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全四卷·增订版）
- 金冲及
- 25856字
- 2021-08-30 18:35:46
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
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这样快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酷的白色恐怖，并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没有在事先做好应对的准备。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昔日的盟友转眼间变成凶残的刽子手，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的达三十一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两万六千多人。党的组织只能秘密转入地下，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领敌人搜捕自己原来的同志。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各地的工会和农民协会遭到查禁或解散。相当多的中间派人士在白色恐怖下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党内思想一时异常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革命显然已进入低潮。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在这样沉重的打击下，面对着比自己力量大多少倍的敌人，大概已无法生存下去，再也翻不过身来。
在这样的生死关头，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是极不容易的。刚成立了六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正如毛泽东在十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一些坚定的、有骨气的革命者恰恰在这种极端危难的时刻义无反顾地参加到共产党的行列中来，如彭德怀、贺龙、徐特立等。许多工农群众重新集合在镰刀斧头的红旗下，凝聚成一股打不散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拿起武器，进行武装反抗；或者是迟疑犹豫，坐以待毙。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逆转到来前夕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断然决定三件大事：将党能够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时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新时期的新政策。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击，是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壮举。
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第二方面军有第四、十一、二十军和其他一些部队。叶挺担任着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扩编而成。贺龙担任着第二十军军长。七月间，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分驻江西九江至南昌一带。朱德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云集在这个地区的倾向革命的武装有两万人以上。武汉政府宣布“分共”后，已准备对这支部队下手。如果不当机立断，仅有的这一点革命武装必将被完全断送。
中共中央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时，指定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虽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已向周恩来表示过：“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2)八月一日凌晨，起义发动了，到天亮时已控制南昌。起义军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下一步怎样行动？中共中央早有决定：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起义军在酷暑中行军。途中，有在作战中损失的，有被亲国民党的军官拉走的，还有散失的。当进入广东并占领潮州、汕头时还有一万零七百人。南下过程中曾提出要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但由于军事倥偬，并没有来得及实施。这时，国民党调集重兵合围。起义军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经过苦战，最终失败了。但留下两支部队：一支到达广东陆丰，同当地农军会合，创建海陆丰根据地；另一支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赣粤边界，在第二年初发动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合。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恩来以后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李立三在起义两年后也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
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把它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那时候，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工农运动的基础比较好。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如果同湘鄂赣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以后的发展会更有利得多。
当时没有这样的思想也不奇怪。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在武装斗争方面原先参加过的只有广州东征和北伐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先前还不曾有过。人们总是容易根据自己原有的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通常总需要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才能把原来不清楚的事情逐渐认识清楚。
在遭受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内普遍要求清算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南昌起义后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在“绪言”中写道：
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由党自己无所忌讳、毫不含糊地批评并纠正所犯的错误，认真总结教训，更好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关系上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会议强调：“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他的力量与他的将来，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4)会上所作的批判有不尽恰当的地方，没有（当时也不可能）指出共产国际应负的主要责任，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对过去右倾错误鲜明有力的批判，要使党在紧急关头从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使原来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重新增加了凝聚力，踏上新的征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他说：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参加了在长沙市郊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上，他就两个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个是暴动问题，他说：“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另一个是土地问题，他说：“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6)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以后成为秋收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在大革命时期组织起来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工人武装。这几支武装的处境十分危险。在国民党当局加强镇压的紧急情况下，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否则就会被全部消灭。
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确定秋收暴动计划，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他们在起义初期的指导思想仍没有跳出旧的路子：虽然提出这次起义是“发展土地革命”，“主要战斗者是工农”，但具体目标并不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仍是要进攻并夺取湖南省会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九月八日，省委下达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第二天，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
但这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力量在各地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并且实行着残酷的白色恐怖。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很薄弱的力量又被分散使用，行动并不统一，内部的成分也很复杂，攻占长沙的计划是无法实现的。起义部队最初分路向长沙进攻，还期待得到长沙暴动的响应，但进攻中在平江、醴陵、浏阳等地先后遭到挫败，起义队伍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从原来的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多人。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湖南调查时，夏明翰告诉他：“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7)
