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消逝的军歌

中华民族古老的“国歌”，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商、西周到春秋约一千七百年间。毫无疑问，它也曾表达“爱国”的精神、“忠君”的情怀，它也曾咏叹抗敌的壮举、赞颂民族的英雄。而且，它绝对不止一首、两首、三五曲。重点是，它也曾以一种“声音”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只是，这些民族的、国家的“声音形象”，早已被历史的长河冲刷、淹没。我们古老的“国歌”，曾经、现今、未来，再也无从听见、无从唱响，只能从考古文献里去“阅读”“想象”“考证”。那就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封，在有形的文字里，重新倾听追寻那些早已飘散消逝的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国歌”之声。

中国古代，“国”字的含义为“城”或“邦”，“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的名称出现于西周初年，其确证见于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周成王在一篇重要训诫文告中，提及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件大事。最早出现于古籍文献的“中国”一词，则是东周时期《尚书·周书·梓材》的“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指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付与先王、周武王治理。

历史上的中国，尊崇“礼”和“乐”。中华“礼乐文化”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代表“礼”的精神。应该说，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礼乐文化的起源同步互动，相辅相成。世界尊崇的文化先贤——孔子曾反复强调，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在于“礼”和“乐”，一个国家要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孔子一生尊崇的周代礼乐形成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和礼乐文明对后来历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无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奴隶社会的音乐文化以较快速度向前发展。这一时期最受尊崇的是统治者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歌颂列祖列宗功德的乐舞。夏朝有包括《九韶》和《九歌》在内的音乐，可谓不是国歌，胜似国歌。最具代表性的《大夏》以歌颂了夏禹治水的千秋功绩为内容。商代是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最具代表性的乐舞《大濩》歌颂商汤伐桀灭夏的开国功勋。出土文物殷墟甲骨卜辞可以证明商代帝王常用其祭祀祖先，《大濩》是否也可称为商朝“国歌”？周代乐舞以《武》和《象》为代表，基本内容亦为歌颂周王朝统治者的功德，似乎称作周朝“国歌”也无不可。

春秋时期奴隶制逐渐趋于瓦解，社会形态的变革带来音乐文化的转型。宫廷雅乐和礼乐制度日渐式微，“郑卫之音”等民间俗乐繁荣兴盛，蔚然成风。开创灿烂“先秦文化”的齐宣王喜欢听三百人一起吹竽奏乐，于是引出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的典故。想象一下，三百人吹竽奏乐的场面与音效，可能也有些类似于现代仪仗队，相当的壮观。

值得一提的是楚国的音乐──楚声。伟大诗人屈原的经典大作《九歌》，正是在民间祭祀娱神的歌舞基础上凝炼升华的丰硕成果。《九歌》是否楚国的国歌？似也并不牵强附会。在乐官（乐尹）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已达及很高程度。秦朝末年农民举事揭竿，在以“楚”为旗号的起义大军中，“楚声”犹如“军乐”，在征战中不断扩展着影响的疆域。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最后一场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引经据典，千古流传。西楚霸王项羽败亡之前吟唱的一首《垓下歌》抒发了项羽在汉军重重包围之中那种怨愤和绝望的心情，是一首足以惊神泣鬼的壮歌。刘邦独揽天下汉朝开国，《大风歌》全诗一派雄劲豪放的王者风范，是一首胜利者成功的凯歌。

汉代宫廷音乐丰富多彩，风格奇异。演出既有歌舞百戏，又有乐器演奏，最主要的是鼓吹乐和相和歌。汉代的军乐体制也已初具规模。根据《乐府诗集》记载，有一个叫班壹的男子，因躲避秦末兵乱逃至北方边区定居。汉朝初年，他领着一帮人，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往来游猎。这支游猎队伍开始“鸣笳以和箫声”，这种在马背上吹奏的箫与笳的和鸣之乐，雄壮威武，被称作“鼓吹”。《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阴，备千承万骑，有黄门前、后鼓吹。”可见当时在汉帝的御驾军中已经配备鼓吹军乐。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认为，鼓吹乐的声势带有仪仗性质，同现代的军乐队颇为相似，既可在列队时，亦可在行进中，徒步（步兵）、骑马（骑兵）均可演奏。

相比鼓吹乐，相和歌的音乐形态生动活泼，表现手段复杂多变，应用更普遍，影响更广泛。在东汉宫廷中，《大予乐》和《雅颂乐》先声夺人，《黄门鼓吹乐》和《短箫铙歌乐》后来居上。如果从中选出三两首特别出色的曲子，是否当得起两汉王朝的“国歌”？

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既是相和歌的爱好者，更是相和歌的创新者。《三国志》引《魏书》说曹操“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在《相和歌辞·平调曲》收集的同名诗二十四首中，最早的就是曹操所作的《短歌行》。这是一曲“求贤歌”，通过大型宴会的歌唱，宣扬曹操唯才是举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全诗具有感人的力量，真正体现出文艺创作中政治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威在颜咫尺”……这些文辞无不蕴含着王者风范和君主霸道，在那个时代也起到了醒世警言的效果。

