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日本多元文化共生政策的课题

（一）脱离“表面多元文化主义”

自由多元主义缺乏统一的政策理念，而日本此前的政策就存在很强的“自由多元主义”倾向。但是，由于日本总务省于2006年提出了《多元文化共存推动计划》，似乎可以让人看到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开始实施日本版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过，即便多元性近年来被大为赞赏，但始终引人注目的是其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形态而吸收“文化多元性”。苔莎·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将这种倾向命名为“表面多元文化主义”（cosmetic multiculturalism），并列举了以下例子：①与政治和平常世界脱离关系的、作为审美结构的“文化”（《阿依努文化振兴法》中的“文化”）；②特定的、可控的形态或在空间上被扩展的事物（冲绳峰会上的冲绳音乐）；③对日本示以忠诚的外国人［如刚获得日本国籍的前职业足球选手拉莫斯·瑠伟（Ramos Ruy）成为国税局宣传海报的模特］。而且，她还指出，虽然这种“表面多元文化主义不会损害既定的利害关系，不会逼迫我们对既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但它就像是否给予永居外国人地方参政权的争论那样，“如果要超越一定的文化框架进行讨论，它将被更坚固的文化、意识形态所阻碍”。^[17]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年轻人对外部事物毫无热情，只专注于自我，还有一些人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寻找居身之地。我们观察到了诸如前者的“小民族主义”和后者的“愈合的民族主义”之类的现象。我们也很难将这类心态一概断定为右倾化。问题是，应该如何才能超越这类心态和由国家推导的“表面的多文化主义”呢？

多民族化正在日本社会中推进，作者将这一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多元文化共存社会”定位为“不仅要共同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群体实现共存，而且还是全球化日益改变社会面貌下的一种构想。这种构想已将所在国社会成员的个人生存方式和再次质疑日本社会体系和文化的观点加以内化”。其中，通过多民族关系在家庭、职场、地区、自治政府、NGO（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场所的多层次深化，在于跨国社会空间者的生存方式和理论，我们如何才能将“外国人vs.日本人”的二分法和以此为基础的所在国社会的理论相对化，将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借助这种社会过程“自下而上”的积蓄，是否可以使脱离政府层次的“表面多元文化主义”，走向由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柔性所指向的变革，都将成为可能。

（二）日本多元文化共生的转折

始于2008年秋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全球化环境下的人口流动和移民政策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日裔南美劳工，他们受到的影响很大。日本在1990年修改了《出入境管理法》，这样日裔南美人的第三代也可获得“无工作限制的‘定居者’”这一在留资格。随后，巴西和秘鲁等国的日裔劳工增多，并作为派遣劳工在汽车和与电机相关的制造业部门工作。^[18]但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企业大幅减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失业了，无法获得来自派遣公司的对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帮助（寻找就业就会，安排住所及接受口译、笔译等服务）。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紧急对策，NGO（非政府组织）也提供了援助，但还是出现了对日本绝望而回国的人。不过，多数日裔南美人寄身于亲朋好友家，在互相帮助下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他们中间也有人将视线投向制造业以外的工作岗位。通过这次危机浮现出多元文化共存政策在很大程度是以这种脆弱的外国人劳动雇佣关系为前提的。以往，即便是不会日语的人也能得到一些就业机会，但在经济危机发生后，许多跑到职业介绍所的外国劳工都因不符合“具备一定的日语能力”的录用条件而屡屡碰壁。于是，外国劳工逐渐意识到学习日语的重要性。

此前，对于来自外国的有日本血统的孩子们的日语教学虽然不完善，但也一直在学校里进行着，而对于成年外国人，除了留学生、归国在华遗留日本人之外，他们的日语教学过去几乎都是由市民组织的志愿团体负责（另外，企业内的日语研修也是非常有限的）。但现在学习日语的重要性总算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人认为，作为定居日本的移民战略，多数失业日裔南美人将产生学习日语的热情。不过，这种观点片面地将所在国社会默默期待的定居模式当作前提。实际上，对日裔巴西人而言，在现阶段还不应该轻易地放弃重返巴西居住的可能性。因为，这将自缚手脚，减少了他们自身所具备的跨国生存方式的选项。也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定居日本就一定是最佳选择。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为了把握日裔人的移民动向，仔细关注地方层次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显得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也必须借此机会认真讨论，包含日语教育政策和多语言政策在内的语言政策所应有的内容。多语言政策是被定义为“一种理念及其政策实施，即考虑与社会多语言状况的关系，公开承认多种语言的存在，继而保障这些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权”。^[19]日语教育的制度化应以保护母语和母文化的政策实施以及设置的方式进行。如此一来，就不得不对日本的学校文化进行改革。但是，反而依靠地区组织和地方政府是无法推动这种改革的，还需要中央政府改变其基本政策。

当然，应该讨论和研究的政策性课题远不止这些，它们还涉及以下的内容。①构建接受知识型劳动者、中间型劳动者和单纯作业劳动者的体系，使之建立在劳动市场需求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基础之上^[20]；②立足长远，再次制定系统的出入境管理政策，包括长期在日本生活的非法滞留的合法化、以尊重人权为基础的难民待遇、永住申请的方针性政策等；③探讨与出入境管理政策相关的政策，如承认多重国籍、权利归化制度、保护无国籍者的权利、基于居民登记的居民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平等化、地方参政权的制度化、禁止民族歧视法和多元文化共存社会基本法等。

日本的多元文化共存政策一直是从基层开始（即“自下而上”）构建的。其中，多元主体已经进行了合作，做出了共同努力，由NGO（非政府组织）反复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出建议。例如，有许多日裔劳工居住地区的地方政府间组成的联合体“外国人集体居住都市会议”（2001年设立）和市民团体“与移居劳动者相连的全国网络”（1997年成立）每年定期与中央政府交涉。可以说，如今在来自当地强烈的要求和社会运动的面前，支撑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制度结构的应有状态正在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