毛泽东十分注重实际，善于从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他最初想的也是进攻长沙。当他发现原定计划无法实现时，立刻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果断地改变原有部署，转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行，到国民党当局控制力薄弱的乡村山区寻求立足点，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陆定一曾经指出：“革命从以城市为中心转到以乡村为中心，这在以往是没有前例的。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首都的暴动。只要在首都夺取了政权，就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否则，就是失败。而中国革命却不是这样，城市革命处于低潮时，可以到乡村去，继续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夺取全国政权。”(8)这是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作出转向乡村进军这样的决断需要很大勇气，因为这同中共中央原来的部署并不一致，起义队伍内部有争议，自己也没有经验。但它是正确的。对初创时期的弱小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足时同优势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特别是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也是在遭受严重挫折的实践中才能懂得的。当然，要自觉地认识“乡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还需要在此后的继续实践中才能真正懂得。
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因为国民党方面的湘军战斗力强，赣军战斗力弱，工农革命军便沿江西一侧前进。九月二十九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部队中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回来的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军队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把伤病员交给他们安置，另一方面又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9)这里多少已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步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联系。
毛泽东率领部队从三湾来到宁冈后，认为井冈山是落脚的理想场所，并同井冈山的地方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两部取得了联系，开始了准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在十二月中旬又领导了广州起义。
那时，张发奎在南昌起义后率余部南下，控制了广州。他的部队中有着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这个团的前身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倾向革命的青年。广州和它周围地区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高潮时有较好的基础。十一月间，张发奎同桂系的黄绍竑和驻在粤东的陈济棠之间，为了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发生战争。张部主力第四军调往西江同桂军作战。留在广州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只有教导团。但张对教导团已有怀疑。他自己说：“我们本有计划将教导团解散，这是叶剑英所知道的。”(10)局势紧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便在十二月十一日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第一天，由于出敌不意，发展比较顺利，当天就控制了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地区。当天深夜，起义军总指挥叶挺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反扑在第二天将达到高潮。他在会议上“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部队拉到海陆丰去”。这本来是避开优势敌人打击、到有利地区再图发展的正确主张。但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11)。叶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第二天在国民党军队全力反扑下，情况严重恶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不幸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核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也做得差。罗登贤在一个多月后举行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大家都存一个心理，以为暴动发动后，群众自然可以自动起来，因此有意无意中遂忽略了发动群众的工作。”(12)结果，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在第三天失败了。
广州起义是英勇的，最初也取得了成功。但实践又一次证明，在国民党当局拥有强大武力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企图坚守大城市，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
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些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到一九二八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领导发动了海陆丰、琼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鄂豫边、闽西等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就失败了，一部分坚持了下来。这些能坚持下来的地区，大多处在数省边界、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拿起武器，开展武装斗争？它本来并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在国民党大规模镇压和屠杀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反抗的。毛泽东后来多次同外国朋友谈起自己的亲身体会。他说：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13)
他又说：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14)
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15)
这就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
在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后，面对着和大革命时期很不相同的新局面，周围的环境变化得那样快，许多陌生的带根本性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新情况下，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没有改变？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是继续高涨，还是已进入低潮？党的总策略应该是什么？
情况错综复杂，许多问题在刚出现时还不那样清晰，留给人思考的时间又不多，要作出正确的回答实在很不容易。八七会议着重清算了党内的右倾错误，这是必要的，但没有同时注意防止“左”的错误。会后，“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很快发展起来，到这年十一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党内取得支配地位。
这种错误主张的主要代表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并得到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等的支持。对革命性质问题，他们把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看作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把汪精卫反共看作上层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认为现时的中国革命只能是“工农革命”。罗米那兹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速度都用一句话来概括，称作“无间断的革命”。瞿秋白这时写道：“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形势，瞿秋白先提出问题：“革命是低落吗？”然后回答道：“革命潮流的低落或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16)可以看出，瞿秋白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充满着自信。
中共中央在同月内接连发出第十五号和第十六号通告。这两个通告督责各地工农民众尽可能实行武装暴动；并且声言，如果认为不可“轻举妄动”，想多“保存着”党的组织，“那就又是机会主义毒发作，势必至于阻碍群众暴动的发展”(17)。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地方不顾当地的实际条件，强行发动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有的地方还盲目烧杀而严重脱离群众，使大革命失败后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那点革命力量遭受更多损失。这种错误在党内占支配地位的时间，前后共有半年。
失误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同当时问题的复杂性有关。
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曾一度因动摇而脱离革命，分化到反革命方面。“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不少人以为现时的中国革命已是“工农革命”，并把它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可是，革命性质只能由革命任务来决定。反帝反封建这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共产党仍要继续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中国革命不可能超越阶段而急转直下地立刻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
同样不错，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确实一个也没有解决，反动势力不可能建立起长期而稳定的统治，人民也不可能放弃斗争。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在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和它们间的结合暂时得到了加强，而革命势力却遭到严重削弱。从全国范围来看，革命潮流现时并不处在“一直高涨”之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党。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把斗争坚持了下来，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但他们缺乏处理如此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国民党屠杀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对一部分人动摇背叛行为的强烈憎恨，使他们很难保持冷静的心态，而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冲动，容易只看到（甚至夸大）事情有利的方面，而忽略（乃至无视）事情不利的方面，对情况作出错误的判断。此外，对相隔不久的大革命高潮中那些轰轰烈烈场面的回忆和怀念，也使他们中许多人不容易承认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冷酷现实，以为只要凭着满腔热情，不难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总觉得“现在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18)。李立三不久后说过：“革命遭受了失败，很多的工人遭受屠杀或失业，大多数的群众因疲倦而要休息，但一部分急进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上群众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的来源。”(19)李维汉也这样概括：“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20)这种盲动主义错误不能只用某一个人的失误来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
