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ethnic group”的政治内涵：科学的名义

在1945年以后的20年间，“人类学家放弃了人种学，不再以它来作为界定自己身份的活动，并开始为这个领域另外寻找根据”[18]。用“ethnic group”来形容那些具有突出文化特征的共同体成为西方人类学界的新选择。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部分对‘ethnic group’的研究是与种族关系和等级社会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19]。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ethnic group”这一词语在美国开始被视为一个在法律中非歧视的、礼貌的或文明的用语，用以指称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其他较小的种类，[20]反映了某些在宗教、语言等方面“固执己见”而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群体。如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英裔，成为“white”（白人），但是“white ethnics意指意大利人和波兰人而往往不指苏格兰人和挪威人”[21]。可见，在“white”之后加上“ethincs”，也就成为区分“白人”的一种称谓，用以称呼东南欧白人而非西北欧白人，其应用对象是明确的。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人类学界针对日益突出的移民、种族、民族矛盾制订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其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ethnic”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参与此计划的人类学家R.纳鲁尔在其所撰的“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族群分类》）一文中阐明了族群单位可由客观的文化特征如语言、文化、社会组织等来定义的观点。族群“客观论”强调族群文化的同一性和特质性这一客观根本属性。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始终存在一些原生的特质，如语言、宗教信仰、食物、服装、起源神话、英雄故事等，这些客观的、可以观察得到的特质是界定族群的核心特征。之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也根据族群的特征将“ethnic”定义为“拥有名称的人类群体，它具有共同祖先神话，共享历史回忆和一种或数种共同文化要素，与某个祖国有关联，并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22]。也可以看出，“ethnic”在参与政治叙事的过程中，由之前的特指对象转向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ethnic group”的含义发生了趋向于抽象和泛化的变化，尤其是在定义中突出了主观的“认同”和被他人所确认的本质。1969年由弗里德里克·巴斯在其主编的《族群与边界》（Waveland Press，1998）一书中针对R.纳鲁尔的定义提出了“族群边界”理论，他指出：“族群是行动者自我赞许和认定的归属类别，主要是有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构建的范畴，其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因素是其边界，而非文化、体质上的特征；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自然边界，更是指社会边界，而后者通常都是情境性和构建性的。”[23]《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在界定“族群”的内涵时，同样也考虑到了“族群”是一个有一定规模和边界的群体，意识到自己或被意识到其与周围不同，“我们不像他们，他们不像我们”，并具有一定的特征以与其他族群相区别。这些特征有：共同的地理来源，迁移情况，种族，语言或方言，宗教信仰，超越亲属、邻里和社区界限的联系，共有的传统、价值和象征，文字、民间创作和音乐，饮食习惯，居住和职业模式，对群体内外不同的感觉。[24]族群边界理论从社会关系或组织的视角，揭示了不同群体在社会互动中通过自我认同来维持族群边界，使自我认同成为其后有关族群理论的基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欧美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政治运动、新思潮和文化反思普遍高涨。针对“族群”背后的权力结构，凯特琳·尼尔斯·康曾（Kathleen Neils Conzen）、戴维·A.格伯（David A.Gerber）等人曾经做出了反思：“族裔的发明即认为族裔不是原生的，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建构。在‘建构论’者而言，族裔不是一个‘集体神话’而是一个结合、改造和补充说明现存的集体团结、文化特征和历史记忆的建构或发明过程，它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25]从这个意义上说，“ethnic”这一术语在学术界的广泛应用也是西方社会裂变的产物，尤其是其所强调的文化差异性、非连续性、非中心性、边缘化和认同政治、差异政治等因素。应该说，后现代思潮对于解构族群话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人们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及其在人类文明谱系中的平等地位。

与凯特琳、戴维等人的族群解构主义相对应，德斯皮斯（Leo A.Despres）、哈尔德（Gunnar Haaland）及柯恩（Abner Cohen）等人在承认族群是一种政治、社会或经济现象的基础上，却又拾起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中的“物竞天择”之准则。这类观点被人们称为“工具论”或“情景论”。“工具论”以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与分配来解释族群的形成、维持与变迁，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在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它强调族群认同的场景性、族群的不稳定性和族群成员的理性选择，强调在个人认同上，人们有能力根据场景的变迁对族群归属做出理性选择，认为认同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是暂时的、有弹性的，群体成员认为改换认同符合自己利益时，个体就会从这个群体加入另一个群体，政治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引导人们的这种行为。[26]显而易见，族群在后现代“工具论”的视域中具有政治分化的功能。只是，如果说凯特琳、戴维等人没有触及“族群”背后的思维结构——一种源自古希腊时候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那么，“工具论”者则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无限的放大——夸大了人类在“适者生存”过程中的本能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