汉代的鼓吹军乐团，在三国时期也有长足发展。曹操令人整理旧曲、填写新词，鼓吹其现实战争的胜利。《晋书·乐志》记载：“魏武帝使缪袭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汉曲。”举例相当丰富，如：“改汉《思悲翁》为《战荥阳》，言曹公也。”又如：“改汉《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再如：“改汉《战城南》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还有，“改汉《将进酒》为《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古琴艺术由宫廷乐师向国学士子转移以来，两汉时期得以深入发展。魏晋以来，古琴艺术进入一个高潮时期，文人处于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时代，琴寄托情志而非玩物，他们编创的琴曲影响深远。琴乐可考证的历史长达三千年之久，但琴曲更适宜表达个体的思想情感，从古至今似未闻听众琴合奏之说，基本也不作公开演出。虽然琴曲似与“国歌”特质相去甚远，但一曲《流水》在二十世纪被送往太空，这首代表“国家形象”的古曲，已然超越了国界，成为这颗蓝色星球的声音形象代表。

在历史上，西晋时北方民族内徙和晋室的南迁，中国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火纷争既造成百姓生活秩序的混乱不堪，同时，从某种角度、在某种程度，也促进了南北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音乐融合。公元383年，前秦大将吕光奉命征战龟兹，将龟兹乐带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同流传当地的中原音乐有机结合，形成别具一格的“秦汉乐”。经过二百年左右的深度融合，已为后世隋唐“国乐”燕乐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东汉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历史学家认为，这长达三个半世纪的厮杀战乱，如同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的黑暗时代。

接着，一个闪光的名字，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被公认为是中国历朝历代才智最高、最为仁慈的圣皇天子。公元589年，隋朝再度统一分裂了三百余年的中国，全面发展中央集权制度。这一集权制度一直延续至唐宋元明清。在杨氏父子的精心治理下，隋朝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文化发展，国家强盛，琉球群岛与突厥可汗归顺，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中国从隋朝始有“国乐”称谓，将国乐定位雅乐，单独用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礼仪大典。公元605年，杨坚的儿子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改造邗沟，公元610年基本完成开凿大运河的浩大工程。这项历史功勋举世瞩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大运河对于中国远比长城更重要，因为它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也就沟通了两个文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连成一体，这无疑是凝聚中国之壮举。

扬州文史专家顾一平说，大运河凝聚着决策人隋炀帝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敢办前人不敢办的大事的自信和决心。隋炀帝开创的南北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正如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在西域举行万国博览会，中原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联系与交往由此扩大发展，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朝觐，各国商人云集，张掖开市贸易。这是千古明君的举世创举、丰功伟绩。一代大帝赋诗明志：“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诗文中画面感栩栩如生：“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隋炀帝为西巡所作《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后代文人对其评价甚高：“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中国文学艺术史上，隋炀帝的诗文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作《江都宫乐歌》可谓七言律诗之祖。他开创了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有学者认为，他承上启下，重振汉民族诗歌的风骨与精神，诚可堪为以“济苍生”“安社稷”为重要品质的“盛唐之音”的宗师鼻祖。

在隋朝，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这个朝代也是日本对中国朝贡称臣的朝代之一。

因深受北方民族和西亚音乐影响，隋朝宫廷设置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在原有五声音阶的基础上已发展出更富表现力的七声音阶。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高昌国进献《圣明乐》。宫廷乐队专门到客人下榻处听乐习练，正式演出时主方先于客方现场演奏，精彩绝伦，满座皆惊。《圣明乐》来自现今新疆吐鲁番。吐鲁番木卡姆是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木卡姆”原为阿拉伯语“规范”“聚会”等意，在现代维吾尔语中则为“古典音乐”。今天木卡姆音乐版图广及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中亚、北非等地区。我国新疆的木卡姆种类最为繁多，远在十六世纪中叶，一位美丽聪慧、能歌善舞的维吾尔女子阿曼尼萨成为以新疆莎车为国都的叶尔羌汗国王后，她和宫廷乐师尤素甫·喀迪尔汗共同完成了一项伟大的音乐工程——第一部规范化的木卡姆套曲。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正式纳入这个稀世珍藏，正如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等英雄史诗，木卡姆也具有世界性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也是公认的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继续以长安（西安）为首都。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鼎盛时期，一度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海万）、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至贝加尔湖以南）、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的辽阔疆域。武则天在690年改国号“唐”为“周”，定都洛阳。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还国都于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对音乐采取开放的政策，从而促进了唐代音乐的高度发展。“音乐皇帝”唐玄宗的开元年间国力达到极盛，文化艺术更是繁盛昌达，成就辉煌，长安古都一度成为国际文化交融的大都市。唐朝以后，中国人在海外多被称为“唐人”。