这种错误做法，由于严重脱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给人以惨痛的教训，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在实际工作中已不能不停止下来，但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仍存在着，需要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大中去解决。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六月十八日到七月十一日连续开了二十四天。由于国内环境险恶，这次大会是在苏联莫斯科开的。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主要是：第一，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问题在大会上没有发生严重的争论。第二，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这是会上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在会上作总结时说：“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被人打败了，现在还没有什么新的革命高涨。”“现在对于中国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不看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21)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写道：“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第三，对中国革命现时的任务和策略，《政治议决案》写道：“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22)
这样，不仅使党内存在过严重争论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得到了明确的解决，而且根据实际情况，把党的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到处组织暴动，转变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以争取群众作为首要任务。这也可以说是一次战略重点的转移。由于这些决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不只是哪一个人的主张，它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对统一全党思想、推进中国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主要是：第一，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也缺乏正确的估计。当然，这也有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后来说过：“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23)
怎样根据中国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没有现成的方案和经验可以照搬，只有在实践中经过艰苦的甚至反复的探索，才能逐步取得解决。其中，做得最成功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位于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和湖南酃县四县之交，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的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向山内，进可攻，退可守。陈伯钧回忆道：“敌人在山的周围转一圈要一个星期，我们只要一天时间，就能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打击敌军。”(24)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里确实是一个理想的落脚点。
井冈山原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两人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后，就上了山，落了脚。
在国共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井冈山那样的工农武装割据所以能站住脚跟，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有如前面所说，正在不断进行着彼此间你死我活的争夺战，使他们无力顾及当时还被他们轻视的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开始就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在毛泽东写了这篇文字以后，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之间的分裂和战争不但继续着，而且一步步发展到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那样规模空前的内战。这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无疑十分有利。当然，只有这个外部条件是远远不够的。毛泽东接着写道：“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25)因此，毛泽东上井冈山后，着重抓了三件事。
第一，建党工作。他认定，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齐心一致的共产党组织在当地民众中生根，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无论军队也好、地方工作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持久，甚至会迷失方向。所以，毛泽东把它看作一切工作的根本。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规定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下，并把支部建立在连上。接着，在井冈山周围各县相继恢复大革命失败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
第二，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往的革命武装大多来自旧军队或旧式农民武装这两种力量。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和需要跟它们都不同。这就有一个对原有队伍逐步改造的问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这年十一月，由于国民党李宗仁和唐生智两集团之间的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主力从赣南北调，井冈山周围各县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装靖卫团和挨户团，实力不强，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攻克了茶陵县城，这是他们攻克的第一个县城。但是，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每天的活动还只是三操两讲和两点名。(26)它没有在当地民众中生根，当国民党军队重新进攻时不能不退出茶陵。毛泽东总结了这次教训。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该担负起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只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全新观念，它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
在军队内部，抓住了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实行民主制度这两大环节。红军的成分，一部分是工人农民，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而且国民党俘虏兵占了很大比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27)这样的军队，和旧军队根本不同，和旧式的农民武装也根本不同，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
第三，重视军民关系。老百姓是最看重实际的。过去，他们对旧军队的欺压民众和有些地方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刚接触工农革命军时，往往用同样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不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要靠让民众能实际看到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毛泽东归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最初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还在居住的地方尽可能帮助老百姓干活。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将近半年，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军委书记和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这次会师有重大的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两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其中不少是湘南农民）。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一千几百支枪，还有机关枪，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说：
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28)
