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融合”还是“多元文化共存”

移民政策由“出入境管理政策”和对移民的“社会融合政策”组成（有时也将后者称为狭义的“移民政策”）。作者欲对“融合政策”和日本“多元文化共存”概念的异同加以探讨，确认21世纪“多民族化社会”——日本社会构想的基本方向。

在欧洲各国，一般指的“统合政策”，是针对将来要作为国民（市民）的移民实施的，其目标是“自上而下”地统合被分裂的少数群体（集团）。因此，移民的社会文化统合通过以下方式来测定：①在职场以外的自由时间，移民拥有多少与所在国社会的人接触的机会（社会层次）；②移民多大程度地接受所在国社会的价值和规范（文化层次）。这种统合的最终目的是将其融入所在国的社会主流文化。

另外，虽然欧美的移民研究正在对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融入移民国家（incorporation）的应有状态进行讨论，但是，这里的“融入”并非“移民愿意单方面适应接受他们的社会、并被同化的过程”，而是指“移民同接受他们的社会共同创造社会环境的过程”。因此，广田康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融入”与移民的跨国关系不是自相矛盾的社会过程。^[21]近年来，在残障儿童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包容”（inclusion）的概念不断被提起。^[22]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式被日益重视，并被视为与日本的“多元文化共存”概念相近。在这种模式中，包容社会内部所排斥的人们，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包括构建多数派社会，进行文化改革等。外国人、移民在融入所在国社会的过程中，并非单方面被后者吸收，而是“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包容型社会，这种包容型社会以建立对等的关系为基础。如此看来，需要将“多元文化共存”概念重新打造为一个更为积极的概念。

最后，关于克服同化主义的这一课题，作者想指出的是，为了实现与文化相异群体的共存，构建一个融合度不太高的“松散的区域社会”非常重要。美国社会学者皮特·布朗也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相异性在地区层次越向小单位渗透，构成相异性集团之间的人际关系就越广，最后提升整体都市社会的融合度”。^[23]虽然这不是一个已被实证研究证明出的命题，但它意味着社会融合的范围越小越好。

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多民族化正在推进。我们在把外国人和移民当作“邻居”的同时，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了创造源于地区层次的“多元文化共存”，需要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新会面和共同性再次进行构建。可以说，市民团体、地方政府、学校以及民族机构、民族团体等组织正扮演着媒介的角色，这些文化相异的主体需要一个交换意见的“开放场所”，而确保这一场所的长期存在则非常重要。2008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承认了阿依努民族的原住民身份，而2010年又是日本对朝鲜半岛全面实施殖民统治的所谓“日韩合并”的100周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不要从多民族化社会的现实中转移视线，而是应更加努力地推动“多元文化共存社会”的建立。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外国人移民政策的演变年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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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源自1940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普查。森田芳夫：《数字が語る在日韓国·朝鮮人の歴史》，明石書店，1996，第174页；永野武：《在日中国人》，明石書店，1994，第134页。

[2]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新曜社，1998。

[3] 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

[4] 渡戸一郎、井沢泰樹编《多民族化社会·日本？―〈多文化共生〉の社会的リアリティを問い直す》，明石書店，2010。

[5] 佐藤成基編《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トランスナショナリズム——変容する公共圏》，法政大学出版局，2009。

[6] 佐々木てる：《日本の国籍制度とコリア系日本人》，明石書店，2006。

[7] 武者小路公秀监修，浜邦彦、早尾貴紀编《ディアスポラと社会変容》，国際書院，2008。坩埚论（melting pot）是美国的一种同化理论，主张将各民族融为一体。出于对坩埚论的批判，色拉盆（salad bowl）理论主张保持各民族的特征，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共生。

[8]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在其著作中，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做了批判，他认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以西方人的视角对东方和一切非我族类的想象和描画。不过透过这一他人画像所映照出来的，其实是西方人的自我画像（参见Edward Wadie Said，Orientalism，Pantheon Books，1978。今沢纪子译《オリエタリズム》，平凡社，1986）。而日本人对在日外国人的认识，其实也是自我画像的反射。

[9] Douglas Lummis、姜尚中、萱野稔人：《国家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問う》，岩波書店，2009。

[10] 明石純一：《入国管理政策——「1990年体制」の成立と展開》，ナカニシア出版，2010。

[11] 船橋洋一：《国々の興亡》，《朝日新聞》2010年6月15日。

[12]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相继于2004年、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发表了《关于接受外国人问题的建议》《关于接受外国人问题的第二次建议》《应对人口减少的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和《确保和培养竞争力人才》。

[13] 関根政美：《多文化主義社会の到来》，朝日新聞社，2000。

[14] 関根政美：《マルチカチュラル·オーストラリア——多文化社会オーストラリアの社会変動》，成文堂，1989。指出自由多元主义原则上不承认人种、民族集团的法律实体，而合作多元主义则原则上加以承认。后者不仅废除人种、民族歧视，而且还在补偿过去的歧视、实现机会均等的同时，根据导入的四分之一制度将结果平等作为公共实现目标。

[15] 近年来，法国、荷兰、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相继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移民有义务参加市民权测试和学习所在国社会的语言。而且，欧洲议会正在推行intercultural city（跨文化城市）政策，准备修正超前的多元文化主义。

[16] 塩原良和：《ネオ·リベラリズムの時代の多文化主義——オートラリアン·マルチカルチュラリズムの変容》，三元社，2005。

[17] テッサ·モーリスースズキ（Tessa Morris-Suzuki）：《批判的想像力のために―グローバル時代の日本―》，平凡社，2002。

[18] 虽然名义上为“定居者”，但事实上作为外来打工者的日裔南美人，为了得到尽量高的薪酬而游走于短期雇用临时工的劳动市场里。即便他们长期住在日本，能进入正规雇用的劳动市场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19] 庄司博史：《多言語政策》，载真田真治、庄司博史编《事典 日本の多言語社会》，岩波書店，2005。

[20] 发达国家在竞相争夺投资移民和具备高水平知识、高技术的移民的同时，还在互相抢夺诸如从事家政、在工厂工作的移民劳工。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到21世纪中叶，拉美、南亚、东南亚和非洲也将出现少子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问题。

[21] 広田康生：《トランスマイグラントと都市》，载《環》第17号，藤原書店，2004。

[22] ピタ ミットラー（Peter Mittra）著、山口薫译《インクルージョン教育への道》，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23] Peter Michael Blau，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Macmillan Company，1977.