的，但后来有不少意见，特别是主张对蒋介石、汪精卫一再退让这个关键问题上的意见，是错误的。从这些因素来看，大革命失败是很难避免的。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怎样才能使这场革命不失败，而在于怎样在这场革命里使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在反动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尽可能有所准备，恰当应对，以便多保存下一点力量，为下一回合的斗争创造较好的态势，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当时工农运动在做法上并不是不存在“左”的幼稚的地方，但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来看，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右：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主要放在民众运动和一部分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没有掌握政权，也没有取得多少军队指挥权；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过于依赖国民党，先是相信蒋介石，后来又相信汪精卫，尽管也看到他们的一些问题，但总怕得罪他们，对他们一让再让，使对方看准了你的弱点，胆子越来越大，而自己的阵地一块块地丢失，又缺乏应变准备，等别人一翻脸、挥动屠刀镇压时，几乎全军覆没。这确是惨痛的教训。
从世界历史来看，曾有不少革命政党曾造成相当大的声势，但在敌人突然袭击和血腥镇压下，一下就垮了，甚至被消灭了，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也经历了十几年的低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是这样。经过这场大革命的洗礼，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它联系的工农群众已从沉睡中开始觉醒和行动起来，已有了一部分党所掌握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党积累起一批经过大风大浪锻炼、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骨干力量。所有这一切，使中国共产党虽受到很大打击，但没有从此停步，能继续把斗争坚持下去，而且还为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尽管这场大革命失败了，它所留下的火种任何人也无法扑灭，不久又从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焰。中华民族的历史随着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1)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第177页。
(2)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8月版，第134、135页。
(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17、118页。
(4) ［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1月版，第171、302页。
(5)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71页。
(6) 《张国淦文集》，第292页。
(7) 刘楚湘编：《癸亥政变纪略》，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00页。
(8) 王坦：《曹锟贿选总统前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770页。
(9)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下册，第773、774页。
(10) 《颜惠庆自传》，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版，第180页。
(11) 《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
(12)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93、394页。
(13)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9、170页。
(1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15)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76、77页。
(16)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44页。
(17)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92页。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6、147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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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26页。
(22)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90页。
(23) 《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日。
(24)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25) 《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改组史料》，（台北）《革命文献》第8辑，第31页。
(26) 居正：《本党改进大凡》，（台北）《革命文献》第8辑，第32页。
(27) ［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32、33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5月版，第500、501页。
(29)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第126页。
(30)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22页。
(31) 《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3、34页。
(32)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案》，《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33) 《李大钊文集》（4），第369、371页。
(3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3、54页。
(35)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第145页。
(36)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45页。
(37)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11、112页。
(38)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72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40)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42页。
(41)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639页。
(42) 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67页。
(43) 杨之华：《忆秋白》，见《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201页。
(44) 若飞：《在枪杀中国工人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上海市民之威吓》，《向导》第116期，1925年5月24日。
(45) 味辛：《追悼会上》，《民国日报》1925年6月26日，转引自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71页。
(46) 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0页。
(47) 陈复：《关于五卅惨案的一封信》，《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50—651页。
(48) 《邓中夏文集》，第613页。
(49)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42页。
(50) 邓颖超同作者的谈话记录，1989年4月25日。
(51) 《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968、969页。
(52) 陈云：《我的自传》，1940年7月10日。
(53) 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9月版，第153页。
(54) 蒋中正：《自反录》第1集，1931年5月编印，第222页。
(55) 《蒋介石言论集》第1集，中华书局1965年3月清样本，第311—313页。
(56) 《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第233页。
(57) 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3、8、10、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提供抄件。
(58)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113—115页。
(59) 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20日。
(6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06、307页。
(61) 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3页。
(62) 蒋中正：《自反录》第1集，第253页。
(63)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36、237页。
(64)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91页。
(6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453页。
(66)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2月版，第36、37页。
(6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273页。
(68) 《民国十五年之回顾》，《国闻周报》第3卷第50期，1926年12月26日。
(69)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7页。
(70)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25页。
(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00页。
(72) 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修订合编本）第3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02页。
(73)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4月版，第54页。
(74)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46页。
(75)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第103页。
(76) 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47—150页。
(77)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15、16页。
(78) 《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9日。
(79) 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第181期，1927年1月7日。
(80)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8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页。
(82) 觉斋：《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湖南民报》1927年3月15日。
(83) 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续），《湖南民报》1927年3月15日。
(84) 《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
(85) 《中共湖南区委通告——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1927年2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5—57页。
(8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50页。
(87) 《鲍罗廷同蒋介石的谈话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65页。
(88) 《中央局报告（九月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41页。
(89) 《中央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57页。
(9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00、503页。
(9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11、312页。
(92) 《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17页。
(93) 孙科：《我们为甚么要有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0日。
(94) 孙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经过》（续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6日。
(95) 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6辑，第83页。
(96) 蒋介石日记，1926年9月4、8、14日。
(97) 《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55页。
(98)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16页。
(9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53页。
(100) ［日］铃木贞一自述，见《土肥原贤二秘录》第196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292页。
(101)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255页。
(102)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4日。
(103) 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091页。
(104)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88页。
(105) 《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46页。
(106) 《蒋介石言论集》第4卷，第136、137页。
(107)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06、314页。
(108)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1、122页。
(109) ［美］伊罗生：《中国革命史》，向导书局1947年3月版，第151、152页。
(110) 《要闻》，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
(111) 《公论报载蒋总司令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29日。
(112)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5月版，第939页。
(113)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392、406、428页。
(114) 上海总工会：《四一二大屠杀纪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209页。
(115) 《闸北之联欢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31日。
(116) 《刘师长最近表示》，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1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594页。
(118)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日。
(119)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75页。
(120)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187、188页。
(1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9页。
(122) 《省市两党部昨晚欢宴汪精卫同志
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23) 谭延闿日记，复印件，1927年4月15日。
(124) 记者：《汪精卫先生与革命的民众》，《中央副刊》第20号，1927年4月12日。
(12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26) 谭延闿日记，复印件，1927年4月18日。
(127) 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4月版，第434页。
(128) 《武汉失业工友统计》，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129) 许克祥：《马日铲共真相》，《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00页。
(130)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54页。
(131) 张发奎：《蒋介石与我》，第130页。
(132)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221、222页。
(133)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21日。
(134) 《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第437页。
(135) 《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329、335、339页。
(136) 《汪精卫同志军事政治报告——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137) 《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9日。
(138) 《唐总指挥电陈整理农工运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139) 《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32页，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140)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油印件。
(14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231页。
(14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8期，1927年7月24日。
(143)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236页。
(144) 《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