朱毛会师后，红军接连打退了国民党方面赣军对井冈山的两次“进剿”，三下永新城，打垮了赣军朱培德部的主力。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十六字诀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到六月下旬，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县，吉安、安福县各一小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面积达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居民共五十多万人。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的话来说：“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在这块根据地上，建立了湘赣边界特委，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它们的重要任务是领导土地革命。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湘赣边界是交通阻塞的农业区域，居民几乎都是农民。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种土地的农民，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一半以上缴给地主，还要受其他种种压迫和剥削。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最强烈的渴望。土地革命，本来是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暴动的目标。没有土地革命，军事斗争不可能得到广大农民的真心实意的支持，难以坚持下去。
当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时，五月至七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派来的代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
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处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由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某正式营业。……照他们这种分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29)
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扩大，它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数众多的农民的由衷支持。
这年十二月，在湖南平江起义中建立了红五军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部来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旗子不倒，并且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创造出大量新鲜经验，在处境困难的革命者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地域上又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但人口稀少，物产并不丰富。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和严密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衣食用品也难以保证。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而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暴露出来。当时在红四军担任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30)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当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以三万人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会剿”时，毛泽东、朱德便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出击。
赣南地区的条件更便于红四军的发展。这里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已有李文林等在吉安的东固建立起小块的秘密根据地；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而且主要是云南军队，同本地地主豪绅关系不那么密切。这里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往来聚集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陈诚也有这样的分析：“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叠，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赣南虽然山多，但因侵蚀年久，山间溪谷，多冲积成局部平原，颇适宜于耕种。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种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县虽不都和瑞金一样，可是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足自给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赣南。”(31)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最初的经历是很艰难的：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又受着国民党军队重兵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二月十一日，他们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一举歼灭紧紧追来的赣军刘士毅旅大部，扭转了被动局面。接着，又北上东固，同李文林部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随后，他们又利用闽西国民党兵力空虚的机会，三次进军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邓子恢、张鼎丞等部配合下，先后消灭闽西地方军阀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三个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工农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内，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同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红四军内部一场严重争论的结果。这场争论最初是由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引起的。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军委要不要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立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都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保证军队接受党的绝对领导不赞成，有怀疑。”“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32)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在建军后已长时间存在，到福建后环境比较安定，争论就比较集中地突出出来了。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内这场争论十分重视。在八月十三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三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年八月和九月，中共中央两次给红四军前委来信，对争论的问题明确表示了态度。九月指示信中有一句十分重要的话：“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33)这两封来信，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给了毛泽东很大的支持。
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部队建设的基本经验。它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主义制度，同时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古田会议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路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加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在赣南和闽西广大区域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
比起井冈山时期来，这次的分田办法有两点原则性修改：一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避免严重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把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改为得田的人“这田由他私人，别人不得侵犯”，满足广大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这两点修改都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才能形成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分田运动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绝大部分国土上，占着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千百年留下的野蛮的封建剥削制度。相对说来，城市只是大海中的若干小岛。这个封建剥削制度统治下潜藏着尖锐矛盾的广大农村，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大炸药库。这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种种现象的奥秘所在。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目光犀利地写道：
由于农村的贫困和日益加剧的压力，中国内部出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只有变才能使这种气氛平静下来——如果可能的话，就采用和平手段；如果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只有借助于暴力了。(34)
