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thnos”的历史叙事：从自我言明到二元对立

古希腊时期，“ethnos”最初主要是用来表达群体的含义，其复数形式为“ethnea”，既可以指一个城邦的居民，也可以指代一个更大的群体。[3]如在《荷马史诗》中，“ethnos”曾同“人”“年轻人”“战友”“步兵”“死人”“鸟”“蜜蜂”“苍蝇”等词的复数属格相连，如“ethnos hetairon”（一群朋友）、“ethnos Lukion”（Lycians部落）、“ethnos melisson”（一群蜜蜂）、“ethnos ornithon”（一群鸟）等等。[4]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不仅把生活在不同城邦内的居民称为不同的“ethnos”，把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阿尔卡戴斯人、库努里奥裔人、阿凯奥裔人及多利斯人等视为不同的“ethnos”，而且还指涉非希腊的外族人。如希罗多德认为小亚细亚西部城邦中的伊奥奈斯人是希腊诸“ethnea”当中最弱小的一个“ethnos”，高加索山中有各种各样的“ethnea anthrópón”。

到了公元前4世纪前后，面对着以波斯为代表的“barbarophonoi”（蛮族）的威胁，“泛希腊主义”兴起。“barbarophonoi”一词的频繁使用，表明古希腊人产生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思维——古希腊人以一种否定的方式从被其观察和表述的“barbarophonoi”那里获得了族群分类和自我界定的依据。特别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对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差异性的关注，使希腊人与蛮族人之间的对立观念被更进一步强调，为构建泛希腊政治军事共同体提供了统一认知的基础，包括柏拉图、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内的思想家，分别从社会风尚、政治制度、教育体制、日常生活习惯以及军事训练水平等方面区分了“Hellenika ethne”（希腊人）与“barbarophonoi”的差异性。在这里，“Hellenika ethne”与“Hellenon gene”是可以相互通用的，[5]而Gene在古希腊语中具有“出生”“生育”等内涵，这也意味着古希腊人认为希腊作为一个“ethno”与“barbarophonoi”的对立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6]显而易见，由于“barbarophonoi”的出现，古希腊人对“ethno”的历史叙事经历了一个由内在性的自我言明向一种二元对立式认知模式的转变过程。

公元325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而蛮族主要是当时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西欧以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的各日耳曼部落的谬称，“Germanic”（日耳曼人）及“Germanic Paganism”（日耳曼异教）与“barbarophonoi”（野蛮人）具有语义上的相通性。在日耳曼部落占领罗马帝国之后，为了寻求身份上的合理性，日耳曼统治者开始以接纳基督教而自我去“蛮族”化。这一过程是日耳曼人的形成及其与原来“异教文化”进行分裂和斗争的过程。在日耳曼人主导下的他们如何转向基督教徒的历史叙述之中，“Ethnea”逐渐淡化了希腊语境中的“文明”内涵，而是指向了一种“异教徒”的身份，这显然有助于日耳曼基督教构建其身份合理性。

我是谁？是“barbarophonoi”还是“Germanic Ethnea”？对于当时的日耳曼侵略者而言，在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显然需要改造希腊语境中“Ethnea”的意指，其中的一个基本路径是添加了“Ethnea”的宗教色彩，从而使自己的历史身份与希腊语境中“Ethnea”身份走向融合。既然“Ethnea”具有异教徒的意指，那么“Germanic Ethnea”不再是“barbarophonoi”的代名词，只是与基督教相对应的“异教徒”而已。这种表达既表明“Germanic Ethnea”与“Hellenika ethne”无文明之差异，也表达了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合理性。在《法兰克人史》一书中，格雷戈里认为法兰克人作为“新的基督徒”，如何去践行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这为法兰克人从“蛮族”走向“基督徒”提供了支持。在《英吉利教会史》一书中，比德也指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基督教传统中的“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不再是“异教徒”。[7]

显而易见，中世纪“Germanic Ethnea”的历史叙述对“日耳曼异教”和基督教的整合，打破了基督徒与“蛮族”在历史叙述上独立的视角，当两个对立面向融合转变的时候，自我的叙述成为他们身份言说的最好手段，其中“Ethnos”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Ethnos”通过拉丁化后被引入其他欧洲语言，宗教差异的内涵明显加强，被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非基督教的“异教徒”（heathen）和“非犹太教徒”（gentile）。在14～18世纪的英文文献中，尽管拉丁化后的“Ethnos”有不同的拼写方式，如“ethnykis”“ethnike”“Ethnicke”“Ethnique”等，[8]但始终还是基于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双重视角。即使到了1804年，“ethnic”成为拉丁化后的“Ethnos”的一种相对固定的拼写方式，仍还是用于形容异类的宗教。[9]简言之，基督徒和异教徒这两个自我归类的视角，借助“Ethnos”历史叙述的方式，把人类分成了“文明”和“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两者在“文明”主体的话语体系中互为观照，言说自我，区分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