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原始”的“ethnos”：“欧洲文明”之镜像

19世纪上半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的欧洲掀起了新的殖民主义扩张高潮，在面对“新大陆”不同种族及其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情势下，“目瞪口呆的基督教欧洲于是神经紧张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此时的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以致在“整个19世纪期间，解剖学和人种学联手寻找辨别人类不同种族的有效标准”，[10]从而使“race”（种族）的观念成为支撑“Ethnos”（族群）差异的“科学”依据。“ethnos成为指称一个非欧洲人的、文明程度低下的共同体（诸如在南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或者技术水平低下的社会（诸如亚洲或中国），同时也包括其他非西欧的白人。”[11]“Ethnos”成为欧洲文明之外的“原始部落”或在西方民族国家之中尚未融合“nation”的群体的代称，作为“他者”与“欧洲中心主义”相互观照。在这里，“Ethnos”是日耳曼人后裔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通过镜子的镜像，他们能够从中品味“文明”的优越感，而且达尔文进化论为他们维持这种镜像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对于当时的人类学家来说，非洲、北美、太平洋岛屿等地区的社会属于一种简单、原始的“Ethnos”（部落）社会形态，在亲历了早期传教士、探险旅行者、殖民官员等在其游记、日记或见闻记录中所记载的情形后，人类学家们通过这些研究可以重构人类过去的历史，构建一种科学的人类文明发展谱系。当然，欧洲文明在他们看来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如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中，人类进步的历史被划分成了三个依次进化的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Ethnos”（部落）社会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已经被西方跨越的、某一时代的活例证和痕迹。他认为最后一个时代以西方制度（特别是成功摆脱了封建羁绊的美国式共和制）为代表。

“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出现于社会科学之中时，正是几个西方社会进行殖民和商业扩张、政治和军事统治的最终时期（1850～1950）。他们从1492年发现美洲时开始，就为了自身利益在受剥削的国家割据势力。”[12]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些学者对人类进化的意识形态观点进行了批判，但是占主流地位的声音仍然坚持认为，“大多数殖民者都成功地宣称他们所占领的领土不能由土著人来管理，因为这些当地人并不是一个民族（one nation）而是许多民族（nations）的混杂体。殖民者假设那些非欧洲人的族体（nationality）的基础是ethnos（部落）”[13]。自始至终，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受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或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都只是一个原始意义上的“ethnos”，而西方社会有责任和义务去“文化”他们。于是，“殖民列强与被殖民文化间不平等的关系为‘二战’以前社会人类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人类学研究分析的成果也毫无困难地就被纳入了殖民主义的话语里”[14]。然而，这并不能掩盖文本背后西方殖民者那种赤裸裸的掠夺行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ethnos”和“ethnic”及其派生出来的“ethnic group”逐渐在西方人类学界流行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地取代了西方话语中具有文明偏见的“部落”（tribe）和“种族”（race）等词语[15]，用以强调非体质特征的基于历史、文化、语言等要素的共同体。[16]这一变化（或含义扩展），与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紧密相连，也与战后西方人类学界充满“悔恨自责之情”地对“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直接相关，因为“殖民列强与被殖民文化间不平等的关系为‘二战’以前社会人类学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人类学研究分析的成果也毫无困难地就被纳入了殖民主义的话语里”。[17]事实也是如此，自19世纪末开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冲突，民族主义排斥观念兴起，人类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设计之中。于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惨痛教训，剔除学术话语中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因素也成为西方学界进行历史反省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