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最坚决的态度领导了这场顺应民心的农村革命大风暴。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人们常常谈论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如果不铲除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就根本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有了这个前提，才谈得上如何继续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当年中国许多政党或论者谈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或者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摒弃在他们视线之外，或者虽然谈到以致在乡村建设中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却不敢触及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结果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坚决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根本改变这种状况，铲除了封建主义的根基。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动摇，中国革命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仍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原因就在中国共产党能紧紧依靠人数如此众多的贫苦农民，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中间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得到他们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任何力量无法把它摧毁的，终于为中国革命闯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独特的胜利之路。
这个时期内，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并不是只有一个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先后建立起来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有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十五个。到一九三〇年三月，全国红军已有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人、两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支枪（其中最强大的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有一万人，七千支枪；其次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有九千四百多人，六千五百多支枪）。(35)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此时已粗具雏形。
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在把工作重心放在“争取群众”上后，也正在走向复兴。中共中央着力整顿几乎被打散了的党组织，恢复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他们帮助各省一个一个地恢复党的组织，把“深入群众”当作当前组织工作上的中心口号。全党的作风有明显改变，注意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并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努力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正在扩大。这些虽还是初步的，却是得来不易的。
大革命失败后仿佛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四年来艰苦卓绝的斗争，又作为一个重要力量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是和六大闭幕时相比，经过两年的努力，情况也明显不同了，处处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态势。
革命前进的道路实在艰难曲折。当革命形势刚刚出现一些好转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再度上升，在中共中央取得支配地位。它以李立三为主要代表，所以常被称为“立三路线”，时间共三个月。
这次“左”倾错误同上一次相比，时间相隔两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上一次是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着浓厚拼命色彩的盲目蛮干；这一次却是在国民党各派军事势力间陷入不断混战、革命运动明显走上复兴时，由于对革命发展有利形势作出过分夸大的估计而发生的迫不及待的冒险主义。
六大对形势的估计，本来遗留下一个问题。它虽然指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到来”，但对新的革命浪潮究竟在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并没有作出回答，而在当时确实也难以回答。因此，新的革命浪潮何时可以到来，就一直萦绕在中共中央许多人头脑中。在主观上，他们是急切希望这种高潮能早日到来的。革命形势处处呈现向前发展的态势，更增强了他们的这种情绪。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容易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
在六大后的最初一年多时间内，中共中央的态度仍比较冷静。当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是名义上的中央政治局主席，而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人，各项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到一九二九年底和一九三〇年初，有两个因素促成了中共党内“左”的急性病的抬头和发展：一个是共产国际那时正猛烈批判布哈林的“右倾”，要求各国党都要同步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共产国际给中国党写来四封指示信，内容都着重在反右倾。其中，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来信更这样说：“中国已进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机的时期。”“现在就可以而且应该开始让群众做好准备，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36)另一个因素是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之间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状况越来越混乱。党内许多人又过分兴奋起来，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出过高的脱离实际的估计。
“左”倾急性病一旦重新抬头，很快就不断升温。一九三〇年五月初，中原大战正式爆发。这时，周恩来已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他在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发表题为《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的长篇文章，写道：
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37)
他认为，尽管如此，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所以要先夺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怎样夺取这种胜利？他仍从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主要得依靠城市产业工人从政治罢工到总同盟罢工再到武装暴动，同时，要求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作为辅助力量。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改变了六大规定的“争取群众”这个党的总路线，写道：
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38)
由于这个决议的通过，第二次“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接着，中共中央便着手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把这几个主要城市的行动作为全盘计划的重点，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个计划听起来轰轰烈烈，其实根本不具备付诸实施的力量和条件，只是主观臆想的产物。七月二十七日，红军第三军团乘湖南军阀何键将湘军主力南调、应付李宗仁及张发奎部进攻的机会，一度乘虚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更加兴高采烈，以为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以为出现他所期待的那种惊人剧变的时机到了。八月三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声言：“我们的战略也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段决战。”(39)他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六日，中共中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使一切经常性工作陷于停顿。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就很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损失。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包括要苏联准备战争和蒙古出兵配合等，也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八月下半月，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回国，纠正这种错误。周恩来先回国。八月二十二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李立三的错误，特别指出中共中央对农村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他说：“赣西南、闽粤边等处，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向着工业城市发展。在策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因为在这许多区域不仅是敌人力量最弱的地方，而且有党所领导的广大基础，党将这力量巩固起来。”“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40)二十四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说：“听了伍豪同志（引者注：即周恩来）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我们如仅注意弱点（引者注：指只强调要加强力量薄弱的城市工作），而不利用优点（引者注：指不重视发展条件最有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确是不妥当的，至少我个人过去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不同从哪里发生？这还是在发展不平衡这点上发生。”(41)这时，李立三“左”倾错误使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也已暴露出来，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反对。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会后，李立三离开了领导岗位，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计划已经取消，中央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不再保持，党、团、工会的组织重新恢复。尽管三中全会还有不足之处，但总的说来，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整个工作正逐步转到正常轨道上来。