唐朝设立了庞大的国家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总人数达数万人。著名的大曲《秦王破阵乐》，开初为一组军歌。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打败叛军刘武周，巩固唐朝新政。军中将士遂以旧曲填入新词为其大唱赞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李世民登基后，亲自编排这首乐曲，经过宫廷艺术家加工整理成一部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凡宴三品以上的官员及尊贵国宾，大型宫廷乐队排阵列队，鼓角齐鸣，声震云天，气势恢宏。根据《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唐会要》卷三十二等古籍文献记载，为表演这部乐舞，曾动用马军（骑兵）两千人，引队入场尤为壮观。从初唐到晚唐，《破阵乐》流传近三百年。唐朝的声势，唐王的威名，远播四海，传扬国外。

全民性辉煌的盛唐音乐以歌舞形式，祝愿国家繁盛永昌，天子万寿无疆，人民幸福安康，实际上堪称那个时代典型的“国歌”。《清商乐》《龟兹乐》和《西凉乐》组成了唐朝音乐的主流。燕乐大曲继承发展了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涵盖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之类的体裁样式。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共有三十六段，既有器乐演奏，又有歌舞表演。丰富的手段，繁难的技巧，无不构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民间艺术的浸染下，歌舞大曲又向戏剧进一步演化，著名剧目《兰陵王入阵曲》曾传至日本。这些带有一定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歌舞，即为宋元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从唐灭到宋兴，经过半个世纪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北宋初期加强了中央集权，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盛世。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南迁建立了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

宋代宫廷的鼓吹乐，重要功能是仪仗军乐。天子出巡时，在威严的行进中，在戒备的宿营地，鼓吹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所用的乐器和人数各时期有所不同，有的是1793人，有的是1275人，还有的是1398人、1422人、1450人不等。“鼓”有金钲、节鼓、大鼓、小鼓、铙鼓等，“吹”有大横吹、小横吹、箫、笛、笳，等等。

必须提及一群人——宋代宫廷燕乐教坊外的“钧容直”，公元978年从皇家禁军中选拔有音乐专长的兵士组成的仪仗乐队。最初名称“引龙直”，日常以骑吹形式在“御驾”出行时演奏教坊乐。总之，皇帝御用的仪仗队要用鼓吹署、钧容和东西班三种乐队。只有在宋代，军队组织里才有专门选拔出来以专门演奏燕乐为职业的军队音乐家。杨荫浏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宋代的三种军乐队，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三军仪仗队的雏形与性质？

在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隋唐的“曲子”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创作的繁荣。著名词人的作品被运用于实际的演唱，既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促进了曲子的发展。有的词人精通音乐，比如南宋的姜夔曾为自己的词作谱曲（称“自度曲”），现存最早的宋词歌谱是他的《白石道人歌曲》，它为今人研究宋词音乐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两宋时期，杨家将、岳家军等民族英雄高唱凯歌，齐奏军乐，鼓士气、扬国威。“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一首千古绝唱，“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英雄气概，表现了其报国立功的壮志胸怀。虽然《满江红》是否出自岳飞始终存有争议，但这首词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载体，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名篇，在历次民族危亡中都给民众以强大的鼓舞力量。虽然现在这首作品被冠以“古曲”之称，实则为杨荫浏先生1925年编曲，十分贴切契合，取得了感人的艺术效果。

“梁红玉击鼓退金兵”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南宋内乱，金军乘机伐宋，开始北渡长江。南宋大将韩世忠率军拦截阻击，双方在江面上激战。韩夫人梁红玉冒着箭雨上阵擂鼓，金军溃不成军，终不能渡江。众所周知，现代作战可用步话机下达命令，古代作战则全靠旗帜和金鼓，“闻鼓则进，鸣金收兵”，不同的鼓点代表着不同的命令。鼓手和旗手是敌军的首要攻击对象，梁红玉身处最危险的阵前，用鼓声激励将士斗志，用鼓点指挥将士攻守，有效地调动了军队协同作战。根据宋史《韩世忠本传》和《双烈记》传奇等编创的越剧《金山战鼓》，1960年8月由上海越剧院三团首演于上海大众剧场。该剧颂扬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文艺界和观众中获得好评。此后，同名三人舞再现《金山战鼓》，梁红玉携二子击鼓助战，身中飞箭、血洒疆场，其艺术形象感人肺腑。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存词六百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在文学上他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辛词和苏词皆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辛弃疾的文字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而感人，慷慨悲歌、激情飞扬，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悲愤。请听：“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贺新郎》）再听：“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美芹十论·观寡》）还有：“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念奴娇》）这些词无不成就“英雄的咏叹”。

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的厓山海战，是宋朝汉兵对蒙古元军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殊死抵抗。这场决战，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最后，十万余人投海殉难，宁死不降，何其壮哉！南宋彻底灭亡，元朝统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