可是，就在这以后不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又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党内的统治地位。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指挥下，严厉指责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决定要“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王明在会前散发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增订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已有可能在湘、鄂、赣等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一味鼓吹所谓“进攻路线”，而把不同意这些看法的人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打击，认为这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样，又开始了控制中共中央四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王明等是一批只有点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归国不久的留苏学生。为什么他们能够上台而且控制中共中央那样久时间？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陆定一作了这样的分析：“反对王明路线，比起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来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的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的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亦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的分歧。”(42)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各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斗争上来，特别是看一看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中原大战结束前，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民党内各派军事势力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上。因为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还不巩固，这些战争的胜负对他说来是生死攸关的，而对处在一些省边界山区的红军游击战争比较轻视，没有那么放在心上。同红军作战的对手，大多是地方军阀的部队，而不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但是，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立三路线”时期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活动，使他感到吃惊。因此，当中原大战一结束，他几乎没有停顿，立刻亲自部署，到南方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
这场较量开始前，中共中央还在推行“立三路线”。朱毛红军四个军本来正集中在闽西的长汀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中央派涂振农赶去，要求他们把部队改编为第一军团，进攻江西的中心城市南昌和九江。朱德几年后讲道：“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而且，“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43)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率第一军团出师北上。七月三十日，红军推进到距南昌城三十里处。他们分析了敌情和地势，没有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硬攻南昌，只派了一支部队在八月一日攻击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开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随后就撤离南昌。这时，彭德怀率第三军团在乘虚攻占长沙后又已退出长沙。第一军团西进同第三军团会师，组成第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中共中央要求第一方面军第二次攻占长沙，由于国民党湘军主力已回师长沙，红军猛攻不克，没有请示中共中央，就断然撤围长沙，折回江西，在十月初攻下吉安。其他革命根据地内，一些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的错误有所抵制。因此，“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中原大战在十月间大体结束。蒋介石一腾出手来，立刻准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十一月四日，他在回家乡休养时就发表文告说：“洎乎战事既起，湘鄂赣则共党益肆其披猖。”同天，又命令：“江西部队应迅即限期收复吉安，不可延缓，坐失时机。”二十二日，致电何键并各师旅长称：“自讨逆军兴，湘省即沦为匪域。尔时本总司令督师前方，无暇兼顾。”“乃近日湘省匪祸，仍有增无已”，要求各师旅长“切实剿办，克期肃清”。十二月二日，又令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现在江西兵力甚多，不必待友军之到齐，始行围剿，请兄严令各部猛进，务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江西所失各县收复，不得延误。”七日，蒋介石亲赴南昌部署作战事宜。但他这时对红军仍很轻视，二十九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说道：“我想三个月内肃清共匪，一定没有什么问题。”(44)负责指挥这次“围剿”的鲁涤平对红军的估计也十分不足，因而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以为可以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
红一方面早在罗坊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45)这次由鲁涤平统一指挥的军队共十几万人，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各部之间行进的距离很大，易于各个击破。这些军队中，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把他们打败了，这次“围剿”就可以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红军有四万人，一次打一个师占绝对优势。他们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避免同对方过早决战。十二月三十日，张辉瓒部孤军深入，进入龙冈地区的狭窄山路，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军猛烈袭击，并且切断了它突围的退路。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张部近一万人，活捉了张辉瓒；接着，乘胜东进，又在东韶歼灭谭道源部半个师。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不能不结束。
这个结局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一九三一年二月，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依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原则组织第二次“围剿”，兵力也增加到二十万人，其中包括蔡廷锴、孙连仲等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但仍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四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分四路进攻。那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虽已召开，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来不及深入控制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力集中隐蔽在东固附近地区二十多天，伺机出击。出击时，先打对方的哪一路？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46)
五月十六日，王金钰部（那是北伐结束时收编的孙传芳残部）公秉藩师脱离富田阵地向东固推进。原来隐蔽着的红一方面军突然集中主力对它发起攻击，歼灭它的大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各个歼敌。半个月间，连打五个胜仗，横扫七百里，从赣江之滨直达福建建宁，先后歼敌三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这次失败给了蒋介石更大的震动。他在六月五日的讲话中，称红军已是“唯一之敌人”，把它看作比宁粤对立更大的威胁，“中央现在决以全力扑灭”。他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六月二十二日到达南昌，在此坐镇，并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增调嫡系陈诚部第十一、十四师及卫立煌部第十师等十万人到江西，并从七月一日起发动进攻。它的来势显然比前两次要猛烈得多。
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依仗兵力众多，又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再深入“清剿”。它比红军所预计的来得快得多，规模也大得多。
红军在打破第二次“围剿”时，主力由西向东已离开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并且正在分散发动群众。第三次“围剿”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红军在没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条件下，星夜集中，在酷暑下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绕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锋芒，插入江西南部。这时，各路国民党军纷纷逼近。红军冒雨从它们中间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中向东穿出，五天内在敌军主力背后三战皆捷，歼敌一万多人，蒋介石立刻命令主力掉头东追，准备决战，但他们完全弄不清红军的行踪。红军以一小部分兵力伪装主力吸引国民党军队一直向东北追去，主力又悄悄地迎着国民党军西进，再度穿过他们重兵之间只有十公里的夹缝，翻山越岭，回到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当国民党军发现时，红军已休整半个多月。国民党军饥疲沮丧，多次扑空，宁粤之间的军事冲突又有一触即发之势，加上长江下游（特别是武汉地区）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水灾，灾民达五千三百多万人，死亡四十二万多人，“进剿”军只得全面退却。红军乘势再歼敌两万多人。这样，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蒋介石在日记中叹道：“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故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47)
这次战役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形成拥有十五座县城、面积五万平方公里、居民达二百五十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取得这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朱德后来概括道：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48)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其他革命根据地也都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取得重大发展。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从一九三〇年冬到一九三一年夏对它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围剿”，每次调集兵力都在十万人左右。红军主动出击，抓住对方的弱点实行各个突破，粉碎了这两次“围剿”。在双桥镇战斗中，俘获曾任河南省督办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多人，引起很大震动。“一九三一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后，即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省委、省苏。”“十一月七日，分局在七里坪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49)，全军近三万人。那时，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部署的兵力增加到十五个师，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指挥下再次主动出击，先后发动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其中苏家埠战役历时四十八天，共歼敌三万多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第七师代师长）、旅长五人、团长十二人，是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四次战役的胜利，促进了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军六个师，共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猛烈扩大，“为革命势力所控制的面积已经达到四万余平方公里。根据地人口已达三百五十万”(50)。
湘鄂西根据地最早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当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这里地势险要，千山万壑，又是贺龙的家乡。红军在艰苦环境下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击破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建成红二军团。贺龙回忆道：“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1)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是井冈山红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后，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以后组成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这两个军团，成为红二方面军的前身。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率领下，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三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此外，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红军也得到坚持和壮大。
这时，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等，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写道：“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52)它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尽管它还不成熟、不完备，还有一些“左”的错误东西，但它在国体、政体等根本问题上已是日后新中国的雏形，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大会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的孙连仲部）一万七千多人，在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像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还是第一次。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先后取得重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在此期间，红军实行了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并且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基本形成了它的作战原则，成为谁都不能轻视的力量了。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
(2) 廖汉生：《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怀念贺龙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2页。
(3)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67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7、34、28页。
(5)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页。
(6)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9、28页。
(7) 《任弼时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84页。
(8)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自序，第3页。
(9) 《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3页。
(10) 张发奎：《卅年前广州暴动之回忆》，《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663页。
(11)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87、88页。
(12) 《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广州起义》，第325页。
(13) 毛泽东同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4年6月23日。
(14) 毛泽东同出席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谈话记录，1964年7月9日。
(15) 毛泽东同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塔的谈话记录，1959年2月17日。
(16)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5期，1927年11月16日。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41页。
(18) 《管文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61页。
(19) 李立三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3日。
(2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231页。
(21) 布哈林在六大政治报告讨论后的结论，记录稿，1928年6月29日。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0、314页。
(23)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7、178页。
(24) 陈伯钧：《井冈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页。
(26) 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64、65页。
(28) 《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页。
(29) 《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9页。
(30)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3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8月版，第19页。
(32)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92页。
(33)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40、41页。
(34) ［美］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风暴遍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页。
(35) 周恩来：《红军的数目与区域》，1930年3月。
(3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81、82页。
(37)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15日。
(3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128、116、117页。
(39)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3日。
(40)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2日。
(41)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0年8月24日。
(42) 《陆定一文集》，自序，第5页。
(43)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页。
(4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4年12月版，第109、110、164、177、230页。
(45)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1页。
(46)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67、368页。
(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2日。
(48)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1页。
(49) 徐向前、仉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2、37、38页。
(5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68页。
(51) 贺龙：《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615页。
(5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